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還是不正經？姜文才不怕影評人

娛樂 07-17

豆瓣7.2，對於國產電影，不算差，但對於姜文電影，低。

姜文在《邪不壓正》（改編自《俠隱》）里的玩兒心有點太大，換作其他導演，要是有這種玩兒心，這片子早就給玩死了。（文末福利）

在《鬼子來了》中，那句「大哥大嫂過年好」，這也是玩兒，但因為它與人物身份、中日語言文化差異、掛甲台村粗野純凈的氣質等彼此血肉相連，故而才玩成了華語電影里至為經典的一幕。

電影《鬼子來了》

在《邪不壓正》中，抖機靈的台詞同樣有，「我是你異父異母的親兄弟啊」、「我在你床上躺了這麼久，你都沒動我，這是對我最大的侮辱」，等等，都抖到了點子上，但是「格言」的屬性太強，從電影里拎出來，本身就很有味道，放在電影中，自然不需要劇情為其加強含義。

然而另有一些台詞，卻令人恪得慌。

比如，彭于晏飾演的李天然要去燒日本人的鴉片倉，臨走對小裁縫關巧紅說，「幫我把酒溫著」，說罷，已躍去屋頂，小裁縫自語，「白蘭地也是可以溫的嗎」。這酒當然不用溫，小裁縫知道，在美國長大的李天然更知道，俠客愛溫酒，姜文在此抖了一個關於「俠」的機靈，但因為與塑造李天然一半性情的洋人文化有衝突，所以這個機靈被抖成了一根「魚鯁」。

這種「鯁」，影響了電影的流暢度。

而某些流暢度未受損傷之處，卻以另一種方式將《邪不壓正》本來的意義給「扭曲」了。我指的，是電影最後，廖凡飾演的朱潛龍與李天然師兄弟之間的決鬥。

這場決鬥不可謂不精彩，短短几個騰身，決鬥之動作性已至飽滿，兩人左手右手不斷藏槍現槍，決鬥之詼諧性溢出銀幕，在白沙鋪就的日式庭院中，以空鏡推出日本軍官根本一郎坐過的椅子，根本一郎消失，決鬥之詭譎性、儀式感，都在這一空鏡中了，兩人互掐眼睛，則又得暴力美學之韻，那麼問題出在哪兒？

出在兩人自屋頂摔落時，一上一下平躺的姿勢，廖凡的右手，伸在彭于晏左胸的和服之中。這一伸，本是絕妙，現在的觀眾們不就都愛看個「腐」嘛，《唐人街探案》要腐一腐，《我不是葯神》要腐一腐（呂受益伸手摸程勇大腿這一動作），然而，結合兩人決鬥時種種台詞、心機，姜文竟在此最大程度地強化了廖凡與彭于晏的CP感！

彭于晏與周韻，送自行車、送白大褂、說情話、互相鼓勵，還發生了一場我們都沒看見的性關係，CP感卻遠遠不敵廖彭二人最後這一場「相愛相殺」——毫無疑問，廖凡為邪，彭于晏乃正，但正邪一經碰面後，便你逗我來我逗你、動作曖昧搞「襲」胸，台詞反覆似瓊瑤，還正什麼正，邪什麼邪，乾脆正邪之間貼個「囍」字，就能……（此處請自行腦補）。

顯然，姜文的玩兒心有點過頭，未在這樣一部電影中掌握好「正邪對立」的分寸，正邪之間如此對決，顯見姜文這次玩兒得頗為主觀。

我們再看《鬼子來了》，日本軍官真心實意將糧食送給掛甲台村民，這是日本人尊重契約精神的體現，隨糧食被送到掛甲台村的，還有軍官決定屠殺村民的「真心實意」。這是當時日本軍隊的戰爭本性，兩種真心實意，姜文不為任何一方叫好或辯護，只如手執手術刀，將日本軍官一剖為二，人性的層面涇渭分明卻又合於一線之間。

