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起義與清末的預備立憲有什麼關聯嗎？事實是怎樣的？

原標題：安慶起義與清末的預備立憲有什麼關聯嗎？事實是怎樣的？

王開璽，男，1949年10月10日生，漢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黨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國風煙》，《隔膜、衝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清通鑒 道光卷》。

1908年8月,赴日考政大臣達壽歸國,在其奏摺中稱:「非實行立憲,無以弭內亂,亦無以消外患」,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對於清廷確「有百利而無一害」。8月27日,憲政編查館接受達壽建議,參仿日本飲定憲法,編製出《飲定憲法大綱》暨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及逐年籌備立憲事宜清單。之後,又籌設各省諮議局和資政院。因此,時人評述說:「徐(錫麟)難既作,朝廷怵於俄國之內訌,復謀改革自救。」

由此可見，安慶起義對清廷預備立憲的深刻影響。另外,徐錫麟領導的安慶起義沉重打擊了清最高統治者的統治信心。恩銘在給慈禧太后的遺折中說:徐錫麟曾經出洋,後分發為道員,且為前湖南巡撫俞廉三的表侄,因而對其深信不疑。徐錫麟到任後亦勤奮異常,不料其卻「身為黨首,欲圖革命,故意捐官」,這一切「非第奴才之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恩銘特別提示慈禧太后,仕途龐雜,今後進用出洋學生之時,需「慎選之」。

一向專權自信,驕橫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其統治信心亦因此受到沉重的打擊和挫折。革命黨人竟然採取「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里」的辦法,充任清廷四品官員造反叛逆,這使慈禧太后雖尚無「四面楚歌」之患,但已明顯地悄然而生「眾叛親離」之憂,大有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無奈之感。據深悉清廷內幕的陶湘稱:「皖事出後,慈聖痛哭,從此心灰意懶,得樂且樂」,頗有眼不見,心不煩,得過且過,聽天由命,過一天少一日的心理。當時,日俄協約即將簽訂,這對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東北地區威脅甚大。軍機大臣們對此憂心如焚,兩次請求慈禧太后單獨召見,以謀對策。但慈禧太后因此次安慶起義的刺激,已是情緒低沉,精神萎靡,倦怠政事,「均未允」,且對軍機大臣們說:現在「天氣酷暑,王爺亦宜節勞」,致使軍機大臣們無不「浩然長嘆」,國事不可為矣。最後,徐錫麟領導的安慶起義進一步激蕩起革命黨人反清武裝起義的風潮。安慶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隆重集會,沉痛悼念徐錫麟等仁人志士,其輓聯寫道「公憤異族之驕橫,慷慨竟捐軀,先為同胞除一害;我望中原而嘆息,低徊頻按劍,欲團死士剿東胡」。

革命志士范傳甲面對徐錫麟遺像宣誓,必欲為其報仇。安慶革命黨人熊成基等聽到徐錫麟犧牲的消息後,亦是「悲憤殊甚,以滿人專制已極,急欲為徐復仇」,旋於第二年的11月19日策動了安慶馬炮營新軍起義。故安徽民謠雲「第一年,徐錫麟;第二年,馬炮營;三年後,革命成」。章太炎也稱道說:「安慶一擊,震動全國,立懦夫之志,而啟義軍之心,則徐錫麟為之也。」安慶起義僅一年有餘,慈禧太后、光緒帝即於1908年11月相繼死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清廷旋告覆沒。這種晚清政局的劇變,是安慶起義後清廷各級官員所始料不及的,也是「革命黨大首領」徐錫麟所始料不及的。徐錫麟當可含笑九泉了。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周文博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