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洮州《於氏派衍家譜》
【編著注】原文是李勇進、劉永明先生2018年發表於《宗教學研究》上文章，原文標題：洮州《於氏派衍家譜》與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歷史，本文轉載修改標題為：甘肅洮州《於氏派衍家譜》。
字數很多，請耐心閱讀。
關於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研究，目前學界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以張澤洪、張橋貴等先生的研究論著最具代表性，而對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道教的研究則顯不足。明清時期，西北道教的傳演呈散亂狀態，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史料奇缺，難以搜集到系統性的資料，故很難整合出清晰的派系源流，使得少數民族地區道教的研究十分艱難。筆者在田野調查中搜集到一部道士家譜 ——《於氏派衍家譜》，該譜始撰於清乾隆年間，後經多次續補，紹述了道士家族於氏在洮州近600年的發展史，對探究明清時期道教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狀況、全真龍門派在家道法脈傳承及道官的任職模式等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一、《於氏派衍家譜》概要
2016年底筆者在調查甘南藏區道教發展現狀時，獲悉在2014年4月，甘肅臨潭縣檔案局曾徵集到一部在清代擔任洮州「道紀」的家譜，家譜原件現藏於臨潭縣新城鎮北街於氏後裔家中，該縣檔案館存有影印本。筆者經過多方打聽，有幸於2017年4月在於平老先生家中見到了家譜原件。《於氏派衍家譜》（下簡稱《家譜》) 雖篇幅不大、字數不多，但記述時間跨度之長，內容記載之完整，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全真在家道士的家譜中是極為罕見的。該《家譜》反映了明清時期一個全真龍門派在家道士家族在洮州地區的繁衍發展，以及清代洮州道教管理機構的設置與道官的承襲情況，是一份彌足珍貴的研究少數民族地區道教的文獻，但目前還尚未引起學界重視，故本文擬通過與《明實錄》 《洮州廳志》等相關文獻的互參比較，對家譜所涉相關內容及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研究的價值做一初步探討。
《家譜》系線裝紙本，共1冊不分卷，封面封底用薄紗布裱褙，頁面高27.5厘米，寬20厘米，計51頁。全書品相不佳，外觀相當古舊，有水漬浸染痕迹，紙色泛黃，破損較為嚴重，部分文字己無法辨認。該譜為楷書手寫，前後字跡不一、變化較大，可以看出並非出自一人之手，整體而言，前期字跡較為工整，文筆遒勁有力、 字體優美；後期則比較潦草，並有塗改跡象。《家譜》「封面」已殘破不堪，自右至左豎寫有5行文字，字體不甚工整，從筆跡來看，前兩行與後3行字體有明顯差異，當為不同時期書寫。首行寫有「嘉慶二年」4字，次行寫有「嘉慶二年歲(漫漶不清，無法識別）」字樣，第3行為「鶴環堂」3字，末兩行分寫有「祖先祠供奉」及「於氏派衍家譜」。「封底」居中豎寫有6字，前兩字較清晰，為「嘉慶」二字，後4字字跡模糊，似為「十五月旦」4字。《家譜》 每頁字數不等。「序言」部分共6頁，滿行16字；「世系」部分記述格式為「牒記式」，無圖表，僅用文字來表述家族世系關係，字數不等，少者僅15字，多者200餘字。《家譜》自「序言」始，每頁均鈐有印章，為篆字，枚數不一，少至1枚，多至2、3枚，或在正文，或介於左、右頁之間，因年代久遠，部分印文已較模糊，但大部分能夠辨認。「序言」首頁右方偏上、從上至下依次有印章3枚，1、3印章極小，第1枚印文為「鶴環堂」，第3枚印文已模糊不清，無法識別；第2枚呈方形，印章較大，上印「鞏昌府洮州廳道紀司之祀記」字樣，此枚方形印章在家譜前15頁均有，自16頁開始，除這枚方形印章外，又添有另一方形印章，上印「洮州撫番府 道紀司開印」字樣。
