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特別鳴謝的香港作家劉以鬯，他的文學貢獻這篇文章講清楚了！

閱讀劉以鬯

龔自強

◎ 劉以鬯的意識流小說告訴我們：要想將意識流小說寫好，先前必須有現實主義寫作的紮實基礎，能夠把握住現實的關節與要點，才能自如進入到意識流創作的美妙氛圍里，寫好意識流小說。

◎ 可以說差異性正是意識流小說的必然特性，人類的意識流動的特徵本來就因人而異。正如人們沒有必要在普魯斯特等人的意識流小說成就前冠以定語去修飾限定一樣，我覺得劉以鬯的意識流小說成就某種程度上也以豐富意識流小說的實績而成為意識流小說的經典作品，無所謂是否「東方詩化」。

不是因為一個機緣，我大概現在還不知道劉以鬯是何許人也。雖然影片《花樣年華》的片尾打出「特別鳴謝劉以鬯」的字樣，雖然在香港劉以鬯早已經是一個文壇教父級別的作家，對於我而言，香港作家依然是一個遙遠的指稱。而除了金庸之外，我實在也並不能想像出香港文學的另外一副面孔。

一切都始於閱讀。一切的改變也都維繫於閱讀。嚴肅文學實在是其間怎麼繞也繞不開的一個關鍵詞。在劉以鬯這裡，我起初懷疑，繼而擔憂，最後則嘆服地相信，它終於獲得自己最為完整的尊嚴。閱讀劉以鬯，於我而更是一個革命性的事件。我實在想不出，在商業氣息濃厚、金錢至上、處處喧鬧的香港，居然有劉以鬯這樣清醒的作家，以生命的尺幅與堅韌儘力維護著嚴肅文學「最後的尊嚴」。我更是沒有想到，香港文學的成熟作家在早至20世紀60年代起，對於文學的體悟、理解與駕馭已經如此獨到且成熟，幾乎是開創出了中國文學又一不可替代的文學道路。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劉以鬯筆下的香港文學無疑有自己獨特的韻味，且有不可取代的文學史地位。這一切都需要我們再度去認識。

201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劉以鬯經典」系列

從這個意義上說，《酒徒》之於劉以鬯就有了至關重要的意義。《酒徒》以「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的美譽名揚天下，運用大量內心獨白、自由聯想、醉態病態情境下的心理描寫等手法，刻畫出了一個在嚴肅文學與商業文字（包含黃色文字）之間備受煎熬與精神撕扯的酒鬼（文人）的痛苦靈魂，實在令人唏噓感慨。但也唯其痛苦，該作方足以在批判性記錄當時歷史的同時，創造出其時即便放之兩岸三地文壇也十足具有先鋒意味的經典之作。

「在香港，真正的文藝工作者常常弄得連生活都成問題，為了謀稻粱，只好去寫武俠小說或者黃色小說。」這是劉以鬯所容身的現實，「我」就是這樣一個真正的文藝工作者，對「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著遠為深刻精到的認知，卻不得不為了生計考慮，去寫根本不需要文學技巧而只需要擊中最為世俗的消費點的武俠小說或黃色小說。「我」內心的痛苦幾乎不可排解，於是只有借酒澆愁，在醉眼矇矓中度日如年。「我」與「酒」成為知己，在一次次的酒精麻醉中，企圖逃避現實，卻又不得不一次次在幻想、下意識或夢境中經歷現實最為嚴苛的靈魂拷問與鞭打。

針對如此的表達內容的需求，劉以鬯不得不祭出「酒」這一關鍵媒介，現實在「酒」之中變得動蕩不安，模糊不清，是非難辨，真假不分，「我」於是不得不成為一個很不可靠的敘述者，內心種種微妙瘋狂的心理動向、幻想、下意識等因此得以有近於傳神的表達。意識流手法的運用實乃不得已而為之，而實在是十分貼切於小說意欲表達的主旨。可以說，小說以最為驚心動魄的方式呈現出「我」備受精神摧折的內心世界，呈現出現實對於一個嚴肅文人的粗暴蠻橫的擠壓，每每給人以不能直面的重壓之感。但也不得不說，正因如此，小說對於香港歷史做了最為深入「內心」的「直書」，多年之後仍然足以讓人心有餘悸。在機心獨出地將小說向內心世界拓進，因此探索出意識流的中國化路徑的同時，小說也給當時的社會現實以最為辛辣的嘲諷和最為嚴正的批判。

同時不能被忽視的是，「我」身為一個文人，也在小說中不斷寫出新的小說，既有未曾寫出的嚴肅巨著的輪廓，更有已經寫出的武俠小說與黃色小說。《酒徒》的故事梗概於是可以濃縮為：「我」在嚴肅文學與非嚴肅文學之間掙扎徘徊之下的寫作史。這種小說套小說的藝術形式，是這篇小說在意識流方面的拓進之外，尤為讓人印象深刻的一點。這已經有些元小說的意思了。一般人容易對這樣的文學「實驗」之作望而卻步，進而嗤之以鼻。但對於劉以鬯來說，所謂的先鋒實驗之作，不過是為了通過形式上的探索去儘力滿足內容上的表達需求。一切都是建立在「言之有物」的基礎上的，是為了更好地切近對於「物」的表達或呈現。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有的時候，你甚至會覺得劉以鬯的先鋒之作其實有著十分「保守」或古典的內核。他一出手即是巔峰，對於意識流的化用幾乎達至爐火純青的地步，讓人不能不拍案叫絕。

