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諾：中國的國際教育，是個國際玩笑
這是奴隸社會的第1539篇文章
題圖：印度人「橫掃」美國產學研領域。
2016 年我回國，最讓我驚訝的事情之一，就是全國上下對所謂的「國際教育」和「雙語教育」的狂熱。不管什麼培訓班、營地，加個雙語，價格就可以漲個 50%。很多經驗有限的年輕老外，因為看上去金髮碧眼就可以在教育機構里做到很高的職位，而且自然也會吸引到很多顧客。我也看不懂「國際教育」這個大市場，有各種論壇、大會、專家，有垂直媒體、深入市場調研報告，有各種中介和「價值鏈」上的生意模式，後面還有各種投資機構和投資人，好不熱鬧。
我看了這麼多國家，只有中國有這麼一個奇葩的「大市場」。（其實也不完全對，其它亞非拉欠發達國家也有，但沒這麼高級）。有意思的是，中國這個獨特的巨大需求，在北美英國和澳洲這些英語國家，也催生出了一個接待此大需求的「大行業」，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海外的同胞（當然一般會拉上一些撐門面的老外）。因為只有中國人才能深入理解這個需求，也能花式滿足這些需求。大家如果夏天去美國英國牛津劍橋看看，會感覺根本沒有出國，摩肩接踵的都是同胞，中國人大概貢獻了這些夏校（開放暑假讓中國學生上課的國外學校）至少 50% 左右的收入，有意思吧？
表面上看，國際教育是送孩子出國的教育，學英語當然有用。但如果深入探究，你就會發現這熱鬧錶面下的深刻悲涼。
在話悲涼之前，我有幾個聲明。
第一，我不是反對學英語和留學，我自己過去 18 年有一半時間在美國學習、工作和生活，受益良多。我當然更不是反對外國人，美國有大量值得尊敬的思考者、學者和實踐者，我也有很多美國同事、老師和朋友。我更不是反對開放和交流，相反，我是其中的積極倡導者。
第二，我不是反對中國的國際學校。我覺得國際學校，特別是真的優質的國際學校，給中國帶來了很多好的教育理念和做法。好的教育，一定是多元的，這些國際學校提供了這樣一個窗口和多元性，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三，我也不是反對把孩子送去接受「國際教育」的家長，包括為了孩子教育把自己變成「假外國人」的家長。因為對於單個家庭來講，不管個人事業有多成功，大家都是幾乎沒有能力和教育大體系、以及環境抗衡的，所以如果不想走「主流」應試教育的道路，就只有想辦法走「其它道路」。國際學校和國際教育，也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大環境，成為了一個大市場。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不是取締國際學校，或者把國際學校變成另一類「公立學校」。而是把我們自己的教育真正地做好，讓我們自己的人民滿意，讓大家願意選擇把孩子留在國內受教育。
那為什麼說悲涼？因為我們離這個「好」，還很遠。
1
對中國孩子最好的教育，應該在哪裡？
在很多教育論壇我都問過有多少人打算送自己孩子出國，在場舉手人數都是超過 50% 的。我接觸過很多社會精英和優秀的人，有大學教授、學者、醫院院長、科技公司創始人、投資人，幾乎 100% 孩子不是已經在國外，就是準備送出去。而且我們體制內的很多教育專家，包括高考改革的專家、大學老師、教務長，孩子也都在國外。知識精英里，似乎有一個共識，就是最好的教育在國外。
▲數據來源：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我講這個不是批判，也不涉及意識形態。因為回到我上面的聲明二：個人再有能力，在教育上也是無力和體系抗衡的，只能選擇用腳投票。
只是如果退一步看，我們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國，但我們的社會精英普遍認為最好的教育是在和我們語言、文化、價值體系都不相同的國家。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假想類比一下，你能想像英國的社會精英（大學教授，醫生，科學家，創業者）認為對他們的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在中東阿拉伯國家嗎？
中華的文化，只有我們自己能教育、傳承，所以對中國孩子最好的教育應該在中國。這看似是個非常淺顯的道理，但現實離這還很遠。
