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軸線是出於風水考慮？迷信還是科學？

李孝聰

記者：我們都知道，北京城的空間設計有著名的中軸線，以體現皇權作為宇宙中樞的至高無上，那麼其他的歷史名城，尤其是作為帝都而建的，也有類似的設計原則嗎？

李孝聰：現在都喜歡找中軸線，找得越早越好。研究城市要做實地考察，還要了解中國歷代王朝的制度。實地考察研究城市的選址，不僅要研究城址的地貌，還要了解城市的形制，怎麼開門，街道在哪，這是跟中國歷代王朝不同時期的制度密切相關的。

最早，先秦時期的城和郭是兩回事，城與市也是兩回事。城是由城牆圍合成有形的東西，市就是市場，市場是為城服務的。像歐洲，城有一個城堡，在一個非常高的很完備的城牆裡。不管是王侯還是主教都在裡面。為他們服務的人員如工匠等都在外面，從事買賣，稱作市。這兩個合起來是城（城堡叫castle，德文叫Burg，外面是它的city）。古代中國也是這樣的。

比如春秋戰國的時候，趙國的王生活在趙王城裡面，齊國臨淄裡面也有個王城，這個城一定是在一個比較高的地方。楊寬先生曾經想找出一種方位的規律來，但是因為他不太懂地理，所以完全從制度上研究。我是把制度跟地理條件結合起來。如果這個城市西邊高，那它的王城，像趙都邯鄲，王城一定在西邊。如果換作臨淄，它的南面是魯中山地，南邊高，那麼它的王城就在西南隅，它的市在王城的北面坡下，王城有居高臨下的視角。再譬如魯都曲阜，是平地，那麼王城就在正中間，中間有座山丘。

中國自古就是這樣的，最初沒有什麼軸線，宮殿在北方的朝向，不是受到宗教的影響。從二里頭到商周時期的城址，最初是以祭祀建築為主，所以現在發掘的都是大的祭祀的宮殿基址。這些宮殿，考古發掘發現它的門都是朝南開的，背後是不開門的，是坐北朝南的房子，而不是東西向的或者朝其他方向的，更不會門朝北背過來。為什麼呢？冬天冷風從北面刮過來，陽光、採光最好的是朝南的。到了東漢以後可能演化為風水觀，所以，最初是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順應。

祭祀的房子是坐北朝南的，獲得了大量財富的群體，比如奴隸主、酋長或者貴族也好，他們的房子也是坐北朝南的。逐漸演化到王國時期，王宮也會是坐北朝南的。這是人類對環境的適應決定了建築的方位取向，然後升華到上層建築就是面南而王。這個「面南而王」是根據它的宮殿建築是坐北朝南的，所以臉是朝南的，就是王。臉朝著北，面北，就是投降。這是一套從人類對環境的適應導致的建築的形制，再升華到觀念上的禮制（某種程度上是對這種形製做一個意識形態的解釋）。最後，形成了《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的原則。後世的城市建設都含有一個禮制的安排。

當初的城和郭是兩個東西套疊在一起，古人還有一句話叫：「有先君之廟為都。」就是說在城裡有祭祀祖宗的宗廟建築，就可以做都城。如果僅僅是一個貴族的采邑，沒有先君之廟，那麼這就是邑。都邑現在是一個名詞。都，就是現在所說的首都，必須有先君之廟。邑再大而沒有祭祀先君之廟也不能稱為都。「先君之廟」就是現在北京的太廟，祭祀祖先的宮殿建築。古代王朝都城裡的國家祭祀主要有兩個建築，一個是祭祀君王祖先的處所，即宗廟（太廟）；另外，作為一個農業國家，要以土地（社）和農業（稷）為代表建造社稷壇，以作祭祀國家之所。所以，在都城裡就形成了必須要有的兩個禮制建築，一個是祭祀祖先的太廟，一個是代表國家的社稷壇。這跟儒家經典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社稷壇

