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明朝末年官場習氣到底是什麼樣？這樣的明朝不亡才怪！

1642年10月，明朝崇禎皇帝接到奏報，清軍繞過長城，再次攻入河北。已經陷入農民起義洪流打擊之下的明朝無力應對，朝野上下一片惶惶，無計可施。兵科給事中魯應遴建議說，既然馬步兵無法阻擋清軍，不如大造海船，從山東半島出兵直搗滿清遼東老巢，這樣河北的清軍必然退回。崇禎皇帝同意了這個建議，立即下令工部監造三千艘大海船，準備出兵。這本來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決策和實施過程。然而亂世無好事，亡國無好政。暮氣沉沉的大明朝，圍繞這件事，上演了一出荒誕無比又發人深省的鬧劇。

明朝末年的社會矛盾表現為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一方面，封建政府的腐敗和連年災荒引爆了北方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李自成、張獻忠兩大股起義軍基本摧毀了河南、兩湖和四川的明朝基層政權。另一方面，滿清在遼東崛起，其勢力已經強大到與明朝分庭抗禮的地步，清軍屢次越過長城攻入內地，雖然遲遲打不下北京城，但清軍八旗鐵騎來去如風、所向披靡，北京一線的明軍只敢龜縮城中堅守，不敢出城阻擊。

雙重打擊之下，明朝政府發生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因為江南財賦無法輸送到中央，中央又連年支出龐大的軍費，國庫基本上入不敷出。在這種情況下，造三千艘大海船所需的600萬兩白銀根本無從籌措。工部自忖無法完成任務，也不想承擔責任，就向崇禎皇帝提意見說，按照慣例，凡是因為戰爭而實施的大項工程，兵部應當分擔一部分責任，我們工部只造一千五百艘，另一半應讓兵部製造。崇禎皇帝同意。

事情從剛開始落實就打了折扣，身為國家頂級行政部門，卻是如此做派，國家行政效率可想而知。然而這還僅僅是個開始。

工部分出去一半責任，但另外一半也需要一筆不菲的經費。無奈之下，工部又上書說，工部現在窮的一文皆無，不如把河南開封府欠工部的七百多萬兩經費劃作造船專款，只要皇上允許，工部立刻去催開封府還錢。同時再麻煩兵部給籌措三百萬兩，以便立即開工造船。

崇禎皇帝又同意了工部的請示。殊不知這個看似合理的建議，又是一頓虛詞。河南開封當時第三次被李自成起義軍圍攻，守城明軍無法破圍，便挖開黃河大堤來了個玉石俱焚，開封府城被黃河淹沒。工部明知開封被淹還出此主意，難道去找蝦兵蟹將要錢？實則他們的意圖不過是向兵部要點錢，先應付著開工，反正清軍兵臨城下，著急的應該是他們兵部。

不料兵部玩的更絕。兵部說，我們兵部府庫囊空如洗，沒有一文現銀，只有鳳陽府欠的軍馬錢八十多萬可用，我們現在就去催鳳陽府還錢，這筆錢一到，立馬支給工部開工。

工部對兵部的敷衍路數心知肚明，這八十萬兩也只是個空頭支票而已。無奈之下，工部又向戶部借錢，戶部掌管著國庫，按理說多少能給點，但是戶部也不想自己出錢，他們推脫責任的招數一點也不比工部、兵部遜色。戶部向聚集在京城的蘇杭藉商人募捐征銀，聲言現在國家有難，需要商賈幫助，凡是捐錢的都發給票據，准許他們回到江南後找南京的國庫兌錢。這種推脫責任的做法當然沒有什麼成效，只有百十來個人象徵性地湊了不到五千兩銀子。這無異於杯水車薪。

此時造船之期已拖延了快一個月。清軍騎兵已經深入山東，攻破了青州、兗州等府縣。工部眼睜睜看著各家都不肯分擔一點責任，實在拖無可拖，如果再拖下去誤了大事，以崇禎皇帝動不動就殺六部尚書的手段，工部尚書肯定也要丟命。但辦法總比困難多，工部又祭出一招拖延神技：同級推脫不了，那就往下推卸責任。