電影《鬼子來了》

但在《邪不壓正》中，面對以七七事變為背景的歷史性敘事，姜文對電影敘事的玩兒心，反倒壓過了他對歷史敘事的客觀思考。

這種玩兒心，反過來影響了電影敘事的流暢：他想把太多玩世不恭的電影態度放進敘事中，甚至幾番「引用」自己過往的電影經驗，試圖在一個其實比較單薄的復仇主題中，完成一次姜文電影風格的大融合。

比如曹雪芹分別在藍青峰宅邸的其中兩個房間，以及鐘樓這三個地方寫出《紅樓夢》，真真假假戲謔難辨，這顯是在援引《讓子彈飛》中「黛玉晴雯子」的梗，但遺憾的是，「黛玉晴雯子」前有因，後有果，被完美融入了當年那場殺氣騰騰的華麗敘事中，而《邪不壓正》中的《紅樓夢》，卻未與敘事形成血肉關係。

《讓子彈飛》中「黛玉晴雯子」

這些看似頗有文化幽默性，實則屬於無效敘事組成的部分，使劇本呈現一種「浮腫」狀態，而其中最「浮腫」的部分，非史航飾演的影評人無疑了。將影評人潘公公這個角色以及他所有動作，全部自《邪不壓正》中拿掉，或換為一名年齡老邁的一般掌柜，我試想了一下，實在不覺得會對電影敘事有任何影響。

尤其那句「沒看過電影就不能寫影評嗎？我的影評只寫五個字。」——玩一玩影評人，又有何不可呢？或許這是姜文自身的想法。

對於電影，姜文的情感必然是單純的，只有單純的人，才能玩兒出複雜的藝術，但若對玩兒心不加節制，必然在這門藝術中會有所失控。電影看似天馬行空，實則需要精確控制，天馬行空的每一個鏡頭，都必須被控制在敘事邏輯和美學邏輯的範疇之中。

比如，槍抵在腦袋上，腦袋卻可以完全避開破膛而出的子彈，可謂十足帥氣兼極有創意，然而，對於觀眾而言，這已不僅僅是對子彈速度與躲避速度的簡單想像（畢竟林青霞能在《東方不敗》中接洋人的子彈，李天然又為何不能如此避開子彈呢？），而是要對槍口與額頭之間那近乎魔幻的物理狀態進行想像：槍口與額頭之間那麼近，腦袋要怎麼偏？子彈從槍膛衝到槍口的時間，竟然慢過李天然偏過腦袋的時間？

實在沒辦法想像。

然而，以上種種還不算《邪不壓正》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在於，彭于晏。

彭于晏的演技被廖凡一「照」，便相形見絀，而姜文也對彭于晏的肉體進行了過分展示，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彭于晏所飾演的角色李天然，他的「人物驅動性」顯然嚴重不足。

在劇情片中，人物的性格決定其行動，多個人物的行動彼此影響則交織成故事，故事再返回人物，促使人物進一步行動，如此直至故事落幕。李天然作為《邪不壓正》的主角，其行為幾乎完全是被動的，雖然他不時流露出自主精神，但這種精神最終都以小孩似的犟嘴作為出口，而沒有驅動他做出積極的行為。

他用言語反駁亨德勒爸爸的安排，在小裁縫的質疑中迷惘而自責，又全盤按照藍爸爸的安排來行事，藍爸爸進醫院時，甚至問出「你不是我爸爸，那誰是我爸爸」這種「嬰幼兒問題」，令人懷疑他根本沒有自主人格，畢竟，在這樣一個風雲暗涌、歷史突變的殘酷故事中，到處都有比「誰是我爸爸」更重要的事。