2
我們送出去的孩子，怎麼樣了？
也許「最好的教育」這個願景還遠，那講講現實。對美國來講，中國是第一大留學生生源國，我們每年有三十多萬學生去美國（這裡對比一下，每年美國來中國的留學生，大概一萬五千人，是我們的 5%）。
▲數據來源：Forbes Statista
這裡的大部分學生，是中國家長付全額學費出去的，對美國貢獻了大量的 GDP（每年 420 億美金），而且這裡還沒有算一個更大的數字，就是孩子小，夫人帶孩子在美國居住陪讀的花費。這在中國的海歸家庭，或者中國企業家家庭里是非常普遍的，都有專門的詞叫做「月父」和「季父」，就是爸爸一個月飛一趟美國，或者一個季度飛一趟美國去看一下孩子。為了孩子教育付出家庭異地的代價，這在中國的科技創業者里是很普遍的。而孩子在這樣不完整的家庭中長大，也是另一種代價。同樣，我完全沒有批判這些家庭選擇的意思，對每一個家庭這都是不得已的，是在可選的不完美方案中選一個相對好一點的而已。
那我們中國人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咱們送出去的孩子，怎麼樣了呢？答案是，不怎麼樣，至少和我們的投入相比，不值。
且不說中國富二代在美國揮霍父母財富的孩子，就算是靠自己努力去了名校的孩子，情況也不容樂觀。我和一位在美國的心理醫生聊過，提到在藤校里，華裔孩子抑鬱的比例高達 40%。最近清華附中原副校長辛穎有一個分享，在耶魯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完成學業的中國學生有將近 1/3。我們只看到各個高中和留學輔導機構宣傳有多少孩子去名校，但是送出去後出問題的孩子，大家要麼不知道問題，如果知道，也因社會壓力和其它各種原因而噤若寒蟬的。最後其中的苦，只有孩子自己和父母知道。
3
那畢業以後呢？
我們自嗨的國際教育，又是強調國際視野，又是強調領導力，那結果呢？恕我直言，無非是向國外輸送了一些合格的打工者而已。
北美是麥肯錫最大的市場，2015 年我從 Palo Alto 辦公室離職加入蓋茨基金會的時候，北美有 600 多個合伙人，但其中和我一樣在大陸接受本科教育的只有兩個人。而我只算半個，因為我是在北京選上合伙人又轉去美國的。後來我和她都離開了，那一段時間，中國人的數量就到了刺眼的零。
你可能會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我們沒有歐美人有實力，英語不是母語。但是北美的中國人肯定也熟悉印度的例子。同是「發展中國家」，同樣母語不是英語（認為印度人母語是英語，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同樣是大部分在本國接受完本科教育以後赴美的印度人，他們什麼情況呢？
我在麥肯錫的同時期，印度裔的合伙人有 15%，就是近 100 人！ 其中很多是資深合伙人（Senior Partner 是合伙人做到六年以上再選拔出來的），包括若干個重要行業的大頭和和區域辦公室的負責人（從醫藥，科技，到政府服務 — 以美國政府為客戶），更不用說曾經做了麥肯錫三屆（9年）的全球總裁也是印度人，而且本科是在印度理工學院畢業再到美國的印度人。但是真是感覺 Rajesh、Sandeep、Shantanu（印度人常用名）們無處不在啊！
麥肯錫之外是同樣的大圖景。CEO 和一把手是在印度出生，在印度接受基礎教育直至本科教育的印度人，遍地是例子，下面這一張圖，僅僅是一部分。
科技公司里：谷歌的 Sundar Pichai，微軟的 Satya Nadella，Adobe 的 Shantanu Narayen，Global Foundries 的 Sanjay Jha（之前做過摩托羅拉 Mobility 和 Qualcomm 的 CEO），Softbank 的 Nikesh Arora，Cisco 的 CTO，Padmasree Warrior（印度女性，之前她是 Motorola 的CTO），Sun Microsystems 的聯合創始人，Vinod Khosla 是著名的矽谷大佬，也是印度本科畢業後到美國來的。
消費品行業百事可樂的主席 — 印度女性 Indra Nooyi 掌舵多年了。金融行業里，Mastercard 的CEO，Ajay Banga；花旗銀行的前 CEO ，Vikram Pandit；還有 Berkshire Hathaway Insurance 的 CEO，Ajit Jain。
