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連載 | 弗朗西斯·D.科里亞諾：沒有得手的民間侵掠活動：肯珀叛亂、伯爾陰謀與美國早期的擴張（二）

文史 07-19

原標題：史學連載 | 弗朗西斯·D.科里亞諾：沒有得手的民間侵掠活動：肯珀叛亂、伯爾陰謀與美國早期的擴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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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回顧沒有得手的民間侵掠活動：肯珀叛亂、伯爾陰謀與美國早期的擴張（一）

沒有得手的民間侵掠活動：

肯珀叛亂、伯爾陰謀與美國早期的擴張

（二）

弗朗西斯·D.科里亞諾

在1806年夏、秋兩季，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谷紛擾不寧，因為前副總統阿倫·伯爾在那裡策劃遠征。伊桑·艾倫·布朗是辛辛那提一個有名的律師，在仕途上也是如日方升，他在12月下旬寫道：「不斷有證據告訴我們，有某種軍事上的計劃或征討正在推進之中，指揮者就是前副總統。最近有一位從聖路易斯和聖吉納維芙來的令人尊敬的紳士報告說，伯爾上校在路易斯安呼聲很高，在他來這裡的路上所經過的肯塔基一些地方也是這樣。」[1]在布朗寫這封信的時候，伯爾這次所謂的遠征已瀕臨失敗的邊緣。在民間侵掠的歷史中，這個陰謀的反常之處在於，征討行動還沒有正式啟動就失敗了，而且其目的也一直存在爭議，帶有幾分神秘色彩。

伯爾陰謀中有兩個核心人物，一個是阿倫·伯爾，另一個是詹姆斯·威爾金森；前者是前副總統，後者在1806年是美國陸軍的指揮官和上路易斯安那地區的總督。在美利堅共和國初期，這兩個人乃是名聲最臭的人物。伯爾和威爾金森兩人相識多年。年輕時他們一同參加過獨立戰爭。1804年，他們密謀聯手在西部奪取政權，其志不小，但計劃很不周全。

阿倫·伯爾

阿倫·伯爾於1756年2月出生在新澤西的紐瓦克。伯爾很小就成了孤兒，由親戚撫養長大，少年老成，小小年紀就進了新澤西學院，畢業時才16歲。他最初學習神學，打算當個牧師；後來改行學法律，但是獨立戰爭的爆發中斷了他的職業生涯。他立即參加了造反的隊伍。在1775年進攻魁北克的行動以及1776年紐約和新澤西的戰役中，他都卓有戰功。在1777-1778年的冬天，伯爾一直待在福吉谷，接著在夏天參加了蒙茅斯戰役。次年他加入大陸軍的一支隊伍，在紐約城周邊及韋斯特切斯特縣與英軍小股部隊打游擊。儘管伯爾在大陸軍里已晉陞中校，但他還是覺得上升之路已被阻斷。看到有人在軍事上表現不如他出色，卻憑藉更好的人脈比他升得更快，他感動沮喪。同時他也飽受病痛折磨，便於1779年3月從軍隊退伍。[2]

伯爾重返私人生活後，重新學習法律，並於1782年在奧爾巴尼獲准在紐約律師界執業。第二年，他與一個名叫西奧多西亞·普雷沃斯特的富有寡婦結婚。18世紀80年代，伯爾在紐約城的律師界事業有成，地位穩固。他在公共生活中也很活躍，當時紐約的政治鬥爭激烈，派系甚多，他成了其中的一個領導人。他同喬治·柯林頓州長周圍的骨幹成員建立了聯繫。1791年，他被選入合眾國參議院。在擔任參議員期間，伯爾被吸引到反對喬治·華盛頓和及其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聯邦黨人政策的那些人一邊。伯爾很了解漢密爾頓，兩人同在紐約律師圈裡待過。到了18、19世紀之交，伯爾成了紐約共和黨的領導人，這個混雜多變的政黨的全國性領導人是傑斐遜和麥迪遜。傑斐遜指望在1800年當選總統，伯爾在紐約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