該譜曾經過多次撰補續修。首次撰寫於乾隆十七年（1752)，內容包括序言及10至16代世系。書中第14頁從右至左豎寫有文字共7行，前3行為「謹於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夏四月吉日謄述家譜，以示嗣代庶俾緒述以垂不泯矣」，後4行寫有「十六世玄孫經邦字灴南，號象垣，道號鰲岫，薰沐述書於鶴環堂祖先祠藏，供永垂吉兆雲圖書」。根據《家譜》的記載，於經邦生於康熙四十年（1701)，卒於乾隆三十三年 (1768)，籙名「清海」，於雍正十年（1732)承述「道紀」。本頁有印章6枚，除了印文為「鞏昌府洮州廳道紀司之祀記」外，其他幾枚都很模糊，能識別者僅一枚，上印「灴南道人」，乃於經邦的私印。第二次續修是在乾隆三十三年 (1768)，與第一次時隔16年，續修者為於義慶。 據《家譜》所載，於義慶是第17代傳人，為於經邦次子，生於乾隆六年（1741)，卒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籙名「陽元」，道號「清溪」。書中第50頁從右至左豎寫有4行文字，為「時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五月吉旦，父命後裔義慶薰沐謄述先主字派」，明確說明，乾隆三十三年 (1768)，於義慶在其父（於經邦）授意下對家譜進行了續撰，同年於經邦卒。本頁有枚與上兩枚方印同樣大小的印章，在《家譜》中僅出現過一次，由此推測，這枚印章應為於義慶的私印，上印「鞏昌府洮州撫醫學典科祀記」。「醫學典科」，系清代醫學職官名。據《稱謂錄?醫學官》記載：「禮部則例，凡直省醫學官，府曰正科，州曰典科，縣曰訓科。」又據《清史稿?職官三》記載：「醫學，府正科，州典科，縣訓科，各一人。倶未入流。由所轄有司遴諳醫理者，咨部給 札。」說明，於義慶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時正擔任洮州「醫學典科」一職。從《家譜》首頁題「嘉慶二年」（1797)來看，是年曾對家譜做過增補，但《家譜》中無明確記載，故無法確定由誰執筆。《家譜》下限敘至第22代傳人於采蘋卒於民國十四年（1925)止，下記有子：守業、守仁、守禮，最後一次增補可能出自三人之手。於采蘋字南濱，籙名「永敬」，為家譜所敘最後一位承襲道紀者，《洮州廳志》有載。《家譜》自17頁始，詳列13世至22世各代名諱、籙名、字、號、配氏、生卒年月、葬地等。世系部分書寫結構一致，但字體、文風有明顯差異，反映出於義慶以後不同時期增補的過程。
二、《家譜》內容考述
《家譜》以於氏家族中承繼「道紀」職官一支為主脈，內容有「序言」、「宗譜世系」，無 「小傳」、「後記」。「序言」敘其家族淵源，10世以前家族事迹為追述，對落籍洮州之始祖及2世祖有簡略記載，2至10世無載。「宗譜世系」自10世始，10至12世僅列名諱。12世以後除個別有舛誤外（如「16」誤寫作「17」），對歷代家族成員名諱等記載均比較明晰。續修下限至民國十四年（1925)傳人於采蘋，前後共計22代。
《家譜》封面寫有「嘉慶二年（1797)，鶴環堂祖先祠供奉，於氏派衍家譜」字樣。「鶴環堂」是於氏宗族祠堂的堂號，可視為其家族的標誌。目前全國已統計的於氏堂號多達70餘個，有祀先堂、敦倫堂、孝思堂、餘慶堂等，但並無「鶴環」堂號，該名號或與於氏為道士家族有密切關係。眾所周知，道教往往將「鶴」視為仙的化身，因而道士也稱為「羽士」，道士得道成仙稱為「羽化」、「駕鶴西歸」。所以，於氏將祭祀先袓的祠堂堂號命名為「鶴環」，某種程度上是其家族道士身份的隱喻與象徵。
《家譜》首頁有一段「序言」，雖筆墨不多，但涉及於氏家族淵源及相關史實，故先將其內容迻錄如下，錄文盡量保持原來格式：
