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高官竟來自宜賓興文！他讓中國軍隊逐步告別冷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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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煥六世外孫美國芳邦大學美術系終身教授維克托.王根據英國1859年版《額爾金伯爵出使中國和日本之行記事》內薛煥像繪製

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破了大清帝國的「天朝上國夢」。為擺脫內憂外患危機，清廷上下不少有識之士開始積極探索富國強兵之道。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家族就是其中佼佼者。

薛煥：負天下之重

薛煥（1815—1880年），字覲堂，其入川始祖明嘉靖己丑（1529年）進士薛元鼎由宦入川任敘南衛兵備簽事，其一支後人世居四川敘州府興文縣富安鄉，多從事教育，可謂世代書香。為生活方便，遷居宜賓縣黎湯鄉古木灣(今宜賓市翠屏區趙場街道橋坎社)，薛煥即在這裡出生，但籍貫卻仍是興文縣。

薛煥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舉、二十九年選授江蘇金山知縣，後入向榮幕襄贊江南大營軍事。咸豐三年(1853年)授松江知府。咸豐五年調蘇州知府，咸豐七年升蘇松糧儲道，繼調蘇松太道。咸豐八年遷江蘇按察使。咸豐九年擢江寧布政使，署欽差大臣辦理五口通商事宜。咸豐十年任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旋以頭品頂戴調任為通商事務大臣。不久進京署禮部左侍郎，繼改調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理衙門大臣等。同治五年致仕回籍，期間在川辦尊經書院並任第一任山長。光緒六年卒於原籍，誥封光祿大夫頭品頂戴工部右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本節資料來源：薛煥墓志銘）

為保國家重要稅源觸怒「龍顏」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薛煥任江蘇金山縣令。由於他不願加重因連年天災人禍苦難重重的百姓負擔，不到一年，就因田賦未按期收齊、漕船兌開遲延、對饑民「疏防盜案」在官場三起三落。

也就在這過程中，他發現要改變中國羸弱面貌，僅靠傳統農耕是根本不行的。為此，他頂住清廷閉關自守國策的壓力，積極探索西方先進理念，以辦理洋務為核心，拓展國內外貿易以富國強兵。因政績顯著，僅幾年時間就升為上海道。

咸豐八年四月(1850年5月)，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台直抵天津城下，被「刀子抵在喉嚨上」的清廷作為退兵之計，被迫與英法等國簽訂了《天津條約》。

咸豐帝雖然被迫「依議」，但對條約中「使節駐京」等四條深惡痛絕，認為「自古無此體制，萬不可行」。在聯軍撤離天津後，他派出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紗納等四大欽差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借與英方上海稅則談判機會，打算以「全免夷稅」換取修改「使節駐京」等四款。

但是「英夷」也「所重者惟此一款」。這就使上海稅則談判極其艱難。

時薛煥為江蘇按察使署上海道，對咸豐帝用「全免夷稅」來換取洋人修改「使節駐京」等四款在內心是持異議的。因為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使節駐京」是必然的，至於其他戰後賠款也超不過兩年的洋稅收入，犯不著犧牲巨大的國家利益來換取。但他當時的身份是沒直接向清廷奏本的話語權的，只能趁欽差們讓「開導夷人」的苦差事都由他出面的機會，向欽差們講說「夷性」，分析全免課稅之不可，及貿然提出修改已經簽約的天津條約的難度和危害，及對談判應採取的策略。

由於薛煥精通「夷務」，欽差們對他的意見幾乎言聽計從。加之當時太平軍攻破清軍江北大營，對江蘇壓力驟增，兩江總督何桂清守土有責，談判方面幾乎完全依賴薛煥。英方談判成員俄理范在回憶錄中曾寫到：「所有欽差大臣都把信心寄托在省級司法官薛的身上·····當時，他的意見在欽差大臣中是舉腳輕重的。」