1800年大選總統選舉選票支持情況分布圖

圖中綠色表示支持傑佛遜的州，橙色表示支持亞當斯的州，灰色表示無投票權的領土。數字表示每個州的選舉人團的投票情況。

1800年選舉充滿爭議，競爭激烈；伯爾於1801年正式就任托馬斯·傑斐遜的副總統。他在傑斐遜的首屆政府里是個邊緣人物。選舉期間產生的反感和不信任很難克服，使得兩人無法建立富於成效的工作關係。傑斐遜明確表示，他在1804年尋求連任時不會與伯爾搭檔。伯爾為了重振自己的政治命運，便把注意力轉向了紐約。1804年春，他競選紐約州長。在競選中，伯爾忍受了來自本黨內部和黨外對手的誹謗，最終還是在4月落敗。在反對伯爾的人當中就有漢密爾頓，他匿名給報紙寫文章，抨擊這位副總統。在一次有一批知名人物參加的政治晚宴上，漢密爾頓還公開對伯爾加以痛斥。漢密爾頓的攻訐於4月份登在了奧爾巴尼的一份報紙上。伯爾競選失敗後才讀到關於這次晚宴的描述。漢密爾頓接連在全國和紐約挫敗了伯爾的政治抱負。1804年6月1日，伯爾致信漢密爾頓，要他就在4月的晚宴上對他表達「卑鄙的看法」一事做出解釋。於是，兩人開始口舌之戰，接下來就是一系列複雜的儀式，它們出自規範這類事情的《決鬥手冊》的要求；這一切都結束於1804年7月11日，兩人在新澤西的維霍肯進行決鬥，合眾國在任的共和黨副總統伯爾打死了聯邦黨要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3]

伯爾-漢密爾頓決鬥版畫

1804年7月11日，美國著名的政治家阿倫·伯爾和美國前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威爾霍肯新澤西舉行了「伯爾-漢密爾頓決鬥」。漢密爾頓首先開槍，子彈擦過伯爾，擊中了直接在伯爾身後的一棵樹，緊接著伯爾射擊，直接命中漢密爾頓，造成致命傷害。決鬥第二天漢密爾頓身亡。

在當時政界的紳士們看來，打死漢密爾頓只是關乎榮譽的私事，但伯爾還是暫時躲藏起來，以免在新澤西因謀殺而被捕。[4]他最終回到了華盛頓，繼續做他的副總統，直到1805年3月4日卸任；同時他也在為顯然已經暗淡的未來做打算。那時他因打死漢密爾頓而名譽掃地，許多人把他看成一個失敗的政治投機分子。在準備離開政府之際，伯爾打定主意，要實施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在西部重振旗鼓，恢復聲譽。

1804年5月，就在伯爾競選紐約州長失敗後不久，美國軍隊指揮官詹姆斯·威爾金森來到了紐約城。這位將軍找到了他的老戰友，兩人於1804年5月23日晚上做了一次密談。那天晚上他們究竟討論了什麼固然不可盡知，但是看來將軍與副總統很可能啟動了一個密謀，這個密謀最終給伯爾的聲譽造成的損害，遠甚於隨後打死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一事。伯爾很是倒霉，他把信任寄托在詹姆斯·威爾金森身上，而此公乃是美國最不值得信任的一個人。威爾金森的動機首先是自己的晉陞和發財，他最終出賣了伯爾；當然，他這麼做也許有助於使美國作為一個聯邦制聯盟存在下來。[5]

