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罪？——讀喬治·奧威爾《1984》
蔣 晞
我是世間一粒塵，落地之前，舞著自己的靈魂。
一
我國周朝時，周厲王施政暴虐，受大臣榮夷公唆使改變周朝原有的制度，把平民賴以謀生的許多行業改歸王室所有，一時間民生困苦，民冤沸騰。召公對周厲王說：「老百姓已經受不了。」厲王不聽勸諫卻採用特務手段對付人民，他派人去衛國請了很多巫師，在首都鎬京不停地巡邏大街小巷，偷聽人們的談話，凡經他們指認為反叛或誹謗的人，即行下獄處決。這樣一來，舉國上下再不敢對國事評頭論足，就是相互見面，也不亂搭腔，而是「道路以目」。
原本我們以為「道路以目」已是極權統治的最腐朽的表現之一了，但是在奧威爾的《1984》中，我們卻看到了另一種可怕——思想罪。在大洋國，思考是一種罪惡，人人避之不及。
在主人公溫斯頓服務的真理部，有一句口號用漂亮的字體寫在白色的牆面上——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維護這些口號「正確」的是思想警察。思想警察猶如周厲王時期的巫師，巡邏在各個地方，出現在各個角落——在你不知道的時候就能以「思想罪」的名義逮捕你。當他逮捕你以後，不管你擁有什麼樣的思想，思想警察都能幫你「洗得一乾二淨」！如果還不行，那麼，還有101號房等著你。
101號房是什麼？讓索爾仁尼琴來回答，就是古拉格；讓猶太人回答，就是奧斯威辛。
我思故我罪！這是《1984》想要告訴我們的。
實際上，無思才是一種罪。
這一厘米，不僅是良心的一厘米，更是思考的一厘米。心智健全的人，有自主思考的能力，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出符合良心的抉擇。
1992年2月，柏林牆倒塌兩年後，當年守牆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
柏林牆，是二戰後德國分裂和冷戰時期的重要標誌。這道柏林牆，共有155公里長，4米多高，是用水泥混凝土澆注而成的。幾十年來，這道牆兩邊都有士兵嚴密守衛著。
1989年2月的一天傍晚，天空下著小雨。值班的東德士兵亨里奇發現，有個人鬼鬼祟祟地爬到柏林牆上，企圖逃到西德去。亨里奇毫不猶豫地舉起手中的衝鋒槍，瞄準那個人扣動了扳機。一聲慘叫，22歲的東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被當場擊斃。
事後，亨里奇受到上司嘉獎，成為英雄。
僅僅過了幾個月，當年年底柏林牆被推倒，東西德回歸統一。格夫洛伊家人起訴，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責任。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辯護律師稱，亨里奇作為一名士兵，他是在執行命令，作為一名軍人，執行命令是天職。但是，法官西奧多-賽德爾義正詞嚴地反駁道，作為軍人，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這一點無可置疑。但是，作為一名軍人，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當你發現有人翻牆越境時，你在舉槍瞄準射擊時，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動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這一厘米，不僅是良心的一厘米，更是思考的一厘米。如果沒有思考，良心只會跟著上司走，跟著命令走。心智健全的前提是，你有自主思考的能力，並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出符合良心的抉擇。
思考不一定能讓你獲得物質的、眼前的利益，但它能讓你與那非人的世界永遠保持一厘米的距離。當你被狂潮裹挾時，仍能有一份警醒，當狂熱退去，面對良心的銬問時，能多一份坦然和安慰，而不是站在審判席上的惶恐與悔恨。
學會思考就是學會對自己負責，只有在奴隸的世界裡，統治者才會把思想看成是一種罪。一個好的時代，一個自信的時代，何懼他人思考。
二
「誰能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這是《1984》里關於控制過去的一句口號，這句口號，在大洋國里大家耳熟能詳。
現在是以後的歷史，歷史是以前的現在。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里說：「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哲學史是歷史學的一種，且不論《1984》與現實有多少重疊，我們要知道的是，面對人生，我們要學會思考，面對歷史，我們要學會反思。
未來藏在過去。如果沒有反思，我們將一再地重複過去，歷史的進步永遠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幻。
反思，是自我診斷後的刮骨療傷；沒有這份陣痛，永遠迎不來新生。如果放棄思考、放棄反思，就如《古拉格：一部歷史》的作者安妮·阿普爾鮑姆在書中所說的一樣：「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一切還會發生。」
托馬斯·潘恩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說：「全世界都在追捕自由，理性被視作反叛，恐懼讓人戴上枷鎖，畏懼思考。但是，真理的全部訴求就是出現真理的自由，這是真理無可辯駁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人才變成大寫的人。」
如果知識是血肉，那麼思考就是骨骼，只有二者俱備，我們才能成為一個直立行走的人。我們進化成人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能有道德、有尊嚴地活著。
因為，人本高貴！
（台州市圖書館館藏信息：普通文獻借閱室 I561.45/A763）
好讀好聽丨包建永
微信小編丨陳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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