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讀的四本西書

劉皓明，美國瓦薩學院教授。（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國內讀大學那幾年，高校師資正普遍處在青黃不接的時期。我從課堂上直接得自師傳的十分有限，大學對於我來說，最珍貴的就是同窗和圖書。

在當時我所上的大學的圖書館中，我利用最多的是西文書，其中英國文學和史學佔了很大比例。已經不記得是何時立意要充分利用那座圖書館的外文藏書來研讀英國乃至西方文史了，只記得一本一本地從圖書館借閱藍色、綠色或緋紅色布面精裝的英國書。在外文書方面，那座圖書館得益於老燕京的家底兒，上個世紀前半葉出版於英美的文史類書籍收集得在國內看就算很全了。記得當日借閱的書中，有Ernest Rhys總編的凡夫叢書（Everyman』s Library），有牛津版詩集或文集叢書等等，書的內容則多是十六到二十世紀的英國乃至西方文史類書籍。利用圖書館的同時，我還從北京城裡幾處中國書店搜集了一些英文舊書，偶爾也能找到一點兒法文德文書。英文書中有不少就是凡夫叢書里的。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在冬天周末冒著北京特有的刺骨寒風和沙塵、在夏天冒著驕陽，從海淀騎自行車一路狂奔到新街口、琉璃廠和燈市東口的舊書店淘書的那些日子。無論是從圖書館借來的還是從舊書店裡淘來的，那些英文書大多是布面精裝鉛印毛邊書，書頁雖皆已泛黃，然而拿在手裡很有質感，棉質厚實的頁面和由於鉛字壓印而略顯凹入的一個個字母也彷彿有一種金石銘文感。當時看過的書從文藝復興的劇作家到二十世紀初的作品都有。我自己淘來的那些書後來出國時都留給了老同學繆哲。

這一時期讀過的書裡面，在狹義的學術類之外，對我影響較大的幾部，就出自這些借閱與購買的英文書，而且都屬於凡夫叢書。我這裡舉出其中的四部，作為重中之重。

一是麥考來（Lord Macaulay）的名著《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 三卷， Everyman』s Library, 1906, 編號34-36）。若按照德國歷史主義哲學家和史論家的標準，麥氏的這部英國史恐怕不能算作西方史學中最重要的著作。而按照今天人文學界對史學的要求，這部著作就更入不了學者們的法眼。然而在我看來，從這部書中可以看出這個昔日日不落帝國經營全球的治世良方。

麥氏《英國史》屬於老派的史著，其精彩不僅在於所敘的歷史，更在於敘述中所體現的臧否標準，此外還有不輸於這兩者的文采。比如在書的一開始說到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三國民族性格之差異時，作者這樣寫道：

而在另一方面，愛爾蘭人卻因另一些品質而著稱，這些品質更易於使人有趣而非能使人發達。在北歐民族中，只有他們具備演戲和演說的天分與活潑，這種天分本來是地中海沿岸土生土長的。（第一章）

這段話中所蘊含的對人情的深刻洞察——實證派史學歸納為種族、氣候、環境三因素——以及精確而完美地表達這種洞察的文筆，不僅是麥考來著作的特點，在我看來，也體現了英吉利民族最高的政治智慧和力量，使得他們——正如弗吉尼亞·伍爾夫借其小說中女主人公的口所說——具備「騎士品質和勇敢」，令他們能「合議條約、統治印度、掌控金融」。他對愛爾蘭民族性格的觀察，即他們具有令其讓人覺得有意思、卻不能令其發達的品質，在今天的環境下也許會被熱衷於政治正確的人們斥為偏見，然而這種偏見在我將要列舉的第二部最重要的著作中——埃德蒙·柏克的《法國革命反思錄》（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in France, Everyman』s Library, 1910，編號460）——被提高到一個歷史和歷史主義的高度：

在這個啟了蒙的時代，我要斗膽坦承：我們一般而言是些具有不經教訓、天然自來情感的人；我們不是要拋棄一切舊的成見，而是相當珍愛它們，……成見在緊急時刻應手可用；不會使思想在需要決策時猶豫不決、優柔寡斷。

把麥考來和柏克的書放在一起看，就愈發能深刻、精準地理解盎格魯薩克森民族賴以獲勝的精神品質和行事方式。這兩部書中，柏克的書於我特別重要，尤其因為我曾一度受託要將它翻譯成中文。當年在北京求學時我曾從外國思想史學者何兆武先生游，何先生為提攜後進，把商務印書館委託他翻譯柏克此書的任務轉交給了我，我也的確曾經開工動筆，想在法國革命二百周年之際將書譯完交稿。無奈我終究未能趕在法國革命二百周年之前譯完，便遽然出國，翻譯最終半途而廢了。

這兩部英國著作之外，我應該特別推薦另一部亦史亦論的著作，只不過它不是英國的，而是義大利的，那就是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The Prince, W.K. Marriott英譯，Everyman』s Library, 1908，編號230）。雖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曾經出版過這部名著的轉譯本，但是中譯本中狼犺的外國人名十分影響閱讀，所以還是看的英譯本。由於大學專業相近，當時我周圍的同學經常討論這部名著，但是人們所說的也無非就是「目的證明手段正確」這句名言，對全書豐富深刻的內涵並沒有多少討論。今天的青年學人熱衷於談柏拉圖、談《理想國》，往往忽略了馬基雅維利的重要性。然而在我看來，《君主論》是一部每一個字都應該用黃金鐫刻的經典中的經典，包含著中國讀者十分缺乏、急需添補的益智養分。我實在覺得，每一個在工作和學習上跟國際、跟歷史有關的人，都應該先通過一個《君主論》的資格考試。

最後我想以一本藝術方面的書讓這份書單結束於一個稍輕鬆些的音調上。我想提的是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的建築史名作《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三卷，Everyman』s Library, 1908，編號213-15）。就像我大約同時參與翻譯的侯世達（Douglas R. Hofstadter）教授的《集異璧之大成》（商務印書館：1997）從一個表示加法的符號串開始，一步步導引讀者進入數論的迷宮一樣，羅斯金從一塊粗略鑿成的石料開始，最終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建立起了輝煌的聖馬可大教堂。康德曾有名言說：「兩件事充滿著我的心靈，而且我們越是對其反思，越是令我們的心中不斷增長景慕與震撼之情：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而我要在這兩者之外，加上雅典處女神廟和羅曼式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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