於氏派衍家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所以昭信紀實，重本篤親，實後世子孫，不敢忘所自 也。蓋支分派衍之際，系序易淆，非筆之於譜，將數世以還，茫然不知祖考所自出，相視如秦越焉。故家譜之作於蕃（繁）衍之日者，誠函而作於遷析（徙）之初者，尤不容緩也。於氏之元（源），出於古應天府 ，別號建康口。明初洪武五年壬子歲（1372)，始祖昆仲三人，長諱曰濂，次諱曰激，三諱曰濡，隨成祖即永樂，因翻閱道藏，迀居燕地，後迀北直河間府。
濂祖奉詔勅，守藏道籙史，俸四品級。永樂甲午歲（1414)，封二世子淳化王御諱真泓，少從儒書，播（博）覽道藏，極好道學，參籙授職。隨淳化於榆中金城，乃今之蘭州府。永樂戊申年，始袓三人，各迀一邑。始祖激，隨都督李公原有舊戚，迀移到洮，生子一，諱相，奏籙名演琴。濂袓住蘭，濡祖迀居西寧。洮之始祖，耋壽告終，卜葬於西郊煙墩山，因山崩土流，無可追祀。後演琴祖，卜地於北郊小灣陽山，乾山巽向。後因仲叔蕃（繁）衍分派，卜地於南郊鳳凰山右陽側中窩穴結，乾山巽向。舊有家譜，泥末無考。待至十世以來玄祖二人，長諱全祐，次諱全明。十一世高祖諱希儒等奏篆名曰真和、暘，分派十二世曾袓諱天成奏籙名曰沖輔、正等葬北、南郊。自高祖分派、曾袓沖輔於康熙七年（1668)，因禱雨應時、醮建黃籙，郡伯頒給禮部劄付受理道紀，於康熙丁已年（即康熙十六年，1677)壽終。曾祖妣李氏，生祖四人，長諱文鑑，二祖諱文錦，三祖諱文銘，吾祖諱文錫。大祖鑑承繼道紀，惟吾祖及祖母王氏葬於南郊祖塋，生吾父諱應龍，奏籙名元蘊，原命庚申（即康熙十九年，1680)相系。康熙十九年生，於康熙甲午歲（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承繼道紀，於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初七日戌時告終，年七十二歲不疾而逝。因而祖塋穴窄礙難妥葬，不孝經夙夜憂惶恐誤葬期。特邀高賓卜地於南郊上川鳳凰山之左，正面辛金來龍納端陽溝乾水、張灣堡壬水。此理辛壬會而赴歸東郊關兒河灘辰字入庫，乃為陰陽正配龍水全吉之局，定山定向縫針分經七坤三未丁癸二分，合天星於天關畢掊井星七九度，過申未過丑寅鉗就申山寅向，擇於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初一日己時安葬，擇四柱辛未年癸已月丁酉日乙已時卜就，昭
穆禮葬。今將十世玄祖以後派衍名諱、娶室生子序繼於譜，以遵考歷自出垂芳百世，不億之源遠矣！謹述。
從上引「序言」中大致可反映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關於於氏的祖籍。文中稱：「於氏之元（源），出於古應天府，別號建康。」明時應天府即洪武朝京師南京，即於氏袓籍為今江蘇南京。這種說法除在《家譜》中提及外，並不見載於其他文獻中，是否可信還需證之於其他史料。明以前，洮州為藏族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地，漢族久居此地者極少。明代是內地漢族移民大批進入洮州的主要時期，主要為軍事移民。明洪武四年（1371)，中央政府於洮州置軍民千戶所，屬河州衛管轄；洪武十二年（1379)，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反明，大將沐英奉命率軍征討，叛亂平定後，築洮州衛城，同年升軍民千戶所為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下轄五千戶所，隸陝西都司。正是在這次軍事行動中，跟隨沐英西征的以漢族為主的隨軍將士開始留戍洮州，「洮州衛的設立，不僅增強了明朝對洮州地區的直接控制，也擴大了漢族人向洮州地區移民的規模」。永樂時期，安徽籍將領李達奉命鎮守洮州，也帶來了許多江淮漢人。