工部之前曾派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督造船隻，這件事本來與造海船沒有關係，但工部借題發揮，向皇帝上書說，造海船這件事，工、兵二部雖然竭力運作，但是現在京師戒嚴，山東道路被斷，一人一物運不進來，不如讓朱正色在淮安船廠直接督造。皇帝也知道這情況，只好照準。

如此一來，一個部門的責任輕鬆推卸到一個小官頭上。即使誤了事，工部也有的說，反正我辦了，我也安排給下屬了，但是下屬沒辦好。皇帝最多只能怪罪工部部署不力，至於朱正色，可要小心自己的腦袋了。軍國大事，七推八推，竟由一個小官承擔，明朝政府之腐敗無能至此可見一斑。

然而事情還沒有結束。朱正色恨的牙痒痒，但他也有金蟬脫殼之妙計。朱正色向皇帝上書說，淮安造船廠造的船，都是內河航運用的小船，與海船的造法、技術截然不同，淮安船廠實在不能勝任。縱觀全國，兩廣和福建沿海的大船廠經常造海船，眼下只有讓他們造才能解燃眉之急。

皇帝見他們說的也都是實情，於是又降旨命令兩廣和福建督台負責造大船。兩廣福建雖有造船之能，但船銀六百萬實在不是個小數，眼見中央入不敷出，這錢明擺著是讓地方自己出。建，就自己墊錢；不建，又是違抗聖旨。怎麼辦？中央各級部門都如此混蛋，責任已經推到了最底層，兩廣福建推無可推，正在犯難的時候，時間解決了問題。

從1642年10月皇帝決策，到兩廣福建收到造船的命令，已經過去了11個月。這11個月時間裡，清軍深入河北山東大肆燒殺劫掠，給關內人民造成了慘痛的災禍，但因為山海關和寧遠一線尚有明軍吳三桂邊防部隊牽制，清軍不敢長時間在關內逗留，便帶著戰利品浩浩蕩蕩殺出關外去了。

兩廣福建的長官乘機向皇帝上書，我們對皇上造船渡河的決策深表贊同，也都在積極籌措物資器材準備動工，但現在清軍已然退走，再施渡海之策恐怕難以奏效，造船之議建議不要再實施了。崇禎皇帝聖躬獨斷，好。

至此這場鬧劇才終於收場。然而明朝真的窮到這個地步了嗎？非也。明朝的國庫的確空了，但錢都流到了皇帝和大臣貴族手裡。僅僅過了一年，李自成起義軍打破北京城，在拷掠明朝在京高官過程中發現，他們家家都藏著數十萬上百萬的白銀，崇禎皇帝的內帑更是達到驚人的六千萬兩！

錢不是核心問題，令人深思的是從皇帝到各級官員對國家安危令人髮指的麻木和漠然，在國難面前尚且毫無擔當，更何談平時。一品大員滿嘴跑火車，國家行政部門上推下卸，個人利益遠高於國家利益。這些亂象是長期形成的，已經成了明末的癌症，無法根治，甚至崇禎皇帝本人也是習慣推脫責任的高手。崇禎即位後與清軍屢戰屢敗，朝野上下均有心與清議和，以求得幾年喘息時間，但崇禎皇帝不願背負喪權辱國的罵名，便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清朝溝通議和，不料陳新甲辦事不密，消息傳揚出去，一眾朝臣紛紛義正辭嚴地彈劾陳新甲，崇禎皇帝無法交待，只好殺了陳新甲替自己背鍋。

後來李自成起義發展到無法控制的時候，朝中都已經看出北京已經不能再固守下去，必須南渡遷都南京才能避免亡國。然而南渡畢竟是東晉、南宋這種弱國才幹的事，誰提議遷都，誰就是說大明朝不行了，所以沒有一人敢提遷都之議。偏偏崇禎皇帝也不想擔當這種歷史責任，每次朝會都暗示朝臣誰主動站出來建議遷都，聰明的大臣們集體裝啞巴，以至於一拖再拖，直到李自成兵臨城下，遷都之事也沒有推動一步。崇禎皇帝推無可推，只好一死以殉社稷。

如此之國，何能不亡！如此之政，何能不亡！

作者：票非人，魚羊秘史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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