但咸豐帝對薛煥並不信任，諭令兩江總督何桂清：「遵照內定辦法，未可擅出己見。……如果該員（指薛煥）熟悉夷情，辦理妥善，即飭令認真經理，以專責成。倘其辦法未合，或不甚得力……毋庸令該員與聞」，並密旨四大欽差查訪薛煥是否可靠。

桂良等密報了查訪薛煥的結果：「該員平日居官勤謹，在上海道任內，素為夷人信服，辦事甚為得體。復面詢何桂清，與所聞相同。現在辦理夷務，可期得力」。

但咸豐帝在桂良等奏摺中看到薛煥竟敢建議暫緩向英法宣布全免洋稅，甚怒，立刻責令欽差們：「斷不可於初定辦法之外，另籌省事之法」。

桂良等在回奏中報告了薛煥的意見：「夷情詭譎，未可輕議條約，即將稅課全免，不過夷商感恩，欲其罷棄全約，勢必不行。且夷性多疑，我若執之過堅，恐致決裂。」咸豐帝見欽差們忤逆聖意皆來自薛煥那兒，不由大怒，在奏摺旁硃批道：「未見該夷，何以知其必不行，薛煥真賊之行徑也！」

僅此御批，足以定薛煥死罪。但還嫌不夠，咸豐帝又密旨痛罵桂良等不遵內定辦法「自問當得何罪」，何桂清「豈可專聽屬吏（薛煥）之言，自貽罪戾。」甚至指責薛煥反對「全免夷稅」是「慮及免稅後，無可沾潤，因而設詞淆惑」。

一道道密旨弄得桂良等「悚愧難名」、「惶悚異常」。何桂清連忙聲明「已覺無地自容，何敢徇庇屬員」。但欽差們都明白薛煥沒有錯，不但沒處理他，竟一齊橫下心來與咸豐帝軟磨硬泡：「該夷見臣等四人同來，已有疑我背約之意，時時聲言北竄，萬一再至天津，大局詎堪設想。……此時若照原定章程，無論該夷斷不肯全行罷議，而利權一歸外國，日後夷商往來，均屬無可稽查。所謂太阿倒持，受人以柄，其弊不可勝言……」。

這公然指責咸豐帝「全免夷稅」的內定計劃是「太阿倒持，受人以柄，其弊不可勝言」的話是足以滅其九族的。但在這隨時都可能又被列強用「刀子抵在喉嚨上」的非常時期，咸豐帝不得不忍下這口氣。因為他也明白：薛煥的意見若不是十分有理且形勢嚴峻的話，對他向來是逆來順受的欽差們是絕不敢這麼犯上的。且看事態發展吧，到時候若談判結果不如意，不但薛煥該殺，四大欽差一個也跑不脫！

稅則談判自九月初六起，連議三天。薛煥趁雙方閑談「用言語旁敲側擊，將駐京等事，隱約其詞，仍向該夷商探。」但英方堅持「條約既定之說，萬不能動！」此事既已挑明，欽差們只好向英方正式提出修改使節駐京問題，卻不被理睬。

十月初三（1858年11月8日）稅則談判結束，中英簽定了用何桂清語的話說「不但尊崇國體，且可堵其弊，防其流」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雖沒執行「全免洋稅」計劃，但咸豐帝最為頭疼那「使節駐京」問題，經薛煥等人「借商定稅則之際，或婉言開導，或正言折服」，最後抓住此條有或常駐、或隨時往來兩「或」字，英使額爾金始承諾在來年北京換約大使被禮貌接見和天津條約得以完全執行的條件下，「作為一種權宜的處理辦法」解決了，讓咸豐帝稍感滿意。