中國早期都城的宮城和外郭最初是沒有軸線的。發展到了秦的咸陽和西漢的長安，首先建「宮」，咸陽城現在還不能復原出它的地圖，但是漢長安城能復原。漢長安城是先造「長樂宮」、「未央宮」，漢高祖利用了秦咸陽宮的一部分，然後經過了漢文帝、漢景帝，到武帝的時候發現宮殿不安全，才築城牆圍起來了。現在很多人講風水，說漢長安城缺個角啊，其實地形就是如此，渭河就是從長安城西南向東北流過去的，不是預先設計的。什麼天象六合，都是後來人附會的，最初並沒有設計理念。這樣一種情況下，就很難在漢長安城找到一個統一的中軸線。為什麼南邊突出一塊，因為這裡是一個高地。這給我們一個什麼樣的啟示呢？在周、秦、漢的時候，都城中軸線的意識還沒有形成，一直到東漢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形成這個意識。東漢都城洛陽是兩宮制。南邊的宮殿是為上朝的朝殿，北面的宮殿是皇帝生活的寢殿，也就是外朝和內宮，內外有別。哪有什麼軸線？也就是說，在兩宮制的都城形制中，中軸線還沒有出現。

一直到曹魏鄴城的時候，把南北兩宮變成了東西並列的兩組宮殿群，中間一組是外朝的宮殿，東邊一組是內朝殿和後宮。這時候產生了兩條南北建築軸線，中軸線的雛形開始有了，而且職能建築按照軸線對稱排列。這個都城建築形制影響到後世，短暫的西晉，北魏、北齊、北周。北魏的時候利用了東漢洛陽城的宮殿，廢了南宮，保留北宮，變成一個宮殿。然後，在宮殿南門外形成一條南北直街，兩側配置中央官署。太廟和社稷壇也擺在南端左右兩側。當時這樣一種設計，對後世影響很大。中軸線從北魏洛陽開始，而北魏洛陽是學了三國時候的曹魏鄴城。再後這個設計形制又影響到了東魏、北齊的鄴南城。北齊的時候，鄴城建築往南面擴大，把宮城放在中間，向南設計一條城市中軸線，沿著中軸線兩側配置中央官署、宗廟和社稷壇。這種設計顯然是參仿北魏都城洛陽的形制。

中軸線

真正出現中軸線，有意識地規劃設計是隋煬帝，就是長安。以往的都城因為受到了舊城址的影響，制約了它。當你在一個平地重做的時候，完全是一張白紙，可以按照《周禮》原來有的模式做，可以重新規劃和設計。元大都就是北京，元大都的設計者劉秉忠是在平地上按照《周禮·考工記》的制度和中原長安城的制度，模仿了拿過來的。所以中軸線這件事不能推得太遠，只能上溯到曹魏的鄴城，完成於北魏的洛陽城。

中軸線的原則是從北魏洛陽開始的，中軸線兩側配置中央官署。這個時候在中原就形成了一些觀念性的東西，不好用風水來解釋，但是它這種觀念是有了。比如說文官配在哪一側，武官配在哪一側，然後怎麼安置。一方面是有了這個觀念，一方面是適應了上朝時候的需要。譬如北京上朝的時候從哪個門進去都是有安排的，不可能天天走天安門，平時是從東華門進去。明代可以說左文右武，這種概念性的文化的形態已經出現了，但是它一開始是從制度開始的。然後把太廟和社稷壇放在軸線的兩側，東面是祖廟，西面是社稷壇。一直到明代永樂帝再改造的時候挪到了天安門、午門的東西兩側，就是今天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這就是中軸線的起源和發展。

中軸線不是一條主要的交通線，它是代表坐北朝南、面南而王的理念。長安城北面的終點是太極殿。它背後不開門的，北門（玄武門）後面都是御林軍在守候，這也是跟北魏洛陽學來設計的。然後是元代，它們的營帳都在後面、北面，那條軸線越長，越顯示都城的博大和至高無上。然後對稱地配置中央官署。這是中庸的想法，因為沒有軸線城市不穩。看外國城市，巴黎也有軸線，巴黎的軸線就是盧浮宮沿著塞納河的那條軸。沒有軸線的城市是不穩定的，像羅馬是七個丘。還要看重要的王室生活的地方，比如法國凡爾賽、奧地利美泉宮，都是在高高的山上的一座大宮殿，從上往下，是按照幾何設計的噴泉、大道、花圃。這個軸線是很典型的，和中國的不一樣，它不是南北朝向的，它將就這個山，這個山是東南向的，那麼軸線就是從西北向東南的一條線。但是，這個軸線是文化的象徵，是文化和制度表現在空間上的一個形態。這個制度給我們城市奠定了一個T字形傳統形態。一般的城市衙署，前面是一條像長安街一樣的橫街，正對著是一條縱街，這也是一個T字形，城市就很穩定。我用這個方法去找，海南的定安縣或者儋州，可以找到殘存的城牆，我發現了一條直街，一條橫街，交會的地方是儋州鎮政府，古代衙署、今天的政府都在這個地方。

