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的世界與建築學的柏拉圖
Agricultural City,Kisho Kurokawa1961
世界是變化的。但凡有一點常識的人當然明白這道理。可我們是怎樣感受到變化的呢？
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大量看似理性的知識，其實來自自己切身的生活經驗。然而對變化的實質感受，要麼來自在現實中看見歷史，要麼來自明顯地感覺到新事物的出現。這其實是種認知謬誤：我們會不自覺地默認，從自己出生以來就存在的東西必然已經存在了很久，而像是靜止的；但它們其實可能跟我們國家的 「現代化」 一樣年輕。根據知乎馬前卒的考證，我們今天熟悉的大量民間美食其實誕生於解放以後，譬如大盤雞出自九十年代，螺螄粉則是七十年代，老一點武漢的熱乾麵也在三十年代的民國；我們在武俠小說里熟悉的鏢局，其實鴉片戰爭以後才在神州大地上出現。
感覺到自己的時代平庸、好時候已經過去了，大概是年輕人的通病——不分時代和地域。在伍迪·艾倫的《午夜巴黎》里，男主角見證了兩個黃金時代的人發出今不如昔的感慨，才悟到這個結論。連孔子他老人家，辛辛苦苦也仍是為了復周禮。
我很慚愧，雖然長在放在全世界也是劇烈發展的大城市；但在本科期間在別的文化交換以前，在象牙塔里的我實在難於體會這種變化，甚至曾經為這座城市、其面貌的「千篇一律」、不精緻、缺乏歷史感，而感到無味無聊乃至嫌惡。
到後來我才認識到，我們生長於怎樣的一場前無古人的社會變動和斷層之中。
上面舉例的美食和鏢局的起源，其出現的原因無一例外是技術的變更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組織方式的變更（鐵路網的完成、公路和汽車工業發展、航運興盛、洋槍流入）；與過去幾十年城市化相應的是，傳統的建造技術、社會生活、組織方式的式微，和另一個龐大的、市場化的高密度生活方式的降生。
在今天，這樣的變動的顯現，不只是充斥著媒體的科技創新的「繁榮」；中學歷史和地理課本上那些曾經沒有形象的枯燥數據，在後來看來是這樣有衝擊力：我們的國家三十年的社會變化，壓縮了西歐歷史上百年的進程——第一個工業國家英國的城市化率，從十八世紀中的20%到1851年的50%，用了近百年；中國從1980年20%到2010年的50%，用了三十年——再從人口規模上的對比來看（1851年英國人口約2780萬），這種增長簡直魔幻。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說，影響21世紀人類進程的有兩件大事：一是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二是中國的城市化。
新城代謝主義集合拼貼
拋開單體的形式
當代的城市越來越像這幅拼貼了
「（在不自覺/變化緩慢的文化中）交流技術還很不發達，沒有建築圖紙這種書面記錄，也缺乏跨文化的交往。缺乏書面記錄及有關其他文化和狀態的信息，意味著只能一代代重複相同的經驗，沒有發展或變化的可能性，沒有多樣化的經驗，人們就沒機會看到自己的行為以外的其他可能性，也就無法變得自覺，只能簡單地重複那些傳統模式，因為這是他們唯一能夠想像的。總而言之，行為被習慣所支配。」
——《形式綜合論》
在《形式綜合論》里作者曾談到，如果環境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設計就是多餘的。
對所謂「變化」產生興趣，則是我在古巴做調研的時候。哈瓦那給人一種時間靜止的感覺——破敗的殖民風樓宇，沒有公交，更不用說地鐵；手機信號不通，網路受到嚴格管束，再平常不過的日用品要買起來都很艱難。我們熟悉的空間移動、信息溝通、物流網路在這兒都不存在。而住房短缺和缺乏維護導致大量倒塌——也是我後來的研究希望處理的問題——但如果古巴不能妥善處理政治問題、調整步調加入全球貿易，不能從城市化的「逆生長」中抽身，這樣的資源和技術短缺的「絕望」就不會消失。
與「靜止」相對的是，我們的環境是不是變化得太迅速了？
哈瓦那街頭 破落的殖民時期及新修的建築
??Garrick Chan
「設計的最終目標是形式。
……當我們談到設計時，真正的討論對象不僅僅是形式自身，而是形式及其環境所組成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我們習慣把二者的適合描述為良好的適應（適合）……
……形式是我們能控制並希望去塑造的一部分世界，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則自行運作。環境是對形式提出要求的那部分世界，包含任何可能的事物。「適合」(adaption) 反應了形式與環境之間一種相互接受的關係。」
——《形式綜合論》
建築師顯性的工作總是關於形式：什麼是「完美」（地適合需求、解決問題）的形式？多大程度上的完美是必要的呢？可以應對變化的形式是可能的嗎？形式的誕生，應從哪裡尋找土壤？