這次稅則談判，薛煥在欽差到達上海前，成功地「羈縻」列強艦隊近三月，使其未能「遽然北上」，為次年大沽口大勝贏得了備戰時間；阻止了「全免夷稅」，保住了海關主權與國家重要稅源；在通商章程中對涉及食鹽、軍火、特別是涉及數千上萬蘇浙閩粵從事海運和漕運的船民生計大豆和豆餅貿易「釜底抽薪」，禁止外商插手，避免了洋貨無節制地傾銷。為此薛煥雖數次觸怒「龍顏」，被咸豐帝痛罵為「賊之行徑」。但他並不畏懼，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儘可能地保護國家和商民利益。因成效顯著，兩年間連升數級。清史專家沈景鴻先生在他寫的《薛煥事略》中不由感嘆：由身膺地方重寄，進而兼辦洋務者，薛煥實為第一人」。（本節資料來源：《籌辦夷務始末》咸豐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咸豐卷1）

組織洋槍隊

就在上海稅則談判次年（1859年）三月，英法美聯合艦隊以《天津條約》批准書在京互換之期將到為由，準備武裝闖過天津進京換約。正當清廷和戰不定時，主戰的御史蔣志章疏保薛煥：「煥有膽略，任上海道時，洋人畏服。請特召來京，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相時委用，當足備折衝御之才。」僧格林沁經天津大沽炮台一役，擊沉英艦四艘，擊傷多艘，重傷英軍司令何伯，迫使英國艦隊不得不豎起白旗狼狽撤走，創造了中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與列強作戰的最大勝利。但這一役中國軍隊因裝備落後死傷太大，讓薛煥認識到創建一支使用先進武器的部隊的必要性。

這機會來了：咸豐十年(1860年)，已遷升為江寧布政使的薛煥因熟悉洋務被清廷「賞加巡撫銜，幫辦海口通商事宜」，恰遇兩江總督何桂清兵敗被革職，薛煥被清廷臨危受命為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在強敵壓境卻「兵無可集，將無可選，唯張空名號召徵集乘城拒賊」前提下，薛煥派上海道吳煦、鹽運使楊坊招募美國人華爾，創建了晚清第一支使用先進武器的部隊：洋槍隊。

這華爾乃美國人，十六歲入美國文理軍事學院學習，在墨西哥和克里米亞打過仗，長期在海上及中美洲從事冒險活動，後流浪到中國，在清軍水師炮船「孔夫子」號當大副，極富戰鬥經驗。

但成立洋槍隊卻大費周折。此時咸豐帝被英法聯軍逼逃熱河，知薛煥在上海募用洋人搞洋槍隊，自是非常生氣；而朝中大員也多為「天朝獨尊、四夷賓服」觀念所囿，只記得當年金戈鐵馬殺進關來的威風，對「西夷淫技」極是鄙視。

但成立洋槍隊最大壓力卻來自英國。英國認為洋槍隊破壞了西方在清廷與太平軍間「中立」形象，擔心華爾會代表美國利益。英駐華艦隊司令何伯擔心中國軍隊由此發展壯大，竟以華爾招募英艦逃兵和違反西人中立為由逮捕了他，欲將他驅逐回美國。