1938年，顧頡剛先生考察西北教育時曾到過洮州，後在《西北考察日記》中對當地的民俗有過這樣的描寫：「此間漢回人士問其由來，不出南京、徐州、鳳陽三地，蓋明初以戡亂來此，遂占田為土著……若趙、若馬、若楊皆自謂南京&絲巷人，此間有民歌雲『你從哪裡來？我從南京來，你帶的什麼花兒來？我帶的茉莉花兒來』。洮州無茉莉花，其為移民記憶中語無疑也。」事實上，當地群眾中至今還流傳有祖先是從南京迀來的說法，該地無論從民居、婦女服飾，還是節日神事、日常用語，都明顯帶有明代江淮遺風的烙印。據此可以推測，於氏家族當為明代陸續迀入洮州的江淮移民「大軍」中的眾多成員之一，故《家譜》稱其袓籍為南京的說法是比較可信的。
第二，於氏始祖迀洮時間及與淳化王朱真泓、洮州衛都督僉事李達之關係。「序言」稱： 「永樂戊申年，始袓三人各迀一邑。始袓激隨都督李公（即洮州衛都督僉事李達）原有舊戚，迀移到洮，生子一，諱相，奏籙名演琴。濂袓住蘭，濡祖迀居西寧。」考永樂朝並無「戊申年」， 永樂朝前後的「戊申」年分別為元至正二十八年 (1368)和宣德四年（1429)。顯然，《家譜》載於激在永樂戊申年迀洮一事有誤。又「序言」載於激長兄於濂曾隨淳化王到過榆中金城；而《洮州廳志》則載：「始祖（於）激為明藩純化王所愛，入道藏院得異書《天心正法難香秘旨》等 數十卷。都督李達征西寧拔歸洮，使居隍廟，世司禳除霜雹焉。」 如上述記載無誤，則可說明於濂、於激兄弟二人都曾與淳化王有過交往；於激還被洮督李達安置於洮州城隍廟，司掌祈禳事宜。然考之文獻，與史實多有不符。
「淳化王」朱真泓，《明史》無傳；《重修皋蘭縣誌》記載，朱真泓為明肅恭王朱貢錝之子， 屬朱元璋庶十四子肅王朱楧一脈。朱楧於洪武十一年（1378)受封漢王，二十五年（1392)改封肅王駐平涼，後設藩於甘州，建文元年（1399) 移於蘭州。據《明孝宗實錄》記載：「弘治五年 (1492)三月戊子：賜肅王貢錝子名曰真泓。」據此則朱真泓應生於弘治五年（1492)三月前不久。又據《續文獻通考》卷208《肅國傳授世次》記載：「淳化王真泓，貢錝庶二子，弘治十三年（1500)封，嘉靖三十—年（1552)薨。」《重修皋蘭縣誌》記載相同，則「序言」稱 「永樂甲午歲（1414)封二世子淳化王御諱真泓」一事與史實不符。因此，永樂甲午年（1414)於濂隨朱真泓到過金城及於激「為淳化王所愛入道藏院」兩事都與事實相違。不過，從朱真泓生平事迹來看，其與道教關係確實極為密切。在明代，宗藩崇奉道教者不在少數，藩王中以「道人」為號的情況較為普遍，僅肅王系成員中擁 有道號者便不止一二。據考證，朱貢錝諸子中，朱真淤道號為「光霽道人」、朱真泓道號為「元一道人」、朱真滰道號為「寶真道人」。而朱真泓子朱弼果亦有道號，為「惟一道人」。顯然這些自取的道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他們對道教的 信奉。所以，「序言」明確記載於氏兄弟與崇奉道教的朱真泓有過交往似有所本，但事實究竟如何，尚需更多材料來證實。
李達生平事迹，《明實錄》只有零星記載，《明史》中僅載有一句：「李達，定遠人。累官都督僉事。正統中，致仕。」據《洮州廳志》卷10 《職官?名宦》記載：「永樂元年（1403)成祖命 (李達）鎮洮州，撫安軍民，招番納貢。惟西寧申藏番丑生拗，領軍剿平。……公正統十年 (1445)卒，享壽八十八歲。御制祭文遣禮部致祭，工部修墳，葬城西石嶺山下。」可知，李達於永樂元年（1403)鎮守洮州，後曾領軍剿平西寧、申藏發生的叛亂。證之於《明英宗實錄》，「達永樂元年（1403)以功自都指揮使奉命鎮守洮州，七年（1409)帥師征西寧申藏等族，擒其 賊首；宣德十年升右軍都督僉事，賜白金彩幣，鎮守如故。」則李達平定叛亂當在永樂七年 (1409)。《洮州廳志》記載於激在「（李達）征西寧拔歸洮，使居隍廟，世司禳除霜雹焉」，說明於激在永樂七年（1409)似已到了洮州。李達卒於正統十年（ 1445 )，朱真泓生於弘治五年 (1492)，二人相差47年，而永樂七年（1409) 至弘治五年（1492)又相去83年，所以於激不可能同時與朱真泓、李達都有過交集。