在這些問題之外，我們時代的增速，似乎早已經宣告了以往的手工的工作方式和學科範式 paradigm的瓦解。（比如柯布西耶的構圖四則）庫哈斯說，建築耗費的時間太多是一種尷尬，一個項目從立項到建成至少要花去四五年的時間，而這對現實中的變革來說已經太慢了。（怎麼辦，說得我又有些焦慮啊）
我想，建築師思考的形式若要應對變化，總是有著隱形的工作，即超越形式的思考。
Amsterdam Orphanage,
Aldo van Eyck, 1955-1960
然而，我沒法粗暴地說超越形式的思考是什麼，因為這個話題本身實在太龐大了——世界上所有的建築教育和實踐的探索，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試圖做出回應（對時代的認知、學科在社會中的位置，技術主義，與各種學科的穿插巴拉巴拉）。
但現代主義以來，形式本身的一些回應變化的方式，倒可以簡單列舉一下。
首先是建築師常見的招數，謀求使不變的形式應萬變的功能和需求。典型的如密斯號稱的「通用空間」，或後來結構主義的做法。——對密斯式空間的批評是純粹的無形態空間失去了其他的潛能；庫哈斯對結構主義的批評則是過度同質化而變得無聊。
其次是形式本身，能夠容納某種程度的變化（擴張或拆除）。擴張的例子如上圖阿爾多·凡·艾克的孤兒院；柯布西耶的無限博物館；拆除則是今天常見的臨時建築和裝置。但前兩者的共性都是高度的內部完整，場地自由，而缺少環境的壓力。
如此我們可以考慮到形式什麼是動態。動態不是指靜態形式展現出的動態感覺（比如扎哈）。相反，所謂的動態形式自身的完整性、自洽性越高，它能容納的調整和改變就越難。
我們可以將變化當做一個動態的過程。其實在歷史上典型的是一些過去留下來的結構，隨時間流逝轉換了功能和使用方式。比如義大利常見的許多古代斗獸場，後來被民家住宅包圍和填滿，最終哪怕斗獸場的結構消失了，其形式卻保留了下來，變成了城鎮的廣場。
形式的回應，十分重要的一點是所謂的變化發生在怎樣的尺度上。六十年代西歐和日本的戰後黃金年代的一代建築師的英雄主義姿態：日本的新陳代謝主義，英國的電訊派Archigram，義大利的superstudio，美國的保羅·魯道夫，等等。
日本新陳代謝主義設想的城市，丹下健三等。
新陳代謝派比較典型，通過設立巨型結構作為城市發展的結構
這樣的結構或許暗示的是今天更廣泛意義上的基礎設施
Archigram的想像作品
先鋒派的烏托邦
Callahan Residence, Birmingham, Alabama 1965
Paul Rudolph Architect
Paul Rudolph. Domus v.558 May 1976- 21
然而這些曾經構想的城市巨構，到今天都沒有發生——這樣尺度的結構和雄心壯志，其現實性往往被質疑。
如果我們想一想，今天發生的事如何與半個世紀前的人們的幻想拉開了距離，其實相當有意思：今天城市的內在轉變，靠的並不是巨構的集合；是新一代的科技革命，恰恰是用信息、representation、符號對現實的映射，來處理城市背後龐大複雜的系統。
「對於所有複雜的問題，都有一種簡單、明顯卻錯誤的解決方法。」
——美國作家 H. L. Mencken
順著「變化」這個引子，我從個人感受的生活經驗，試圖扯到一點超越表象形式、更大的社會變化的趨勢。但 「變化」 這個詞兒太大也太泛，脫離具體語境和問題無法深入。若順此滑入對消費主義、技術至上、資本逐利的粗暴討伐，也就沒意思了。我比較擔心的是，自己會不慎掉進對建築師戀物和自戀的小世界裡——我有沒有搞清楚，我(們)在專業內所說的範式和理想主義，指的到底是些什麼呢？它是手段（某種形式語言、某一套形式邏輯、某種理論或技術），還是意圖（某種社會理想，小確幸），還是兩者皆是？它跟這個紛繁錦簇、新事物叢生的當下，有什麼內在的聯繫？
我可以理解建築師在變革的門檻上，向歷史風格假借合法性的無力感；我也可以理解他們扯斷臍帶，向未來莽撞跨出的大步調，哪怕容易扯到蛋。但我也懷疑建築師能夠應對的變化，在時間尺度上的可能性。
也許不要想得那麼遠，動輒千百年來。
也許可以想小一點。
現代主義的合法性，是從西方近現代的完整歷史裡來的。所以我們的城市用得到現代主義的技術，卻長不出一張完全相稱的臉。我想說的很簡單粗暴：我們或許應該稍微看一看離我們自己更近的歷史，我們腳下的歷史。這幾十年的城市化里，被壓縮的歷史，我們所居住城市的物質文化變遷的歷史。這樣的研究也許每個項目都零星、不自知地在做；但對當代城市更全觀更現實的認識，哪怕這種意識，也並沒有寫進教育里。
「當一個建築師把自己的工作放在歷史中去看的時候，他已經是用理論來思考建築了。」
14 JuL 2018,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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