詹姆斯·威爾金森

詹姆斯·威爾金森比阿倫·伯爾小一歲。他於1757年出生在本尼迪克特附近的一個村子裡，地屬馬里蘭的卡爾弗特縣。他的父親是個種植園主兼商人，事業上很成功。威爾金森在17歲時去費城學院學醫。他於1775年回到馬里蘭行醫，但跟伯爾一樣，他的職業規劃也被獨立戰爭的爆發打斷了。威爾金森加入了反英的隊伍，包圍波士頓時在華盛頓的手下服役，接著又同伯爾一起參加了1775年本尼迪克特·阿諾德進攻魁北克的行動。1776年初，他擔任霍雷肖·蓋茨將軍的副官，同年參加了紐約和新澤西的戰役。與伯爾不同的是，威爾金森晉陞得很快。他作為蓋茨的副官，1777年10月擔負了傳遞將軍有關薩拉托加大捷的急件的任務。威爾金森在向國會報告勝利的消息時表現十分出色，這年11月在戰場上被提升為榮譽准將（brevet brigadier general）。威爾金森年僅20歲就獲得這樣高的軍階，在大陸軍的其他軍官中引起很大的騷動，有8位上校聯名向大陸會議提出抗議，於是他在1778年3月3日放棄了委任。威爾金森繼續留在軍中，最終被擢升為制服將軍（Clothier General of the Army）。[6]

除了薩拉托加戰役之後因榮譽晉陞引發的風暴之外，威爾金森還牽扯進了「康韋陰謀」，即1778年底至1779年初大陸軍一些軍官密謀以霍雷肖·蓋茨取代喬治·華盛頓擔任總司令。1781年，威爾金森因盛傳個人腐敗而被迫辭職，其制服將軍的任期便告結束。在獨立戰爭期間，威爾金森證明自己作為軍人並不乏才幹，而且在戰鬥中也顯示了勇氣；但是他在後方表現出來的卻是貪圖私利，善於玩弄手腕，從不放過任何機會，完全罔顧忠誠。在後來的生涯中，他的最大特點就是愛搞陰謀，外加貪婪成性。雖然阿倫·伯爾也喜歡複雜的陰謀詭計，但他遇到的威爾金森則不僅是一個合作夥伴，而且還是未來的對手；這個對手比他更為野心勃勃，而且絲毫不受道德考量的制約。

康韋在賓夕法尼亞召開秘密會議的地點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一批軍官不滿華盛頓的領導，康韋便是其中之一，雖然他只不過是表達對華盛頓或整個戰爭進程不滿和批評，沒有謀反的意圖，但是當信件公開後，引起華盛頓支持者的極大不滿，康韋最終離開軍隊。

戰爭結束後，威爾金森離開軍隊去西部碰運氣。他於1783年搬到肯塔基，想在列剋星敦開展商業貿易，並從事土地投機。在18世紀80年代中期，許多肯塔基人並不甘於處在弗吉尼亞的統治之下。有些人設法以單獨一州加入聯邦，另外還有極少數人煽動完全獨立，尋找機會加入西班牙帝國。威爾金森被拉入了後一群人中，這也許是不足為奇的。1787年夏天，威爾金森乘坐一艘運載麵粉、黃油、鹹肉和煙草的貨船，沿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順流而下，於7月2日抵達新奧爾良。威爾金森在這座新月之城度過兩個月里的大部分時間。他在那裡同商、政兩界的頭面人物商談，其中包括西班牙最高長官埃斯特班·羅德里格斯·米羅和路易斯安那地方行政長官馬丁·納瓦羅。他一如既往地雄心勃勃，告訴西班牙人說，肯塔基從美國分離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可以把它交給西班牙。他表示他可以促進和控制美國向老西南部的移民，從而防止大批美國人洶湧而來，謀求奪取新奧爾良，並以武力迫使西班牙開放密西西比河航道。威爾金森提出的報償是從西班牙得到一份年金，擁有在新奧爾良進行貿易的權利，以及在肯塔基歸屬西班牙後獲得一個適當的職位。[7]