第三，舊（明代）有家譜說。《家譜》系清乾隆十七年（1752)於經邦首撰，其在撰序時提 到「舊有家譜，泯末無考」。如前所言，洮州自古便為少數民族聚居之地，故並無撰寫「家譜」 的文化傳統。據調查統計，洮州現已發現的「家譜」數量較大，且多為江淮籍人士後人於明清時所修，如留存至今的洮督李達家族的《李氏家譜》、跟隨沐英征戰於此的部將金朝興家族的 《金朝興族譜》等。《西北考察日記》中亦言「其有家譜者，大都皆都督僉事、指揮僉事，及千戶、百戶之後」，即洮州有家譜者大多為官宦人家、名門望族。但除這一類之外，也不能排除 尋常百姓家也會撰寫「家譜」。從明清時期洮州大量出現編撰「家譜」的文化現象來看，江淮移民的到來，為此地帶來了新的文化傳統，於氏如果在明代便撰有「家譜」，也與其本身是江淮移 民的身份是分不開的。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於氏始祖於激如果在明永樂年間便已迀居洮州，則其不可能與淳化王朱真泓生活於同一時期；而於激若與朱真泓有過交往，則其迀入洮州的時間恐怕要遲至弘治十三年（1500)以後，因為朱真泓於當年才受封為淳化王，此時他也才僅8歲。囿於文獻的匱乏，故於氏迀居洮州的具體時間以及與淳化王、李達的關係還尚待考證。《家譜》首撰於清乾隆十七年（1752)，上距於激落籍洮州已幾近300年，文中從始祖迀入洮州至10世之間世系亦無記載，似可說明，由於早期家譜的佚失，10世以前其家族的歷史很可能是通過族人代代口耳相傳下來的，在這種傳承過程中難免會產生訛誤；此外，正如許多家譜所存在的問題一樣，當中或許也存在攀援附會藉以抬高家族門第及聲望的現象。
在明代，於氏還只是普通的道士家族，離洮州官宦人家或大族還有不小差距，但在清康熙初年其家族身份發生了重要的轉變，標誌性事件是由其家族中人執掌洮州「道紀」。「序言」稱，13世祖於天成「於康熙七年（1668)，因禱雨應時、醮建黃籙，郡伯頒給禮部劄付受理道紀」。由此，洮州「道紀」一職便開始由於氏世代承續，一直延至民國初年的於采蘋，於氏也由普通的道士家族，上升為管理道教的特殊官宦家族。現據《家譜》對於氏家族承繼道紀情況整理如下：
上表譜係為我們完整地呈現出道紀一職在於氏家族中的承襲情況。自康熙七年（1668)的 13代傳人於天成開始，道紀一職在於氏家族共傳襲了9代，先後有12位於氏家族成員擔任了該道官，前期以父子或叔侄傳承為主，後期則主要在同輩兄弟之間。每位擔任道紀者均有「籙 名」，確切記載有道號者8位。在12位道紀中， 明確記載經朝廷任命的有4位，其餘的可能是經政府認可但未頒發印文。從每任道紀都記有「將仕郎」或「廸功郎」、「登仕郎」、「登仕佐郎」等職銜名來看，應該是先有道紀之實才會授予的。 據《清史稿?職官志》記載，「正九品授登仕郎， 從九品授登仕佐郎，倶授敕命」，所以這類職官皆為封贈之制，是循例授官而非實職。
於氏始祖昆仲三人皆為道士，於激迀洮後更是世代傳承。自13世始，除擔任道紀者外，於氏族人中為道士者亦代不乏人，人數眾多。據 《家譜》記載，13代傳人於天成，籙名「沖輔」， 另有籙名為「沖正」者。於天成生子4人：文鑑 籙名「通雲」，文錦籙名「通霧」，文錫籙名「通靈」，僅文銘一人「存俗」。15代中，文錦子養龍，籙名「元綸」；文錫子應龍，籙名「元蘊」。 16代中，應龍子經邦籙名「清海」，道號「鰲岫」，子綏邦籙名「清宇」；養龍子純邦籙名「清 淮」。17代中，經邦子長慶籙名「陽椿」；義慶篆名「陽元」，道號「清溪」；申慶籙名「陽樞」，道號「雲章」；梓慶籙名「陽梓」。18代中，照垣籙名「復潮」，道號「泰源、熙垣籙名「復洪」。19代中，生華籙名「本榮」，道號「丹鉛 府君」；生蕃籙名「本林」，道號「育真」；生著籙名「本棋」，道號「禎極府君、生英籙名「本枝」，道號「存真雲霞府君」。20代中延年籙名「合源」，21代中瀾清籙名「教治」。22代中，采藻道號「行三府君」，采萼籙名「永亨」，采蘋籙 名「永敬」。