在主流商學院和大學的院長里，也遍地是印度人的影子。哈佛大學的本科教育院長，從 2010 年起，就是印度裔的 Rakesh Khurana，同年，印度裔的 Nitin Nohria 成為哈佛商學院的院長，也是同年，時任斯坦福商學院教授的 Sunil Kumar 被任命為芝加哥大學 Booth 商學院的院長，2011年 Dipak Jain 成為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的院長，他之前是西北大學的凱洛格管理學院 8 年的院長。2012 年印度理工（IIT）的畢業生成為康奈爾大學商學院的院長。
在上面所有的細分領域裡，可比的中國人的數量，都是零 。
看世界 100 強企業，如果不算中國國企，中國大陸教育背景的 CEO，也是個大寫的零。所以你說我們講國際教育，不是自嗨是什麼？
世界最大的「國際教育市場」和全軍覆沒的精英職場之間，到底缺了什麼？
我寫印度人，不是為了挑起我們和他們的矛盾或者競爭，因為你知道嗎？我也喜歡印度人！
我在 Palo Alto 辦公室的兩年，和所有合伙人一樣，要做諮詢師的職業發展和業績評估。因為 Palo Alto 主要服務於科技企業，所以我們的諮詢師里印度人的比例就更高了。我那一年負責評估的有四個印度人。
我們做評估的方法，是和他們工作過的每個人聊對 TA 的反饋，TA 的長處，和需要提高的地方。而且要有實例有證據，還要相互印證，最後我作為合伙人形成一個評估意見和對 TA 下一步職業發展的建議。那時候我聊完了一圈的強烈感受，就是我也喜歡這些印度小朋友，如果我有項目，也希望讓他們上我的項目。他們有主觀能動性，有想法，分析能力強，情商高，主動為客戶考慮，有創造性的想法，還能用客戶可以接受的形式提出來，團結客戶一起做，這樣的員工，哪個領導不喜歡?
所以要問的問題是，我們究竟差在哪裡？在美華人經常有幾個遮羞布：我們英語不好，印度人會拍馬屁和華裔前輩不給力。鐵木在文章《三塊遮羞布》里寫過：
1）不是我們「英語」不好，而是我們「沒見地，沒邏輯，沒激情，沒膽識」；
2）不是」印度人會拉關係拍馬屁」，是他們願意思考公司的大事，願意參與討論貢獻力量，而我們上來就把自己定位為「技術工」，拿多少錢做多少事；
3）不是「華裔前輩不給力」，而是我們自己不注意建構和維護導師和同伴的關係。
具備這些，就是「領導力」。領導力的核心，不是技術技巧，是思辨能力，思維方式，團結協作的能力，膽識，勇氣，愛。領導力的基礎，是個人層面的通透。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印度的教育，教出來了比較通透的人，這個是核心。大家看看谷歌 CEO 「劈柴」和微軟 CEO 薩蒂亞·納德拉的歷程，都是非常讓人敬重和欽佩的。
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時候，有巨大的優越感，和中國相比真的是髒亂差啊。印度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確有很大的問題，但是印度文化里的多元，和對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普適的 。所以喬布斯才去印度進行對內心的探究。
而我們呢，自己的文化就沒學好，根基不深厚，又加上各種讓人眼花繚亂的國際體驗和英語教育。向外而不是向內看的教育導向，讓我們離通透越來越遠了。
4
最後，什麼是國際化？
國際化不是外語好，不是能出國，這些都太表面了。最終，是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和邏輯，講自己的故事。（這是曾國俊老師說的，我非常同意）。這裡談幾個更本質的問題。
1. 國際教育到底是教什麼？
需要學英語，但是又遠遠不止學英語。
「國際教育」的起源，其實是西方國家的人到欠發達國家甚至殖民地國家，為了在當地為自己的孩子上學辦的教育。這當然有價值，讓我們看到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進的做法。但是這樣的學校本身，不會是適合大量中國孩子的「國際教育」。
論英語，中國已經有世界上最大的學英語的人口了（嗯，3 億人，比美國人口還多）。但是我們離培養出世界舞台的領導者，還是差得很遠。因為國際教育不只是學好英語（當然這很重要），除了語言好，還要有觀點，有見解，能了解聽眾，會講故事，能形成 「narrative」。（可譯為「敘事方式」，說實話這個詞本身就有深意，以後有機會再寫。）在能力上，不僅是要有技術能力，而是要能關注大問題，有領導力，有同理心。如果不關注這些大問題，英語好無非是有了一個打工的能力。