巴黎的軸線

記者：隋唐的城市空間設計，採用封閉式的里坊制，這是中國傳統的特色，還是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形成的？

李孝聰：坊市制在隋唐始盛，源頭在北魏，從平城到洛陽，城市內出現封閉的里坊。這時馬背上的民族進入中原，需要定居，要平均分配營造住宅的土地，要落戶，要有戶籍，不能沒有規則。先是鮮卑人從北魏平城到洛陽，然後影響到唐代長安，還可以想到元大都。元大都的時候，設計的是每座城門大街之間平行地安排二十二條小的衚衕，都是等距離的。這個時候沒有用坊牆來隔出一個個街區。但是，作為馬背上的民族落居城市，還是採取平均分配宅基地的辦法。

元代遷居大都時曾頒布用地規定：「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職者為先，仍定製以地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聽民作室。」這個詔令的意思是平均分配宅基地，建造規模相同的宅院。這就使得元大都保持一個非常規整的容貌，就是小衚衕里只能建造三進的四合院。因為你如果建第四進就跨到另一個衚衕了。

我在2004年到蒙古訪問，當時蒙古草原草場退化，很多牧民失去了草場，放牧已經資不抵債了，就遷到首都烏蘭巴托周圍來住。蒙古政府就在烏蘭巴托的郊區，用木板圍起同樣大小的院落，相當於四合院。一排一排的住居之間設有狹窄通道，儼然是元大都衚衕院落的翻版。巷子的蒙古語就叫衚衕。這說明，草原游牧民族進入定居的時候，要編戶齊民，就必須平均分配蓋房子的土地。里坊制就是這樣形成的。清朝入關以後，北京城內的八旗駐防，也是平均分配住房。這反映了社會發展的一個過程，就是當你是在草原上馳騁的民族時，是沒有戶籍的。但是當要定居、要編戶的時候，一是要平均分配土地，蓋同樣的房子，便於管理。第二，要把他們的身份跟原有的那些從事貿易、商業的人分開。在《北齊書》里有記載。不能混合在一起，身份要有別，不能住在一起。那麼採用什麼辦法呢？造牆就能解決。所以封閉的坊市制是這麼來的。

北京衚衕風景

記者：您在書中曾談到封閉的里坊制對經濟的發展有限制，可是隋唐的長安城以繁華著稱，這是因為經濟發達，還是僅僅由於它們是國家的政治中心，資源高度集中造成的？

李孝聰：坊市制實際上影響了城市的商業發展。因為它不是有機的自然的發展，是人為的限制。所以，唐前期所謂的經濟繁榮，那是因為全國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到長安。東西市百貨集中，胡商都沿著絲綢之路過來，其他城市都很蕭條，你一個都城獨大。大家老用一個詞「揚一益二」，揚州第一，成都第二。這是宋朝人記載回憶唐朝最繁榮的城市，這種現象不會出現在唐前期，只能出現在唐代中後期。唐前期國家初定，然後制度要整齊劃一，大家要讓都城繁榮起來，地方不能坐大。什麼時候地方坐大？揚州和成都富比京城，中央的勢力管不了你了，那是安史之亂以後。

坊牆制度在隋唐的時候，法律規定，臨街不許開門，不許開鋪面房，晚上得宵禁，趕緊回家，一敲鼓不能還在外面閑逛。所以唐代的小說筆記經常講公子哥到外面去吃喝玩樂，玩到晚上回不了家，躲在橋底下，上面有巡邏的，翻牆啊。這是唐前期的現象。這個現象會制約城市的發展，必須要打破它。所以，有很多違禁受到處罰的律令，比如房子把街道佔了，臨街開門了。一直到五代還是這樣。唐代坊市制一直要到唐後期、北宋才解體。宋太祖下了一道敕令，就是晚上取消了宵禁，到三更天都不用回家。夜市就出來了，這些都開放了。北宋京城的市場已經不是固定的兩個東市、西市，而是商業街了。你不能再控制它了。到了北宋的時候，因為都城在開封，利用一個舊的汴州節度使的城。宋朝又不是馬背上的民族打進來的，不可能再平均分配宅基地，必須適應社會發展。你要繁榮，那麼開封城就都是商業街。