他們精進信仰、潛心修鍊，或有研習道經，經學深湛者；或有深研符篆之術，精於數術者；或有潛心內丹修鍊，功成羽化者；或有研究醫藥，濟世利人者；或有探究外丹，通曉黃白之術者。《家譜》中有確切文字記載者，如14代傳人 於文鑑「廣藏經科」，於文錦「廣藏丹經雨術、 15代傳人於養龍「好醫術」，於應龍「少從儒書，得丹經子術，修養攝生」；16代傳人於經邦印造《三皇經》；17代傳人於義慶因熟諳醫理而擔任「醫學典科」；20代傳人於本榮道號「丹鉛府君」，或因擅煉丹藥而名之。其中，第15世於養龍更是因精於禱雨之術入《洮州廳志?方伎 傳》，文曰：
於養龍，本城乾隆年間人。……至養龍其術益精，常佩天皇、形用五雷訣，輒霹靂 震掌中，兒童有買以戲者。尤善禱雨，一呼即應。前廳守某公素不禮，每謁隍廟出廟門即盈注，屢試皆然，因敬謝之。養龍通神明，凡事輒先知。嘗為人建醮，歸入定，醒謂其子曰：諸神言明旦觜大猴笞予四十，予問故，言吾奏玉帝疏玉字缺點耳。至晨果為人所邀抵南關，負經箱者偶跌，鑼鼓喧然，會土司楊某過，驚墜馬，下令左右擊以四十，人為代不平，公笑應之。
文中所記之事或涉於荒誕，不過結合《家譜》可知，於養龍不僅精於禱雨、卜算之術，而且善於醫術，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道術」在於氏家族中世代傳承的情況。明清時期的洮州地區，以擔任道紀為核心而構成的於氏道士群體，對道教在洮州地區的傳承與流播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三、《家譜》對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道教史研究的價值
家譜是一個家族的生命史，它記錄了一個家族的淵源與迀徙，也包羅了該家族的生息繁衍、婚姻狀況、宗教文化等歷史文化的全過程。洮州為古邊地，明清時期方始有方誌，流存至今的也只有順治本、康熙本、乾隆本《洮州衛志》及光緒本《洮州廳志》四種。其中，前三種志書記載均極為簡略，體例亦不甚完備，於衙署、職官、 祠祀等編撰較簡，更無仙釋之類。與於氏相關的記載，現僅見於光緒本《洮州廳志》，但只載有兩處，涉及三人，《家譜》作為於氏家族跨越明清民國近600年繁衍、活動的檔案材料，保存著洮州歷史文獻的稀有樣本和原始資料，可補方 志之闕，豐富宗教文化方面的內容，對於我們了解這一長時段內洮州地區的社會狀況、人口發展、移民情況等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尤為珍貴的是，其家族所具有的特殊的雙重身份——既是道士家族，又是世襲的道官，為我們認識明清時期道教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生存與發展狀況、 道教法脈傳承及道教管理機構的設置與職司人員情況等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個案。
(一）道教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狀況
近年來，國內外道教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個新趨向，即關注中國歷史上地域道教的研究，注重把握道教與區域社會的互動。對此，有學者稱為道教研究的「本土轉向」。迄今為止，關於區域道教的研究國內外研究界已取得諸多成就，一大批以省區、城市為中心的道教史論著相繼問世。與關注區域道教幾乎同時展開的，還有少 數民族地區道教的研究。
歷史上，洮州長期是中原王朝的邊緣地帶，亦往往是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爭奪的要衝之地。尤其是自安史之亂以後，吐蕃、桷廝啰、金等政權先後佔據此地，從而形成了以藏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大雜居的局面，及以藏傳佛教為主流的宗教文化格局。而作為以漢民族為主要信仰群體的道教，雖然其傳播史可追溯至唐宋時期，但多不可稽考。明初，在中央政權加強對洮州地區直接控制與管理的背景下，在移民實邊的浪潮之中，道教亦隨之植入。