為讓洋槍隊成為裝備精良的中國軍隊，薛煥煞費苦心做了三件事：

1.奏請清廷同意讓華爾加入中國籍，以中國公民身份當洋槍隊隊長。由於華爾堅稱已加入中國籍且入贅為楊坊女婿，何伯才不得不釋放華爾。

2.趁洋槍隊在上海五戰五捷機會，奏請清廷賜華爾四品頂戴，將洋槍隊更名常勝軍。這樣，華爾正式成為清廷命官，而洋槍隊也嬗變為清軍。

3.逐步削弱洋人在軍中勢力：除士兵多用中國人外，以上海道吳煦為常勝軍督帶、鹽運使楊坊為會代、參將李恆嵩為協帶會同管理。

在清軍裝備還是落後的刀、戟、劍、矛以及少數火繩槍時，由於薛煥在上海開創了改組清軍裝備與建制先河，且洋槍炮威力驚人，上海戰役後僅四天（1862年11月17日），清廷就諭令各地選派軍官到上海學習西洋兵法與槍炮技製造術，「以為自強之計」。接任薛煥江蘇巡撫的李鴻章的淮軍到滬未及一年，就「盡改舊制，更仿夷軍」；而接任薛煥兩江總督與通商大臣的曾國藩，因懼守舊派攻擊上疏請辭通商大臣職務。既是薛煥好友又是曾國藩親家的郭嵩燾很不客氣地指責曾國藩：總督本應兼通商大臣，為何要躲避自己不喜歡的事呢？遇到艱難險阻罵譏困辱當泰然處之，負天下之重而讓別人誹謗去。你卻想躲開，那麼誰又該來干這事呢？薛煥得知後大為高興，積極支持郭嵩燾，而曾國藩也在大家的推動下逐步成為洋務派之首。

力保澳門主權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薛煥調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不久，即遇葡萄牙國派澳門總督阿穆恩為公使前來互換兩年前簽署的《和好貿易條約》。

這《和好貿易條約》除了規定葡萄牙在中國獲得同英法同樣的通商特權之外，最重要的是關於澳門的第九款：「仍由大清國大皇帝任憑設立官員駐紮澳門，辦理通商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程……其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駐紮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

當時參加訂約談判的大臣們僅著眼於條文中「仍由大清國大皇帝任憑設立官員駐紮澳門」一句，就認為中國可照舊在澳門設官治理自己國土，對後面的話，卻因缺乏國際公法常識，對其實意茫然無知。

簽約葡使基瑪良士對這一瞞天過海的規定欣喜若狂，認為這等於中國承認澳門隸屬於葡國，迫不及待地於1862年9月11日單方公布了這中國方尚未用璽的條約，還在序言中聲稱：「葡萄牙王室在澳門的權益首次得以明確，澳門獨立已通過此條約得到確認。」但簽訂條約的所有清廷官員，直到葡使來天津要求互換條約之前，都沒覺察到被基瑪良士所愚弄。

清廷接葡國換約照會後，發現葡使此行不但為換約，尚有染指澳門以西各海口要求。為「杜其過肆要求之漸」，同治三年四月，「大清國大皇帝」在候選欽差名單中選中「洋人畏服」的薛煥「便宜行事，辦理互換條約事宜。」

薛煥接旨後，為「查看有無別情」，並不急於啟程，而是在京連日檢查原欽使簽約的案據，發現該約第九款無疑承認澳門主權屬葡國，應該刪去。但修改這已經畫押只待用璽的條約，不但意味著前欽使無知，還意味著兩年前分管簽訂這條約的恭親王失察。若處理不當，不但會得罪正賞識他的恭親王，還會為中國造成巨大損失。

為得到清廷上下支持，同時不給葡使「中國不換約」的口實，薛煥很委婉地上奏朝廷：「並非欲更改條約，不過於條約未明晰之處，預為申敘明白，以免日後爭執，使彼不致執以藉口。」這樣既維護了原欽差的面子，又不讓葡國「合法」佔領澳門的計劃得逞。

薛煥將「刪易後再換約」的意見與恭親王「再四熟商」，得到其支持後方離開北京，於五月十四日約葡使阿穆恩在天津公所會晤。當薛煥向阿穆恩提出修改意見時，阿穆恩竟「一聞條約尚有應商之處，即怫然而去。」隨後照會清政府：「貴大臣（指薛煥）更易在澳設立中國官，有收到澳貿易航船之稅務，此乃立海關之意，本大臣聽之駭異。而薛大臣隨說澳門乃大皇帝（指中國）之地，應由此而行……」