最近清華成立了學生全球勝任力發展指導中心（Center for Global Competence）我有幸被邀請成為顧問委員會成員。中心的一個核心思想，是「本土國際化培養」，我非常認同。
那到底什麼是全球勝任力？中心有下面這樣一個模型。分了三個方面，一個是個人層面，包括道德與責任，自覺與自信。一個是人際層面，包括開放與尊重，溝通與協作。最後一個才是認知層面，包括世界文化與全球議題，和語言。核心其實是前兩個方面，語言和議題是外殼，沒有前兩個，那無非是語言花哨，夸夸其談，是無源之水。
我們當天在清華討論的問題，就是這三個方面，都是應該在 K12 基礎教育階段就開始培養的。這就是教育的本質，而不僅僅是國際教育需要做的。如果到了大學還沒有的話，很多方面其實就很難被影響了。我們在一土希望做的事，就是希望能讓我們的孩子，早一點開始這個歷程。看看我們的課程體系，其實和清華提的不謀而合。
2. 我們自我認知的偏差
一定程度上，所有的限制都是我們內心給自己的限制。一個自己不想當領導的人，不可能某一天「天降大任」讓你當領導。我們教育里「實用化」、「標籤化」的導向，在深層上傷害的其實是我們每個人進行自我認知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如果覺得考慮公司戰略是「分外的事」，覺得和人談話是「浪費時間」，覺得替領導想問題是「拍馬屁」，可以看看我在《一諾：為什麼每個女性， 都應該當領導》里說的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思考。
今年我們也在加州矽谷開了一所分校，我們長遠的目標，就是希望在好的全人教育的基礎上，能推進在美國學生對中國的理解，和用好的方法學好中文（現在美國的中文教育整體太差，無力吐槽）。下面這篇文章里，有我們美國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在北京的分享：《聽，他們在討論一些教育的本質問題……》。
3. 國際教育不是「高大上」，反而是關注邊緣
我們一提到「國際」，就想到是西裝革履，鎂光燈，高大上。但這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國際化」，反而是關注邊緣問題，邊緣群體。
最近一土的老師在上海參加日本佐藤學老師的學習共同體的培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裡面提到，我們中國的課堂，老師大都喜歡舉手最快的學生，但是好的老師，要關注到班裡每一個學生，特別是「後進」的學生。因為學習是每一個學生的權利。如何關注呢？不是對所謂的後進生耳提面命，用佐藤學老師的話講，是「漫不經心的關心」，用溫暖的眼神不斷讓孩子知道，老師在乎你。這「漫不經心」裡面透著深厚的人文關懷，對孩子的尊重，怎不讓人動容。
除了邊緣的「人」，還有邊緣的議題。牛津的羅德獎學金，是西方世界最負盛名的獎學金，它核心的一個價值觀，是"Fight the world"s fight"，羅德畢業生最大的去向，是新聞界，做「吃力不討好」的無冕之王。這種關注，其實和我們儒家思想里的擔當和理想主義情懷，是一致的。這才是真正的「國際教育」應該有的底色。
昨天，世界教育創新峰會 WISE 的 2018 世界教育創新獎公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支持山村幼兒園的「一村一園計劃」成為該獎創辦以來第一個獲獎的中國項目。實至名歸。在中國貧困山區的一個個幼兒園，就是最」國際化「的項目。
最後，在中國國際教育的狂熱里，我做一土學校是有點唐吉訶德的行為。我不是沒有能力讓自己孩子出國，甚至上名校，我要是想掙錢，搞英語培訓，出國指導，「容易」的路子多的是。但我們在這裡生這裡長，見了世界，希望我們在有生之年，不只是給自己孩子謀個出路，總覺得應該多做點什麼，開始這樣一個探索。雖然困難重重，但希望終究有一天，我們的後輩們能說，他們在中國接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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