李天然既未真正融入歷史的風浪之中，也未以血肉相連的方式融入過自己的復仇生涯。

他如同壯美的木偶，被兩個爸爸和一個女友提線操縱。

或許姜文意在表現李天然的懦弱，但電影中的主角，即使懦弱，他的懦弱也應該能驅動故事發展，而李天然的，則完全不能。

但神奇之處在於，饒是有如上種種缺憾，《邪不壓正》仍然被姜文給穩住了。

而姜文何以為姜文，全在這穩中。

電影開場，兩顆人頭朝一片雪地壓近，夜黑，兩人講的都是鏗鏘字句，這就如同《鬼子來了》中那在雪地晃來晃去的探燈，很姜文。

當一場收音效果出奇震撼的屠殺結束後，出片名，隨字壓出一片血紅，壓滿整塊銀幕，這片名出得很昆汀，但同樣很姜文，是影迷熟悉的暴力美學。

舊金山，金門大橋，以及之後的布魯斯·李，讓彭于晏過了把「李小龍癮」，回北京，火車進站，鏡頭掃到北京城牆，城牆樹枝上皚皚白雪，厚重的煙火氣，爬的都是歷史風霜，仍然姜文。

畫面剪輯凌厲如擊快鼓；一般電影都給演員正反打，這裡除了演員，還順帶給密集的台詞來一番正反打；屋頂抒情浪漫如有風拂面，屋下陰謀詭計處處是局；封上最後一塊磚頭，光被抽走的?瞬間，背影如有神性，緊接便來一句幽默台詞……這些，全都很姜文。

它們全都是姜文那不同尋常且令人臣服的電影感，漂亮而且瘋狂。正是這種電影感，成就了《鬼子來了》和《讓子彈飛》，也穩住了《一步之遙》和《邪不壓正》。

成就和穩住之間的差距在哪？在共情。

共情這件事，俗，所以有自認很懂姜文的人說，你別到姜文的電影里來找這麼俗的東西，但共情這件事，卻必不可少，故而唯有達到共情境界，姜文的電影感才有意義。

否則，它雖仍是了不起的電影美學，但也僅止於美學。

說共情乃俗物的人，大概認為共情就是情感共鳴，殊不知情感共鳴只是共情的第一層次，而姜文的一流電影，達到的都是共情的第二層次，即越過情感，直抵思想。

姜文電影的思想，首先是歷史的，《鬼子來了》的中日之戰、《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大院歷史，然後是人性的，日本軍官的一體兩面，馬小軍的餐桌犯渾。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

而共情的第三層次，既不越過情感，也能抵達思想，姜文電影的強烈個人風格，其實很難令電影本身做到這種軟硬交合的共情最高境界，但觀眾仍然能夠在某些細節中窺到這一境界的閃光。

而《邪不壓正》中，拍得最姜文的，是餐桌戲。

藍青峰與朱潛龍的兩次對餐、六國飯店的聚餐、藍青峰與根本一郎的午後茶談，無不張力十足，對話、動作之間既得幽默風趣之道，又埋陰謀設局之狠。

昆汀在他的打戲中鋪展自己的暴力美學，這點在《邪不壓正》里，似被姜文引用，而姜文自己的暴力美學，則全被藏在餐桌戲中，乃是以權力催動思想暴力，從而形成美學風格，這權力，包括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權力，侵犯與守護之間的權力，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權力，當然，還有屋頂與屋下之間的權力。

這就是姜文，和他的《邪不壓正》。

作者| 縣豪；公號| 看電影看到死

編輯| 騎屋頂少年；轉載請註明出處

影迷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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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隱》

作者：張北海

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書《俠隱》是姜文電影《邪不壓正》的原著小說。講述的是民國初年的俠義故事，在文字中復活北平繁華頂點。

走過八千里路雲和月，作者回望老北京的工筆長卷。《俠隱》的寫作歷時六年，參考了好幾百本有關老北京的中英文著作，因而，對三十年代北平的描寫確鑿、細緻，無論是一街一門，還是一草一木，都符合當時史實，宛如城市在張北海筆下復活。

阿城先生稱讚《俠隱》具有「貼骨到肉的質感」、「果然好看」。張北海筆下的北京，是一個「有錢人的天堂，老百姓的清平世界」，傳統和現代，市井和江湖，中國的和西洋的，平常的和傳奇的，融為一爐，它透過今日開放社會的眼光去回望傳統，發現其中的美好，並創造一個理想的城市。真正的老北京已經消失，而張北海卻用文字使它復活，使它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