澳門乃中國領土，中國應在澳門設海關而非駐外領事館！薛煥等立刻對阿穆恩的無禮提出嚴重抗議：「查第九款內載明，大清國任憑設立官員駐劄澳門辦理通商貿易事務，所謂仍設立字樣，自應仍舊設立。方與仍字相符，並非格外增添。惟此官是否止收中國船貨之稅，亦須事先商明，方免日後彼此爭論。凡此皆乃中國美意，而貴大臣以為駭異，殊令人不解……貴大臣於公所會議不過片時，所議公事只題數語，其中細情全未詳細辯論，即負氣而走，本大臣等與各外國辦事已歷十餘年之久，從未見如此行徑。」

幾經會商，阿穆恩見薛煥等堅持修改條約中那「偷梁換柱」之筆，不敢再提染指澳門以西各海口要求，只能堅持條約「業經該國主批准，須俟換約後方可再行商量改約之事」。薛煥等立刻識破阿穆恩此說的欺詐性：「明系有意欺狂，欲將條約換到彼手，仍申前說，求開西路各口。而我所商之事，則指為條約已換，無可更易。」

阿穆恩無計可施，於六月二十日無故離開天津，並照會各國公使，說中國要悔約。但因該條約的葡文譯本在關鍵處被葡、法合謀篡改，中國有權堅持刪易後再換約，各列強不便插手，當初幫助葡國的法國公使因離任也無力置喙。該條約因未互換不能生效，葡國宣稱的「澳門的獨立已通過此條約得到了確認」最終成為泡影。（本節資料來源：《澳門專檔》卷三）

創建尊經書院

薛煥家族中人多從事教育，其入川二世祖薛俊傑為金堂縣訓導，三世祖薛維翰、四世祖薛緯皆當過清溪縣訓導，祖父薛澐是重慶府訓導，大伯父薛啟模是夔州府教授，二伯父薛啟楷是樂山縣訓導，叔父薛啟材是重慶府訓導，兄薛煐是黔江縣教諭，弟薛熏是陽縣教諭，堂兄薛鳳翔是夔州府教諭，侄薛華墀是成都府訓導兼錦江書院與尊敬書院監院……曾任禮部侍郎的薛煥深諳革新教育制度對振興中華民族的重要性。致仕後，率先在川解除八股文禁忌，創建了中體西用的尊經書院。

尊經書院即今四川大學前身。在它之前，四川省的最高學府是康熙四十三年設立的以八股文為主的錦江書院，在近代中國大變革格局下，顯得越來越不適合時代需要。就像當年在上海創建中國第一支使用先進武器的軍隊樣，薛煥想趁此有生之年在四川創建一所中體西用的書院，於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興文薛侍郎偕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投牒於總督、學政，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蜀士」，於光緒元年（1875年）在成都文廟西側石犀寺舊址修建了這所新的書院，並擔任山長。

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

有人認為，尊經書院大門匾額所書「石室重開」，是兩千年前蜀郡太守文翁在這兒創建的「文翁石室」又得重開的意思，是直接反映書院上承文翁遺教、振興西京之學的辦學宗旨。其實，薛煥在此還暗喻了另一層意思：清廷這道閉關自守的大石門總算被打開了。

因當時守舊派勢力很大，薛煥不能正式提出中體西用的辦學方針，只能在「通經學古」的前提下加入西學。薛煥任了六年尊經書院的山長，死後由好友王闓運接任，王闓運走後由侄兒薛華墀接任，皆以振興新學為宗旨。

尊經書院創辦後，隨著西學範圍不斷擴大，中體西用的主張不再被人視為離經叛道。其學以致用的新知識不僅奠定了四川新的教育方向，使沉悶的學術空氣為之一新，還培養了一大批出類拔萃人才，如著名的經學家廖平，戊戌變法中六君子之一的楊銳、四川保路運動領導人羅倫、被孫中山追贈為四川三大將軍之一的彭家珍、辛亥革命中領導榮縣獨立的吳玉章、共和國副主席張瀾等。