唐長安城示意圖

為什麼北京東單、東四、西單、西四那麼繁榮？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下了命令允許老百姓自己做生意，允許在街邊自己擺攤開門面，誰也不敢。當時北京市市政府規定，你們家在這，你不開店你就搬走。結果一夜之間街道兩邊全開店了。中國王朝時期中央集權的政令特彆強，只有這個命令下了，老百姓才敢臨街開店，城市就繁榮起來了。所以唐朝最初的繁榮就是資源集中在一起而已，中央衰落了，地方才能獲得發展的機會。

記者：唐宋以來城市從封閉的里坊制向開放式街巷制形態轉變，是「唐宋變革論」的立論基礎之一，這種變化對傳統禮制是很大的衝擊。對於城市的發展和繁榮，一方面是經濟發展所致，另一方面是不是給城市的管理也帶來很多新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

李孝聰：變革的基礎就是因為封閉的坊市制違背了城市自然發展的規律。它到最後必然被打破。

對於城市的發展和繁榮，必須要在制度上有突破，有一個新的政令出來，就像宋太祖的政令。沒有那個政令就一直都不可能。後唐李存勖的時候還在下令嚴備盜火，夜裡不許行走。到了北宋初，說開封府京城夜市三鼓以來不得禁，可以到外面去喝酒。消費了才能繁榮，所以必須要有制度保證。

中國現在為什麼城市管理有很多問題，沒有制度的保證就不行。現在城管老是跟老百姓頂起來。城管還在想唐朝坊市制，老百姓做買賣限制在固定在區域里，那麼城市的繁榮受限制，做生意不方便。你可以規定他在什麼地方，在一個街道或者幾個街道裡面設一個地兒做買賣，只要不影響交通。我住在五道口邊上，那裡的城管一來，小販都夾著包、推著車到小夾道里等著，城管一走再出來。

北京五道口

記者：您曾指出，明清城市建設出現過分追求向傳統禮制的復歸，力求城市建設的統一性，這主要是指大城市還是也包括了一般城市？這種復歸是否意味著在傳統中國的行政控制下，經濟的發展始終無法對抗超經濟的力量？還是說，這種復歸與經濟無關？

李孝聰：明清城市建設出現過分追求向傳統禮制的復歸，力求城市建設的統一性，這是一個總結。中國王朝是個等級社會，都城有三重城牆，宮城、皇城、外郭。再下面有府，府下面可能有直隸州，州下面有縣。三個等級不可能都那麼一致。府城可能駐兵五千，州城可能駐三千，縣城可能一千。還有衛所，千戶所、百戶所，小城裡就一百戶，駐兵就有一千。拿什麼來限制它。城的面積，城圈的大小，就是周長。一開始築城不是為了做生意，軍隊當然要跟老百姓在一起了。軍民是一家，你要保護他。最容易做的城，是打直線，方方正正的。拿漢代、明代的軍城和羅馬軍城比，一模一樣。我們看西北或者北京的軍屯、村子也是這樣的，一排一排的營房，現代農民的房子一排一排的就是營房的形制，中間連著條直街，你也可以叫做中軸線。然後是個方方正正的圍牆。現在留下的城基本都是明代和清朝的，你會發現一個特點，一座城一般有一條十字街，中間是鐘鼓樓，西安、蘭州、張掖都留下了。一座四方的城，中間是鼓樓。這是為城市報時，同時又是一個居高的瞭望塔。

西安鼓樓

我是受到了西方城市的啟示，認為這是傳統禮制的復歸，西方十五世紀末文藝復興，相當於明朝中葉。文藝復興就是要恢復希臘羅馬時期的人文主義的精神，它的城市的規劃是把市場、市政廳、城牆按照幾何圖形來設計。中國明朝的時候建軍城，必須有一個指導思想和制度的引導。它按《周禮》的規劃，所以有一個禮制復歸的舉措，這是我下的定義。城市裡頭有一個丁字街，丁字街的中心是府衙、州衙、縣衙。又建城隍廟，是城的保護神，有商業街，不叫市坊。官紳在哪個地方住，匠戶在哪兒住，有規定，但是這個規定不按規律走。比如說市場是城門通衢的地方形成了商業街，邊上有很多牛市、馬市等，都靠著商業街。比較高的地方，環境好一點的，都是官紳住的地方。衙門基本在城市的北側，因為衙門建築還要坐北朝南，如果建在城市南側裡邊，一出門就是城牆了。這個規律我用了一句話：向禮制的復歸。它肯定是有規劃的，而不是隨意地建。這個復歸當然意味著行政的控制，特別是等級制度下的治所城市，軍城也是這樣。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王朝在規劃城市建設的時候不考慮經濟功能。如果是那樣的話，本來中國城市在宋代是完全可以走向一個歐洲那樣發展的道路。但是它被蒙古打斷了。明朝再回來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商業，為什麼要修長城，為什麼要海禁，統統都是為了鞏固政權。在這種形勢下必須是軍事和政治性的城市。什麼時候中國城市才能走向真正的商業？鴉片戰爭後，被迫改變，上海是最明顯的。中國內地城市更晚一個時段了。因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小農經濟，商業始終是末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真正的商業化城市，只有到了清朝的時候，才有了四個鎮：景德鎮、漢口鎮、朱仙鎮、佛山鎮，但是鎮無法納入行政體制，它是由於貨物的轉運發展起來的。算是自然的發展，但是發展得很晚。