威爾金森為了讓米羅確信他的誠意，宣布放棄美國國籍，並宣誓效忠西班牙。他在8月22日公開宣布：

我在美國出生並接受教育，在最近的這場革命中，我擁護她的事業，堅定地維護她的利益，直到她打敗她的敵人。這件事使得我的服務不再是必要的，讓我解除了承諾，取消了所有的義務，甚至包括那些天生的義務，使我獲得了自由；在為她的福利而戰之後，我要尋求自己的福利。由於美國的情況和政策使我無法在她的政府之下實現自己期望的目標，我只得做出決定，在不希望他們（即合眾國）受到任何損害的前提下，爭取在西班牙實現這個目標；我堅信自己在西班牙將用這些原則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忠誠於君主，公正對待臣民同胞，以此確保自己良心的安寧，並且不讓子孫後代以我的名字為恥。[8]

米羅為了回報威爾金森的忠誠以及他未來合作的保證，授權他把煙草、奴隸、牲畜和肯塔基的產品運到新奧爾良，價值不超過37000美元，暫時儲存在西班牙的府庫，直到卡洛斯三世做出是否授予威爾金森西班牙年金的裁斷。這就給予威爾金森從新奧爾良出口肯塔基貨物的短暫的壟斷權。威爾金森最後獲得了西班牙的年金。他由此開始了與西班牙、隨後又與墨西哥當局的交往，直到1825年去世。

威爾金森的商業冒險並沒有他期待的那樣成功。他於1791年重新加入美國軍隊，擔任陸軍中校。1792年，他被授予陸軍准將軍銜，負責守衛俄亥俄河上的華盛頓要塞。在1794年針對西北地區印第安人的軍事行動中，他擔任安東尼·韋恩的副手。美軍在8月20日的「倒樹之戰」取得了勝利。在這次軍事行動中，威爾金森暗中耍手腕以對付他的指揮官，極力在韋恩軍隊里的肯塔基軍人中間散布不滿情緒。在韋恩死後，威爾金森於1797年3月被任命為美國陸軍司令官。他同時領取美國陸軍司令官的薪金和西班牙的年金。1795年的《聖洛倫佐條約》表面上確定了美國和西班牙之間的西南邊界，威爾金森在條約簽訂之後卻在西班牙和美國之間上下其手，挑動它們相互對抗，從中賺取兩頭。

傑斐遜就任總統後，威爾金森回到華盛頓特區，成功地博得新一屆政府的青睞。他受到傑斐遜的信任，在1803年12月美國取得路易斯安那後，他被派到那裡擔任軍事指揮官。他的主要責任是保衛西南邊疆。鑒於他同西班牙暗中勾結，把他放在這個位置，對他在這個危險的邊界地帶製造麻煩是再好不過的。威爾金森在1804年5月與阿倫·伯爾接觸後，堅信他可以為伯爾提供所需的無序、混亂乃至戰爭（如果必要的話）的局面，以實現他（和他們）在西部創建一個帝國的野心。[9]

伯爾去世的地方——聖·傑姆斯旅館

1834年伯爾中風後生活無法自理，1836年病逝於里士滿港的斯塔頓島的一個旅館，葬於普林斯頓。

在考察詹姆斯·威爾金森在伯爾陰謀中所扮演的角色時，遇到了兩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多位高權重的政府官員信任他？他的動機是什麼? 19世紀最初幾年威爾金森造訪首都時，華盛頓居民約翰·T.沃森曾與他比鄰而居，他的話給我們提供了解答這兩個問題的線索。他記得「威爾金森將軍是個相貌、舉止都很優雅的紳士，中等身材，身高大約五英尺八寸或九英寸」；沃森還說：「他生活奢華，熱情好客，很難做到收支平衡。他經常同副手（即他的長子詹姆斯·比德爾·威爾金森）一起外出，倆人身著軍裝，通常是騎在馬上。他的裝備極其豪華；他有金馬鐙和金靴刺，豹皮馬鞍罩上配有好幾個金豹爪。」[10]1806年，托馬斯?里奇在《里士滿調查者報》上展現的則是一幅不大友好的畫面，他筆下的威爾金森「熱衷於無聊的浮華；對每屆行政當局和每個政黨都巴結討好；對待官階低的人則公然傲慢無禮；凡此種種都不是構成一個堅定的愛國者的要素」。[11]儘管不時有關於其個人不當行為的傳聞，但是威爾金森依舊是一個相當有魅力的人，一個撒謊的行家，能夠同時讓美國和西班牙的官員相信，他對他們是有用的。政客們一旦跟威爾金森扯上關係，他們就發現很難把他擺脫掉。沃森關於威爾金森生活上入不敷出的說法，與里奇提到的「熱衷於無聊的浮華」相呼應，揭示了理解其動機的關鍵。威爾金森之所以能同時侍奉他在美國和西班牙的主人，是因為他只受金錢利益的驅使。他在1787年8月首次為米羅起草的備忘錄中，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宣稱，「自我利益既支配個人、也支配國家的情感，一個人若把別的動機加之於人類的行為，那不是在欺騙自己，就想欺騙別人」。[12]阿倫?伯爾將在付出代價以後才意識到，威爾金森首先和唯一忠於的人，只是他自己。