明清時期，道教在洮州迅速傳播與發展，道教文化因子的介入，使得中原文化因素不斷增強，最終形成區域多元一體的格 局。然而，洮州作為一個「歷史形成的民族區域」，其文字記錄傳統無法與中原內地相比，反映區域社會狀況的文獻材料本身較少，而方誌又出現較晚且記載簡略，再加之清代至民國曾發生多次大的戰亂，為數不多的道教宮觀及文獻資料亦為兵燹所毀，僅剩之遺存也在文革中付之一炬，這對我們了解洮州這一少數民族地區道教的 相關情況造成極大的困難。所以，《家譜》是明清時期道教在此地發展的一個極為珍貴的物化的見證，為我們完整地呈現出一個道士家族近600年的繁衍發展史，對了解明清時期道教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狀況提供了豐富的文獻材料。
(二）全真龍門派在家道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承方式
於氏作為特殊的道士家族，其法脈由明代至民國初年傳承近600年，但其家族到底是全真道還是正一道？由於於氏法脈的傳承在民國年間即已中斷，筆者就此事詢問於平先生時，他也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所以，這一問題還需作認真探討。通過比對我們發現，自嘉慶年間以後的於氏傳人法名與白雲觀《諸真宗派總薄》中的龍門派派字詩相合。據《諸真宗派總薄》記載，龍門派派字詩為：
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複本，合教永圓明。
至理宗誠信，崇高嗣法興，世景榮惟懋，希微衍自寧。
住修正仁義，超升雲會登，大妙中黃貴，聖體全用功。
虛空乾坤秀，金木姓相逢，山海龍虎交，蓮開現實新。
行滿丹書詔，月盈祥先生，寓古續仙號，三界都是親，
按《家譜》所載，於氏傳人第18代中，照垣法名「復潮」，熙垣法名「復洪」；19代中，生蕃法名「本林」，生著法名「本棋」，生英法名 「本枝」；20代傳人延年法名「合源」，21代瀾清 法名「教治」；22代中，采萼籙名「永亨」，采蘋法名「永敬」。從他們的派字看，與上引龍門派的派字譜相合，屬龍門派第14、15、16、17、 18代，即「復」、「本」、「合」、「教」、「永」 5 字，這種相合顯然不是一種偶然。在筆者所搜集到的另一部道士家譜——《王氏家譜》中也提及 到「康熙年間有龍門派道徒於某管理齋醮」，這也從側面證明於氏為全真龍門派無疑。據現有研究表明，全真道中作為確立宗派認同、標明傳承輩分的派字詩至遲可以追溯至明代中期，那為何於氏前幾代的法名並沒有依照龍門派字詩的命名規則呢？於氏家族是否前為正一道，後又轉為了全真龍門派呢？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考察。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將全真道的道士看作是完全出家修行的清居道。但實際上，全真道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既保留了它早期出家修道的傳統，又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並傳承久遠的全真在家道傳統，從道法淵源來看，全真道在王重陽立教之初，即倡導道士必須出家住觀修行。但到宋元時期，全真道南、北宗合流，南宗傾向於 看重修道者是否有一定的文化基礎，而在家室問題上態度較為靈活、寬鬆，其「修道不離家」 的傳道模式也漸而注入到合流後的全真道當中。於氏始祖昆仲三人本為南方道士，不能不受到南宗法脈傳承方式的影響。於氏迀徙至洮州後，如何在生存環境迥異於南方的地區生存與傳道，是擺在他們面前的首要問題，顯然，家族內的承傳或許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傳衍道法」的最佳方式。作為全真道士，於氏並非僅是散居在民間、以做經懺為生的，其亦是有固定道場的在家道。 據《洮州廳志》的記載，於氏自明代起便居於洮州衛城隍廟，侍奉香火、誦經禮懺、祈禳齋 醮。所以，《家譜》反映出作為全真龍門派在家道的於氏家族，在少數民族地區適應環境變迀的過程中積極拓展生存方式的一種努力，開闢了道教在少數民族地區生存與發展的一種方式。