金夫人教子相夫的「吾家清德」

薛華培手書：祭母文（資料來源：哈弗大學燕京圖書館《薛母金太夫人傳》

薛煥的原配夫人趙氏在薛煥中舉後不久因病去世。在整個宦途中陪伴他的是次夫人金氏。據晚清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瀚章撰的《薛母金太夫人墓志銘》載，金氏是浙江平湖縣人：從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生而有柔嘉淑慎之德……恭儉慈惠，而動不過禮，生平無疾言遽色」。十七歲嫁給薛煥為繼室後，「繼故原配趙太夫人持家四十年」，平時素衣簡食，持家「務崇儉約」。對下人「馭下猶寬，皆愛戴，願為儘力」。在相夫方面，「躬勤劬以主內，致門以內肅然秩然。」

在兒子薛華培受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譚繼洵之命查驗安襄鄖諸屬水陸各軍及三府文武官聲政績戒途之日，金夫人諄諄告誡「仕途清苦，勵節為準，往往不求貪而貪至，汝其勉之，勿喪吾家清德」並監督其行。「培懍遵而行，凡以苞苴進者，皆謝不敢受。」

在丈夫薛煥臨危受命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面對數十倍強敵進攻眾人皆欲逃跑時，金夫人為激勵士氣，竟散財犒軍，在官舍井畔抱著剛到四歲的女兒（此女後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瀚章長媳）坐了七晝夜，發誓說，只要上海城破，就跳井殉夫。見婦孺都不畏死，將士們皆用命守城。「當時論者謂公（薛煥）保障東南之勛不在張睢陽下，而太夫人與有勞焉，挽車截髢之賢不足喻也！」這事後，金夫人被清廷誥封為一品夫人。

金夫人作為一品夫人，去世後，兒子薛華培在上海竟需竭盡全力籌資，方能扶其靈柩回四川宜賓薛家橋安葬，可見金夫人言下「吾家清德」對頭品大員薛煥家族的約束力度。

維新中堅薛華培

薛煥共三子，長子薛華垣，候選道欽加按察使司銜以軍功賞戴花翎；次子薛華坤，正二品蔭生，欽派大臣考取二等，分發河南補用道。二人皆是薛煥原配趙氏生，皆英年早逝，現有史料所記無多。

薛煥的三子薛華培（1861-1906），字次申，為繼室金氏生，二品蔭生，湖北候補道。從小跟在薛煥身邊，在其熏陶下不但錦衣玉貌、才華橫溢，且受西方先進思想影響，參加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舉總是敷衍了事，沒事總是與江浙名士們研討時事及吟詩作賦。

1897年，江浙名士們聚集上海，選出江南花榜狀元張四寶。出生世代書香的薛華培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張四寶娶回家中。在那門第觀念極重的封建時代，實在需極大勇氣，雖為封建衛道者不屑，但在江南士子中卻傳為美談。

薛華培娶張四寶的第二年，即光緒帝決心搞新政的戊戌年（1898年）。為選拔「洞達中外時務」人才，光緒帝仿乾隆年間的博學鴻詞科而特設經濟特科，要求各地舉薦人才，最後選定十七名入京，其中就有薛華培。

薛華培為策動北洋軍支持光緒帝變法，告別慈母由上海赴直隸。不料守舊派簇擁「退居二線」的慈禧太后捲土重來，在這關鍵時候慈禧將心腹榮祿實授為影響清廷安危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換下重用薛華培的原總督王文韶。帝囚瀛台，其變法倡導人梁啟超、智囊康有為逃到日本；譚嗣同、楊銳等六人被斬菜市口，成為近代史上著名的「六君子」。唯一在地方認真實施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因曾向光緒皇帝保薦變法人才（其中含薛華培），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罪與其子戶部主事陳三立同時被革職；幸好薛華培在這政變前夕因生母金氏去世到上海奔喪，僥倖躲過屠刀。