一定的內容對應一定的形式，這在劉以鬯那些聞名於世的短篇小說中體現得尤其淋漓盡致。如《動亂》《鏈》《吵架》等，其所具有的別具一格的形式與其所要表達的內容有著縝密的契合，形式的創新十分新穎，卻又無往而不全然內化於其對於一定內容的獨特表達，因此又常常並不讓人覺得突兀、怪誕。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內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是對於西方相應文學流派的借鑒更多偏重於形式上的探索，並非如劉以鬯這般兼顧內容與形式，在形式的探索之中，時刻將內容的完整、意義的周全、秩序的統一放在思慮的中心。與先鋒文學那種逼不得已的極端或偏至的形式主義策略大不相同，劉以鬯的文學實驗之作因為建立在更加深厚的現實土壤之上，因為對於「內在真實」的表現並不排斥（甚至常常是建立在）精湛深刻的外部真實，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東西方文學融合的更高成就。

劉以鬯談到，「現實主義應該死去了，現代小說家必須追求人類的內在真實。」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面對商業主義的嚴重衝擊，想要致力於嚴肅文學的創造已經屬於「不合時宜」，劉以鬯卻如同一個不知世事的「酒徒」一般，執意要再行一步，進行現代主義甚或後現代主義的文學嘗試與探索，這實在是第二重的「不合時宜」之舉。但為了「追求人類的內在真實」，劉以鬯覺得實有必要在現實主義的「霸權體系」與僵硬反映論模式之外，另外開闢一片「內在真實」的文學疆域。劉以鬯對於「內在真實」的探索主要集中於意識流的種種探索之中，即便如此，他也已經向當時的香港文壇出示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硬功夫與新氣象，其寫作的一系列意識流經典之作已然向人們展示人類心理世界的豐富、深刻、廣博與複雜。在現實世界之外，那的確是一個更為深邃博大的心理世界，的確是未來文學的一個必然進向。

劉以鬯的《對倒》《酒徒》《寺內》等都是其代表性的先鋒探索之作，其主要貢獻在於對於意識流做了中國化的成熟開拓。我們讀劉以鬯的《對倒》，會覺其中的形式感如此明顯，意識流的活動明顯受制於小說的對倒形式，而對倒的形式是劉以鬯先生的獨創。在《對倒》的意識流開拓中，我們感受最深的是淳于白對自己生命的回憶和亞杏對自己生命的暢想，以及在其間呈反向對稱的生命感懷。意識流的引入只是豐富人物性格、展現時代風雲、引入更多相關物事的手段，總體上依然服務於一個現實主義的敘事目的。《酒徒》中意識流的呈現如同萬花筒，有著不同的種類與程度，但小說依然有一個基本清晰的故事結構，情節大致可尋，人物大體清晰，可資批判的社會現實更是躍然紙上，總之，意識流很好地融入了整個小說，構成小說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如同畫抽象畫大有成就的藝術家，先前必須有現實主義繪畫的紮實基礎，才能夠真正進入「庖丁解牛」般的抽象之境之中，真正畫好抽象畫，劉以鬯的意識流小說告訴我們：要想將意識流小說寫好，先前必須有現實主義寫作的紮實基礎，能夠把握住現實的關節與要點，才能自如進入到意識流創作的美妙氛圍里，寫好意識流小說。

每一流動的意識背後，都需要有善於觀察的眼睛和善於思考的心靈，都需要有對於現實本質的犀利判斷。閱讀劉以鬯的小說，我們所能感受到的那種成熟，大概就來源於他對於現實主義與意識流的並行駕馭而不偏廢。只是對於有著明確文體自覺和實驗探索傾向的劉以鬯而言，其現實主義的深厚功力往往是一種滲透其小說內里的藝術質素，表面上並不容易找到蹤跡，而其融匯西方意識流派的獨到探索則相對更容易凸顯為其小說的主要藝術面貌。綜合起來看，劉以鬯的中國化了的意識流小說既讓人經歷意識流的美妙衝擊，又歸根結底給人以現實主義的激烈拷問，不能不說是一種讓人沉醉且嘆服的更為圓融的小說藝術，不能不說是西方意識流派與中國現實最早融合而成的成熟之作。

