中國文化中的「對」思維
所謂「對」思維,以及由此反映在文學藝術中的「對」現象,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文化里極為講究的,也可視為「陰陽對應」關係在文學、藝術上的深刻反映。
古典文學的「對」,倒是與現代哲學中的「對立統一」有很大類似,對,是一種立體思維,包括現實中的「對」,也包括虛擬的、思想上的「對」。
這一點在為人熟知的楹聯上自不待言。雖然其肇始是從律詩中頷聯、頸聯獨立而來的文學樣式,但是經過演化已然成了中國文學中講「對」最嚴格的一種。如嶽麓書院門聯:
惟楚有材
於斯為盛
興盛於唐代的律詩可謂是登峰造極的應用了,比如杜甫《望岳》:
岱宗夫如何 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 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層雲 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
然後,往上回溯,漢賦如張衡《歸田賦》:
諒天道之微昧,
追漁父以同嬉;
超埃塵以遐逝,
與世事乎長辭。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駢文,如吳均《與朱思元書》:
風煙俱凈,
天山共色。
從流飄蕩,
任意東西;
往下傳承,宋詞、元曲等,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對句意識,也因此產生了許多經典的對句。明清小說也大多以「對句」形式作為章回題目,也是「對」思維在文學上的一大表徵。如《紅樓夢》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對」意識,我認為是中國漢語文學的一個顯著特色,其它除深受漢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他們的這類作品或許在文學層面仍然可以歸屬於漢文化範疇),其它國家文學裡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對句形式。
它暗含著中國文化追求均衡、和諧的哲學思想。所謂「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科學上是沒有實證的,但是,經過中國文化千百年不斷的豐富,它已經成為中國人思維體系的深重底色。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人特別喜歡絕句、律詩寫作的原因吧。絕句中雖然沒有律詩那樣嚴格講究字句的「對」,但是也一樣暗含音韻的平仄相對。
唐代以前的古風作品,多見上下句相同位置用同一個字的對偶句式。這個與前面提到的對聯和律詩中的對仗有一定區別。當然後來的擬古之作也保持了這樣的方式。
古人所謂「對」,並非一切定是左有一個亭子,右邊就得有一個亭子;對稱中的不對稱,不對稱中的對稱,互補的「對」,才是中國傳統美學的「對」。左邊是個亭子,右邊卻安排一個池子;上聯是「有」,下聯絕對不能用「有」,甚至與「有」近義的詞都不合適。是謂之「雙重之病」 ,非要用一個「無」,或者類似意思的詞才夠得上對聯的「對」。
古人在學詩之前的準備功夫是「對句」「對課」,從一言往上加,直至七言甚至更多。這個在魯迅先生《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有很真實有趣的描述:
…晚上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
古人就是這樣通過鍛煉「對句」能力,培養「對句」意識,達到根深蒂固的地步,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文學故事說的,有的天才詩人出口成章的重要原因。
中國傳統文化從來不是單一維度的思維。有陽必有陰,有虛則有實。園林設計、書畫創作也極為講究這種「對」。
善於抓住中國古代詩文的「對」,於進入欣賞之境有益,甚至於進入創作之境同樣是一把鑰匙,一件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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