(三）少數民族地區道官的任職模式
道官，是古代道教管理體系中的重要內容之一。該職官由政府任命或許可，並大都由道士擔任。道官是中國道教史上的特殊群體，在維持教團運轉、促進教團建設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道官還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道教的使者。
明清兩朝，中央政權對道教的管理與控制進一步強化，建立起更為完善的道教管理機構，在各級道官的選任上也較為嚴格。明洪武元年 (1368)立玄教院，十五年（1382)在禮部之下設道錄司，作為中央管理道教的最高機構，掌天下道教。地方上則於府、州、縣設道紀、道正、道會司等司掌其事。入清以後的道官制度承襲明 制，變化不大。《清通考會典事例》稱：「在京曰道錄司，正一、演法、至靈、至義各二人。在外，府屬曰道紀司，州屬曰道正司，縣屬曰道會司，各掌其道教之事。」其中，在府一級道教管理機構「道紀司」設道官兩員，分別為都紀（又稱為「道紀」）一人，從九品；副紀一人，未入流。道官則「倶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為之」(非常例的納資捐官不在討論之內），只有精通本教經戒、道行高潔的道士才能擔任。但這一規定在洮州顯然無法真正的執行。由於地區環境的差異，道教在不同區域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一般來說，內地在道官的任用上選擇性較多，而 在少數民族地區，道教的發展遠不如中原地區，故實際上便會出現如道官在於氏家族內世襲罔替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其他地方恐怕還不多見。
洮州地處漢文化邊緣地區，藏傳佛教為主流宗教，伊斯蘭教亦為後起之秀，道教則相對較弱。根據《洮州廳志》的記載，明清時期這一地區共有佛教寺院15座（含藏傳、漢傳，其中絕大部分為前者），伊斯蘭教禮拜寺即清真寺3座，而真正意義上的道觀僅有1座「雲山觀」 (與道教有聯繫的民間俗祀未計入內）。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下，於氏在洮州近600年的繁衍發展便具有了極為重要的宗教文化意義。上表所列於氏世襲道紀的譜系，為我們完整地呈現出有清一代，洮州道紀一職在於氏家族中的承續情況，也為我們提供了少數民族地區道官任職的另外一種模式。
總之，《家譜》對於我們認識明清時期道教在洮州這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生存發展狀況、全真龍門派在家道法脈傳承情況，及道官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任職模式等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為我們研究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道教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典型的個案與解讀的視角，當中所蘊含的巨大史料價值還有待作進一步探究。
註：參考文獻略
（整理：於之、于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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