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孟楷卓

每個人都會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從哪裡來？」，同樣中國史研究也會面對「中華文明的源頭在哪裡？」的問題。

近日，一篇有關古代黃河流域特大洪水的論文因為作者將其與夏朝建立聯繫起來而引起了學界熱議——南京師範大學地質學家吳慶龍領導的團隊在文章中指出公元前1920年爆發的大洪水（由青海積石峽發端）為中國傳說中的夏朝和大禹治水提供依據。了解過這篇文章的內容後，小編認為來自黃河上游的大洪水的確會衝擊下遊人類的社會秩序並帶來變化，但僅憑這一點就想要證實「夏朝」的存在和大禹治水的確切性未免太過於武斷了。藉此機會，小編想給大家梳理一下有關「早期國家」的歷史。

從「信古」到「疑古」——「夏朝」的真實性

從小便接受過歷史教育的我們知道上古時代有三個重要的朝代——夏、商、周，這一認識主要源自《尚書》、《史記》等傳世文獻的記載。這一歷史認知幾千年來都未曾被人質疑過，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顧頡剛先生提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學說，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這一觀點的提出在中國古代史學界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疑古」浪潮，許多被我們當作「信史」的記載都被拿出來重新審視一遍。

從現代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顧先生在疑古過程中雖然得出了許多錯誤的結論但是他所傳遞的對傳世文獻的懷疑態度是值得高度讚揚的。我們以《史記》為例，司馬遷所記載的夏、商、周三代，距離他所生活的時代都相當遙遠，尤其是夏商兩代已經有上千年的距離，因而他撰寫《夏本紀》和《殷本紀》所能依靠的資料只有少量的當時保存文獻和大量的遠古傳說。這就不得不使我們懷疑其記載有多少真實性，有多少是難以證實的神話傳說，夏商兩代真的存在過嗎？

從這我們可以看出，在討論上古時代歷史時，《尚書》、《史記》這些傳世文獻的證據效力是很微弱的，它們的記載必須得到出土實物尤其是古文字資料的證明才能被認為是大致可信的。最早從事這項工作的是王國維先生，他對比殷墟甲骨文卜辭中所見商代帝王世系與司馬遷在《殷本紀》所記載的商代帝王世系後認定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的記載基本可信（司馬遷應當看到了一些今天我們見不到的關於商代的文獻資料），從而使得《史記》有關商代的記載變成了「信史」，文獻中的「商朝」確實存在過。

商代確實存在過，那麼夏代呢？要知道「夏商周斷代工程」認定商朝的始年約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僅供參考），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歷史只從商代開始算的話最多只有3600年而已！從世界史來看這可算不上非常悠久。上百年來學者們一直在尋找夏朝存在的確切證據尤其是出土的文字資料（殷商甲骨文不是象形文字而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這說明甲骨文是由一種更為原始的文字發展而來的，學者們希望找到「夏代」的文字來為文獻記載提供證據），但是考古學家始終沒有找到這樣的證據。

無法證明「夏朝」的存在並不代表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是商代，考古發現證明存在著比商朝更早的「廣域王權國家」。

「夏朝」之前——「龍山時代」的「群雄爭霸」與終結

「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夏朝」的始年定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僅供參考），從考古學角度看，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中國處於「龍山時代」（約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晚期。「龍山時代」晚期和後來的「春秋戰國時代」很相似，那時候在廣闊的中原大地上存在著許多個聚落群，這些聚落群分別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傳統，而大量的殺殉現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發現表明這些聚落群之間關係緊張、衝突頻發可以說是一個「邦國林立」、「群雄逐鹿」的時代。

既然是「群雄逐鹿」的時代就必定有「鹿死誰手」的終結，正如秦終結了「春秋戰國時代」一樣，有一個城邑成為了「龍山時代」的最終勝者，它就是「新砦」大邑(在今鄭州新密附近)。「新砦」初興於群雄竟起的「龍山時代」末期（約公元前2050年-前1900年），這個時候曾經光燦一時的各聚落群先後走向衰敗或停滯，只有「新砦」繼續向前發展。終於，當「新砦」大邑進入全盛期時（約公元前1850年-前1750年）其他龍山城邑中心聚落已全部退出歷史舞台，「新砦」集團終結了風雲激蕩的「龍山時代」開始傲視中原大地。

上文提到的地質學家吳慶龍帶領的團隊所發現的約公元前1920年左右發端於青海省積石峽的黃河特大洪水可能對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的人類活動產生影響。結合「新砦」全盛期的時間，我們無法否認洪水可能在某方面促進了「新砦」集團的崛起，但是我們同樣無法證明被吳先生賦予重要意義的洪水到底起了什麼作用。