溫莎城堡

記者：中國歷史上很多城市的興衰都引人注目（如洛陽、開封、揚州），其興衰主要是由於經濟原因還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您能否舉具體的事例說明？

李孝聰：比如長安，長安的衰落不是什麼自然災害，就是因為都城不在了。都城先搬到開封，又到了南京，最後再到北京。都城不在了，它的首位地位下降了。但是對這個城市來講，它作為西北地區的中心城市，地位還是很高的。談它的衰落，不能光從經濟考慮。政治地位下降，不是衰落，經濟上講，首都經濟最繁榮。長安不再是首都，城圈都小了。但它本身還是繁榮的。

揚州的繁榮得益於運河。運河阻塞、鐵路開通以後，它必然要讓位。最簡單的例子，張家口有個地方懷安縣，老城還在，但是縣政府已經搬走了。因為民國的時候，從北平到大同的鐵路修通以後，不走懷安，懷安就衰落了。懷安曾是一個很大的衛城，當時有五千多軍隊守在那，到了解放的時候縣政府就搬走了。我在飛機上看到這麼大一個城，方方正正的，一棟樓房都沒有，就是一排排的平房。懷安是唐朝就有的城了，明朝是懷安衛，那就很大了，衛相當於府。政府早就搬走了，成了一個鄉鎮，很大的空空蕩蕩的鄉鎮，這就是很典型的。

開封的衰落有兩種原因，一個是自然災害，黃河淹了好幾次，更重要的是它原來是都城，不做都城了，地位下降了。到了民國的時候還可以，它是河南省省會；到了解放以後，省會變成鄭州了。原來鄭州是個小縣城。開封就下來了。

所以城市的興衰我覺得要注意幾個原因，一個是在中國，主要是政治原因，不是經濟原因。政治原因會引起經濟的變化。西方城市是政治依附經濟，中國是經濟依附政治。再一個，城市衰落特別是廢棄了，跟自然環境有關係。比如地震、水害，如果沒有大的自然災害，不會完全廢棄。所以你想提升一個城市，你可以在政治上賦予它一個什麼地位，它就起來了。現在深圳地位不及廣州，但是經濟已經跟廣州不相上下，如果把深圳作為直轄市，或者政治上給它提高行政級別，就起來了。

西安古城牆：永寧門

記者：我們知道，現在很多城市的規劃除了大拆大建，就是攤大餅式擴張，引人詬病，城市空間的拓展如何才能既適合經濟發展，又尊重文化傳統？

李孝聰：瑞典大使來北京的時候很傷感，以前他作為留學生待過北京，但是現在覺得北京不像以前那樣了。其實不光是北京，中國的城市千篇一律。我們真正學城市規劃的，要麼從日本，要麼從美國，最早從法國學的。人家在那學的時候，知道要把幾千年的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城市的風貌、結構保護下來。可是規劃不是這些人在做。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在大同，城市保護的意識跟我們不一樣。把老百姓全遷走，把房子全拆了，按原來的樣子重新蓋起來。樣子倒是挺好看，但都不是真的，而且沒人住。北京如果把四合院保護了，不讓老百姓住，那就完蛋了。懂建築的人所關心的是單體建築的保護。比如北京的一個王府，原來的政協禮堂。政協要蓋大禮堂，要蓋樓房。不怕，搬到密雲給你們原樣蓋起來。王府為什麼是王府，是因為在京城，是跟它的周圍的街道配套的，不是單造一個建築就完事的。我去過一次徽州，也是遇到了同濟大學搞建築的，他們說是要保護古建築，不過是把建築搬到一個地方重新蓋起來就完了。那老百姓和徽州的民居有什麼關係。不成了個展覽了嗎？民居要有人在那生活，所以不能亂拆。