注釋：

[1] Ethan Allen Brown to Philip Van Cortlandt, Dec. 28, 1806, Ethan Allen Brown Letters to Philip Van Cortlandt, Western Americana Collection,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2] 此處及下面各段主要依據以下論著：Isenberg, Fallen Founder; Nathan Schachner, Aaron Burr: A Biography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1937); and Milton Lomask, Aaron Burr, 2 vols.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x, 1979). Also see Mary-Jo Kline, et al. eds.,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Aaron Burr, 2 vol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Kline, ed., Burr Papers, 2:877; Aaron Burr to Alexander Hamilton, June 18, 1804, in Harold C. Syrett,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27 vol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1987), 26:242-246; Isenberg, Fallen Founder, ch. 7; Ron Chernow,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Penguin, 2004), chs. 41-42.

[4] 關於伯爾和漢密爾頓決鬥的透徹分析，參見Joanne B. Freeman, Affairs of Honor: 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Early Republ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 4.

[5] James Wilkinson to Aaron Burr, May 23, 1804,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Proceedings, 29 (1919), 122-3.

[6] Andro Linklater, An Artist in Treason: The Extraordinary Double Life of General James Wilkinson (New York: Walker, 2009). Also see David E. Narrett, 「Geopolitics and Intrigue: James Wilkinson, the Spanish Borderlands, and Mexican Independence,」 WMQ, 69 (2012), 101-46; James R. Jacobs, Tarnished Warrior: Major-General James Wilkinson (New York:MacMillan, 1938); Thomas R. Hay, Admirable Trumpeter: A Biography of General James Wilkinson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41). 威爾金森留下的文字甚多，曾出版一部自娛自樂的回憶錄，即 Memoirs of My Own Times, 3 vols. (Philadelphia: A. Small, 1816)。儘管這部回憶錄對了解威爾金森的個性和動機很有幫助，但閱讀時須分外小心。

[7] William R. Shepherd ed., 「Wilkins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Spanish Conspiracy,」 AHR, 9 (1904), 490-506. 西班牙檔案中關於威爾金森的更多材料可見於William R. Shepherd, ed., 「Papers Bearing on James Wilkinson』s Relations with Spain, 1787-1816,」 AHR, 9 (1904), 748-766. Also see Narrett, 「Geopolitics and Intrigue」; Wilkinson, Memoirs, 2:109-113 and Arthur Preston Whitaker, 「Wilkinson』s First Descent to New Orleans, 1787,」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 (1928), 82-97.

[8] 「Wilkinson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panish Conspiracy,」 497.

[9] 關於傑斐遜同威爾金森的關係，參見Malone, Jefferson, the President: Second Term, 215-231.

[10] John T. Watson to E. B. O』Callaghan, Sept. 12, 1860, as quoted in Thomas Robson Hay, 「Charles Williamson and the Burr Conspiracy,」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 (1936), 175-210, 184.

[11] Richmond Enquirer, Sept. 5, 1806.

[12] 「Wilkinson and the Beginning the Spanish Conspiracy,」496.

（本文作者為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亞麗譯，李劍鳴校）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