後薛華培避居南京，在聯合江南名士張謇（狀元，翰林院編修）、志鈞（珍妃胞兄，進士）等響應以容閎為會長的中國國會，旨在復起光緒帝，在中國推行君主立憲制。不久以失敗告終。

失敗後的薛華培在潦倒中病死南京。患難中，張四寶始終跟隨身側。在薛華培臨終前，張流淚滿面握著他的手說：「夫君失意將死，妾也不會獨生……」隨即服毒自殺。薛華培悲慟昏倒，醒來後，布置好喪事，在三日後死去，年僅四十五歲。

為悼念英年早逝的薛華培與殉情的張四寶，江南士子們紛紛趕到南京獻上悼詞與輓聯。時在詩壇點將居首座的陳三立在《哭次申》中，以東晉時南渡金陵諸士大夫新亭對泣典故，哭薛華培之死：

「錦衣玉貌過江人，幾礩塵埃賸我親。

萬憾都移疽發背，九幽更恐債纏身。

羽毛自惜誰能識，圭角難礲稍未純。

此後溪橋候明月，一披蕭卷一酸辛。」

其中「錦衣玉貌」是對薛華培的寫真，而「過江人」則出自《世說新語》：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淋漓盡致地刻畫了擁護戊戌變法者在失敗後的心態。

趙濱彥送薛華培的溫酒盅

薛煥家族在晚清的作用

清廷欽定的薛煥墓志銘對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他秉公辦事方面的評價為：「不為苛細，尤嚴邪正公私之辯……」對他銳意改革方面為：「公為政持大體，高瞻曠覽，歸畫遠利……」對他用人方面為：「即有造請，必視其立身植行，可擇而取……」對他總的評價則：「延慶一身，光明俊偉。終其所懷，已溺已飢。」

這裡的「已溺已飢」，乃指薛煥「關懷百姓疾苦，以消除為己任」之意。然而薛煥最值得稱道的挽中華民族於危難的富國強兵夢其墓志銘中卻沒有，而只能散見於各種史料。

而對薛華培，江南才俊孫寶瑄的挽薛華培聯極為精鍊地描述了他在愛情與事業上悲劇的一生：

相如慷慨，未免有情，誰見文君先効死

亞父抑鬱，齎志以歿，安得史公為寫真

上聯用西漢辭賦家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典故與薛華培、張四寶愛情相比，認為卓文君為司馬相如琴聲所動，拋開富貴與其私奔的愛情故事雖為千古美談，但傾國名花張四寶在薛華培窮愁潦倒後仍堅貞不渝以死相隨，則更難能可貴；下聯，則用西楚霸王項羽的亞父范增「齎志以歿」的典故哭薛華培維新以富國強兵的壯志未酬身先死，令人潸然淚下。

薛煥在晚年特別注重中國的教育革新。其子侄在晚清多為教諭或訓導，其中薛華墀從尊經書院成立起一直具體負責書院教務，在四川推行新學中起了巨大作用。而族中為教諭或訓導的十數人在川內各地（含重慶）相互呼應，為四川教育革新起了不小作用。故薛煥墓志銘對他在教育方面的評價為：「購置尊經書院有關吏治及人才學校之原，其功尤偉。」

不過薛氏家族雖積極倡導富國強兵之道，但由於當時的政治體制與他們所倡導的經濟體制改革不配套，他們所受的打擊遠遠大於成功。並且，薛煥僅舉人出身，他那科的同年中沒一個「強援」，所依靠的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地方大吏，因太平軍之故，多遭革職、殉職，整個江浙系統除薛煥外幾近全軍覆沒，更是引援乏力。而欣賞他的洋務之首恭親王正擬重用他時，恰遇慈禧太后與恭親王權力之爭牽連到薛煥，致使薛煥「籲請終養」告病還鄉。薛煥的墓志銘用「道贏志絀」四字歸集他銳意改革卻屢受打擊一生，可以說是對整個薛氏家族破碎的「富國強兵夢」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