楊義先生認為劉以鬯小說「更為顯著的特色」在於「意識流的東方詩化」：「劉以鬯小說少了一點意識流大師喬伊斯、福克納的重濁、艱澀和狂亂，而多了一點東方詩人的禪悟和明凈，他創造了東方詩化的意識流。」我覺得倒沒有必要非給意識流加上「東方詩化」的定語，用它來概括劉以鬯作為先行者的意識流探索之作。意識流小說本來就是多姿多彩，不定於一尊的，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伍爾夫等都有一副獨特而清晰的意識流小說面孔，他們之間的差異是很難被籠統帶過的。可以說差異性正是意識流小說的必然特性，人類的意識流動的特徵本來就因人而異。正如人們沒有必要在普魯斯特等人的意識流小說成就前冠以定語去修飾限定一樣，我覺得劉以鬯的意識流小說成就某種程度上也以豐富意識流小說的實績而成為意識流小說的經典作品，無所謂是否「東方詩化」。但楊義先生無疑注意到了劉以鬯小說濃重的古典意味。劉以鬯的小說之所以在進行種種現代主義甚或後現代主義的探索之際，依然有濃厚的古典氣息與明朗氣質，大抵要歸因於其中國古典文學的精深造詣。而中國古典文學的精髓即在詩詞。如果具備一定的古典文學知識尤其是詩詞知識儲備的話，劉以鬯的一些意識流小說的題旨與意趣定將能夠更容易被了悟。《除夕》《寺內》等便是需要這樣的知識儲備的文本。

除了古典文學情結之外，多種跡象證明劉以鬯其實更是一位現代詩的高手。《寺內》改寫《西廂記》，幾乎是相當於用現代詩重新結構《西廂記》的故事。甫一重新結構，即散發出強烈的意識流探索風采。對於《寺內》這樣的小說，你真的很難分清到底是用現代詩的形式寫作小說的探索方式激發了意識流小說的鋒芒，還是意識流的種種探索取徑因為內通於現代詩的內在氣韻，而激活了現代詩的全新可能。閱讀《寺內》，總無異於讀一首漫長又在每一局部充滿挑戰與誘惑和困惑的現代詩，在文本的開放、跳躍與隱藏之間，意識流小說的創造潛能每每讓人驚嘆不已。其實，以寫詩歌的方式寫小說正是劉以鬯小說的一大特點。劉以鬯曾坦言「我寫過一些不是詩的詩」，這就可以看出他對於詩與小說關係的某種自覺。東方詩化如果不是一種標籤，而作為我們切入劉以鬯小說的一個特定角度，我覺得還是大有意義的。

劉以鬯有意識在小說諸方面做多種探索，詩化只能是其中一格，我們在其短篇小說集《寺內》中，可以看到其對小說藝術諸方面探索的不遺餘力。小說藝術的萬花筒在我們眼前變幻，你很難分清到底劉以鬯傾心於哪一種具體的小說路數，你只能感慨並嘆服於劉以鬯所出示的小說種種可能之奇妙。在內地新時期文學尚未到來之時，偏於南天一隅的劉以鬯某種程度上已經超前又超前地進入了新「新時期」文學的探索論域，且已然取得令人矚目驚嘆的不凡成就。鑒於此，劉以鬯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其實已經無法被忽視，其在文學上的種種探索也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的寶貴經驗，而彪炳史冊，引領後人。

就意識流小說的中國化或中國演進之路而言，劉以鬯將始終是一個不可跨越的人物。不僅僅是因為《酒徒》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更因為在東方與西方藝術相碰撞的當兒，劉以鬯堅守東方主體，創造出較為圓融的立足中國（香港）本土的意識流小說。現在來看，依然可稱成就斐然。

儘管人們一般只在意識流小說的話題下對劉以鬯讚譽有加，我必須得說，劉以鬯其實更是一個當得起的綜合的文學大家，其對中國小說的開拓與探索涉及到小說藝術的方方面面，其留下的不朽巨著也將從各個方面對中國文學影響深遠。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劉以鬯因其持之以恆的默默耕耘已經成為香港文壇殿堂級的人物，其對香港文學的多種開創，需要香港文學的後人仔細領悟。同樣，儘管人們一般對劉以鬯小說文體家的身份讚譽有加，我必須得說，劉以鬯的小說始終都是及物的寫作，始終都與香港這片土地，香港人這個群體有著血肉般的密切聯繫，他對於香港每一刻「現實」的批判都無法不讓人刮目相看，也正是在這種對每一刻「現實」的漫長書寫之中，劉以鬯對香港歷史做了最為深情、最為深入也最為翔實的記錄，飽含著深情與批判，記錄著其間的痛苦與光榮，掙扎與快樂。

並非在香港寫作就足以成為香港作家的代表，而實在是因為劉以鬯立足香港這片土地，寫出了香港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人民的精髓、神髓與致命的「怕與愛」，實在是因為劉以鬯寫出了最為香港的香港歷史，成為後人無法不仰視的文學高山。

然而劉以鬯只是簡而又簡，淡然而又淡然地說：「我無意寫歷史小說，卻有意給香港歷史加一個注釋。」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正是在這個「注釋」里，有香港文學的全部榮耀與精華，而循著這個「注釋」所出示的道路出發，香港文學定將有一個光輝燦爛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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