這會是「夏朝」嗎？——從「新砦集團」到「二里頭國家」

1959年夏，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在豫西進行「夏墟」調查時發現了一個超大型聚落遺址，這座遺址的現存規模為300萬平方米（推測至少還有100萬平方米的遺址因被河流切割破壞而消失）遠遠超過「龍山時代」的任何一個城邑（最大的「新砦」也只有100萬平方米左右）。這就是鼎鼎大名的「二里頭遺址」（約公元前1750年-前1500年），其位於洛陽盆地東部的偃師市境內，南臨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黃河正是後世所說的「伊洛王里」之處。

據考古學家分析，「二里頭」集團不是由洛陽盆地的原住民聚落髮展來的，而是由其他地方人類移居至此形成的，換句話說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這裡突然熱鬧起來，大量人口湧入使得它在極短時間內膨脹為一個超大型聚落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聯想到之前的「新砦集團」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可能是「新砦」人的一次遷都行動！（「新砦類遺存」的晚段與「二里頭」一期遺存的早段可能同時並存，在此指明以供參考）

（「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面部）

考古發現也證實「新砦」集團跟「二里頭」集團有著密切的關聯，「新砦」遺址曾經出土了一塊陶器殘片，上面刻畫著一個獸面紋樣，這個獸面紋與「二里頭」遺址貴族墓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的面部驚人的相似。再者比照兩者出土的墨玉璋，可以發現其性質有明顯的傳承關係。這些都只是兩者文化相似的眾多例子中的代表，據考古學家的考察在「二里頭」所繼承的「龍山文化」中以「新砦」為代表的「煤山類型」顯然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

（「新砦」陶器蓋上的龍紋）

總體上看「二里頭」一期遺存分布西至崤山，北至黃河，東未及新鄭一線，南不過伏牛山。但到了一期的晚段以及二期早段，「二里頭」文化開始了急劇擴張的進程，北抵沁河，西北包含了晉西南一帶，向西突入陝西關中東部、丹江上游商州地區，南及豫鄂交界地帶，向東至少分布到開封一帶。同時考古學家在這一廣大地區發現了大量的象徵身份地位的陶禮器，這些陶禮器應當是處於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二里頭」所製造並以賜予形式擴散開來的，可以說是這一時期的「二里頭」開始建立起來以禮器為標誌的王朝秩序成為第一個突破地理單元限制的「廣域王權國家」。

回到我們的問題，「二里頭國家」到底是不是文獻記載中的「夏朝」呢？從時間上看，「二里頭遺址」的一、二、三期與我們一般認知中夏代中後期的時間基本吻合（學界對於「二里頭遺址」的「夏」商分界有不同觀點，遺址共分四期，有持三、四分界，有持四期早、晚分界）。如果「二里頭國家」真的是「夏朝」的話，那麼我們就要修正文獻記載了，夏朝並不是一開始就在中原大地建立了王朝秩序，「新砦」很可能是「夏朝」早期的都城，而「夏朝」作為一個與後世商代類似的「廣域王權國家」要到中期才實現。

但是，以上這些都只能是猜想，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二里頭國家」就是文獻記載中的「夏朝」。

結語——從文化記憶與認同談「夏朝」的存在

對於「夏朝」是否存在這個問題，我本人是偏向於相信的，這裡我想說明一點原因以供大家參考。

我們翻閱先秦古籍可以發現古人在談及身份認同時會稱自己為「夏」、「諸夏」，「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左傳》），「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縱觀中國歷史，能夠將自己的名號烙印在民族身份中的朝代屈指可數，最著名的當屬「漢」其名號成為一個族群共同的標識，儘管秦是中國第一個帝制王朝但存在時間太短而且留下的文化記憶不算良好，而其後的漢代因享國長久積累了深厚的底蘊等原因成為人們文化記憶中的第一個一統的帝制王朝。

同樣的讓我們想像一下自己生活在東周時代，我們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不是前代的「殷商」，不是天命所在的「周」，而是一個「存在」於一千年前的朝代「夏」。這說明「夏」這個朝代其影響力及在我們（先秦時代的人）歷史記憶中的地位與漢代的影響力及其在兩漢以後的人們的歷史記憶中的地位可以相提並論甚至更高。

其次在先秦時代，人們在身份認同中使用的「夷夏」不是基於種族和地域劃分的，而是基於文化認同而劃分的，這說明當時人們對於從「夏代」所奠基的禮治文化（前文說到「二里頭國家」非常重視禮的秩序，且可證實「二里頭國家」是一個具有強大文化影響力的國家）的認同並選擇用「夏」的名號來彰顯自己與那些文化相異不守「禮」（「夷狄」也是有「禮治」的，這裡指的是「諸夏」的「禮」）的族群的區別。

從文化記憶與認同角度看「夏朝」應當是存在的，但是這樣還是不能直接有力地證明「夏朝」存在的真實性，也許我們還需要考古學家的繼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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