攤大餅是中國人的一個想法。什麼叫中國，天下之中。北京中心就是天安門廣場，所以北京有一環、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這是中國人的一個思維觀念。蘇聯人過去五十年代是修衛星城，但是在中國這種很頑固的想法下，衛星城是弄不成的。中國人就是攤大餅，城市中心，然後一圈一圈的圈層結構。為什麼？這是井田制啊，同心圓嘛。原來中國古代社會首都叫京畿地區，又稱畿輔，然後是五服，五百里一服。城市也是這樣的。所以上海有內環、中環、外環，武漢也有，哪兒都是這樣。我就沒見過外國搞這個的，連北京的地鐵都這樣。有必要嗎？羅馬、首爾的地鐵都是放射狀的。

北京城周圍有幾個很著名的睡城，比如望京將近三十萬人口，天通苑也三十多萬人。當初蘇聯人做衛星城市，裡面配套是很齊全的。有居住區、有商業區、有政府辦公、有工廠，但是我們覺得他失敗了。因為中國人重土難遷，不去。衛星城的想法做不成了，現在變成了一個攤大餅的，大城市周圍有幾個城市居民區。等於主城住宅區，一住就幾十萬人口，相當於外國一個城市了，在這個區里沒有配套的設施。上班還要到城裡來，它就是一個睡城，sleeping town。望京就是這樣的，天通苑是最可怕的。住在那的人在家樂福、沃爾瑪買東西交錢要排一個小時隊，都在那擠著等。

北京「睡城」天通苑地鐵站入口

記者：古代城市的寺廟有宗教文化的作用，在設計的時候會考慮到廟宇這樣的宗教場所因素嗎？

李孝聰：中國的廟有兩種，一種是官方敕建的，比如城隍廟，或者官方敕建的關公廟，或者地方的一個神的廟。還有一種是代表國家的一些壇，比如風神廟、雷壇、龍王廟。官方祭祀的這種廟叫官方敕建的。它一般建在規定的地方，比如雷神廟一般建在西北，或者什麼廟在東南，觀音廟在什麼地方。然後還有敕建的寺院或者道觀。這些敕建的官方會管理，比如僧正司和道正司，管佛教和道教的兩個司，這些都歸它管。衚衕里、街道里的小廟，有可能是當地的居民自己建的，因為有些地方是兩條道路交會的地方，人家不喜歡住在這兒，那麼這塊地幹什麼呢？古代沒有公園、廣場這個概念，只有宮廷廣場和衙前街這種廣場。這個道路交會的地方老百姓可能就建一個小廟，比如五聖祠，什麼都供。

這些廟幹什麼呢？第一，附近幾條街巷衚衕都到這裡燒香。中國人是沒有什麼宗教意識的，什麼都要拜，石頭、樹洞也拜。而且你在佛教的寺廟裡可以看到關帝廟，道觀里也可能有彌勒佛，中國的儒、釋、道不很排外。所以中國的寺廟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在城市裡面，它是一個共享空間，英文叫public space，公共空間。元、明以前，居民的院子就是自己的，街坊之間不怎麼串門的。中國的社會制度是不可能讓老百姓亂串門的，串門只能到寺院里。大家都可以去，見面、聊天什麼的。

這就使我們想到了羅馬帝國時期的羅馬城，那裡有一千多個噴泉，好幾百個浴室。不是說羅馬人多麼愛乾淨，它是熱，要把泉水引進來，所以有噴泉。噴泉是一個城市景觀，大家可以圍著噴泉休憩。浴室就是一個公共場所，即使身份有差別，進了澡堂子大家都一樣了。這就是公共空間。大家交往可以到廟裡。這是在當時專制王朝體制下的城市社會的補償，自己展現出一個官府允許的公共空間。你不可能建一個茶館，大家在裡面談國事，也不可能弄一個廣場。建一座廟，大家在那裡祭祀，還可以溝通情感。北京城每條衚衕都有廟，除非是特別小的衚衕，但是它連著別的衚衕有廟。比如以兩個人聊天的地方為原點，一百米之內畫個圈，就能找到廟。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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