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印刷初期價格很高，普通人只能買刪節本！

原標題：《金瓶梅》印刷初期價格很高，普通人只能買刪節本！

明清時期，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各地尤其是南方地區，湧現了一大批專門刻印、經營各類圖書的書坊，對於小說的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據《小說書坊錄》中所輯，宋元兩代的書坊不過三家，明代增至134家，到清代末年書坊數量則就高達幾百家。

這樣一來，《金瓶梅》手抄本傳播的時代宣告過去，新的刻本傳播時代開始。以商業牟利為主要目的的書坊主和租賃者則就成了促進《金瓶梅》高效傳播的主體，他們推動《金瓶梅》傳播開始進入了印刷時代，與其相對應的傳播方式就變為以刊刻出售、租賃為主的商業傳播，從此《金瓶梅》進入一個飛速傳播的時期。

有關《金瓶梅》刊刻出版的最早記載見於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口閻羅究潔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筐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但，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

今仍可見的明清時期的《金瓶梅》刻本，大體有三種版本系統，分別為：《新刻金瓶梅詞話》(簡稱詞話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簡稱崇禎本或繡像本)、

《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簡稱張評本)。

詞話本系統，現存三部完整刻本，分別為北京圖書館藏本、日本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藏本及日本德山毛利氏棲息堂藏本。另外，據胡文彬先生的《金瓶梅書錄》中所輯，還有兩種殘本：

一為《繡像八才子詞話》，清順治刻本，原為傅惜華先生藏，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藏；二為二十三回殘本《金瓶梅詞話》，為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崇禎本系統，包括清初翻刻的崇禎系統版本，現存於世的約有十幾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首都圖書館藏本、上海圖書館藏甲乙兩本、天津圖書館藏本、周越然舊藏本、王孝慈舊藏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本、日本京都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殘存四十七回本等。

張評本，即《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其初刻本遭遇坎坷，清人劉廷鞏在《在園雜誌》卷二記載：

「彭城張竹坡為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批點，可以繼武聖嘆，是懲是勸，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殘後將刊板抵償夙通於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

雖然初刻本在康熙末年已流傳不多，但其各種翻刻本卻蔚為大觀，數量多達幾十種，如影松軒本、四大奇書第四種本、玩花書屋藏板本、本衙藏板本、崇經堂板本、在茲堂本、皋鶴草堂梓行本等等。

與早期的手抄本傳播形式相比，以刊刻、出售為主的商業傳播極大地加快了《金瓶梅》傳播的速度，拓寬了其傳播的廣度，以上所列的各種刻本系統以及各系統下不同版本，可以視為《金瓶梅》在明清時期廣泛刊刻、傳播的一個佐證。

另外，《小說書坊錄》中也有三次關於《金瓶梅》刊刻的確切記載：康熙三十四年，皋鶴草堂、在茲堂均刊刻《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一百回)；光緒年間，崇經堂刻《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另外，光緒年間，務本堂還刊刻了《續金瓶梅》(十二卷六十四回)。

滿清貴族昭樁在《嘯亭續錄》中還記載了當時《金瓶梅》的廣泛傳播情況：「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為把玩。」

但是，由於商業因素的介入，許多小說在書坊主的參與下而削弱了其自身的價值。據潘建國在《明清時期通俗小說的讀者與傳播方式》一文中論證，一本《三國演義》相當於一個知縣月俸的三分之一強，直到清朝中前期通俗小說的價格仍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很多學者也持相同看法。

朝鮮李圭景在《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七「小說辨證說」中載1775年，朝鮮永城副尉申綏委託赴燕京的李堪購買《金瓶梅》，「一冊直銀一兩，凡二十冊」，全套高達二十兩銀。

過高的書價自然就限制了直接接受群體，直接讀者少，購買者多為商人、宦官及有一定經濟條件的文人，很多人無力購買。為了擴大銷售量，書坊主自然會千方百計地壓縮成本，比如使用質次價廉的紙木或者縮板、僱用價低的刻工、出簡本、刪落字句等，這也就造成了通俗小說刊刻質量及藝術質量的下降。

《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在當時都存在大量的「簡本」，《金瓶梅》亦有不少刪節本。朱星在《金瓶梅的版本問題》一文中，指出《古本金瓶梅》實際上是同治三年蔣劍人刪節而成。另外，刪節本還有《新刊金瓶梅奇書》，裡面將詩、詞、曲、圖全行刪去，白文也有刪節，但還保留了不少淫穢語。

以書坊主為主要傳播者的商業傳播，雖以盈利為目的，為了節約成本，粗製濫造，往往不經校雌便大量冊削原文，小說的價值也大打折扣，但是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確實使小說的價格有所降低，從而擴大了直接讀者群，客觀上促進了《金瓶梅》的傳播。

另外，在明清時期，小說租賃業也已頗具規模，買不起小說的人也可以通過租賃這種方式來獲得文本。現存的一些資料也印證了當時租借小說的盛況，如康熙二十六年，刑科給事中劉楷的奏摺中寫道：

「臣見一二書肆刊單出賃小說，上列一百五十餘種，多不經之語，誨淫之書，販買於一二小店如此，其餘尚不知幾何?」

乾隆三年，廣韶學政王不烈在奏請禁淫詞小說時，亦稱淫詞小說「公然疊架盈箱，列諸市肆，租賃與人，供其觀看」。江蘇省多名紳士聯合請示禁毀淫書的公呈中也痛心疾首地寫道：

「更有一稅書鋪戶，專備稗官野史，及一切無稽唱本，招人賃看，名目不一，大半淫穢異常，於風俗人心，為害尤巨。」

現雖無確切資料記載《金瓶梅》曾被列於租鋪，但依據常理推測，當時人們亦應可以通過此種途徑來閱讀到《金瓶梅》文本。以較低廉的租金，便可獲得小說文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擴大了直接讀者的數量，推動小說的傳播與接受。

《生涯百詠》卷一《租書》中還感嘆：「藏書何必多，《西遊》、《水滸》架上鋪：借非一瓶，還則需青蟻。喜人家記性無，昨日看完，明日又租。真箇詩書不負我，擁此數卷腹可果。」

可見，租借小說在當時的盛行及產生的廣泛影響。由於租賃方式對小說文本傳播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因而後來政府在禁毀淫詞小說時，亦加大了對小說租賃業的整頓和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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