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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華章」亮相國博 16件重點文物你最pick哪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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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聞記者 李雨心 實習生 宋浩征

神秘而悠遠的古蜀國,孕育出璀璨又輝煌的古蜀文明,而其遺留下精華的珍貴文物,無疑是歷史的見證者和承載者。7月19日,由中國國家博物館與四川省文化廳、四川省文物局共同舉辦的「古蜀華章——四川古代文物菁華」展覽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隆重開幕。不僅有四川省內9家文博單位參展,210件(套)珍貴文物亮相,其中國家一級文物達132件,展覽文物時代更是橫跨夏、商、周時期,勾勒出古蜀文明發展過程中華美的篇章。

光是聽到文物數量,是不是已經感覺到眼花繚亂了呢?據四川博物院陳列展覽部策展人員郭軍濤介紹,此次「古蜀華章」的展覽並不限於考古遺址的個案陳列,而是將古蜀文明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從三星堆遺址到金沙遺址,再到戰國時期蜀墓的等諸多考古發現,第一次比較全面地囊括了古蜀文明發展各個階段的重要歷史遺珍。」

7月19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走進神秘的古蜀文明,目睹精妙絕倫的古蜀寶物。值得一提的是,在數百件精美的文物之中,有16件重點文物更是不容錯過。快來看看,pick你心中的「C位」文物吧!

縱目青銅面像

這件碩大的青銅面像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標識特徵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臉、寬頤、臣字形眼,臉型與同時出土的其他人面像或頭像相近,但雙耳巨大、瞳孔縱出,顯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像基礎上所做的藝術升華,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寫照。

據《華陽國志·蜀志》記載,蜀人的先王蠶叢「其目縱,始稱王」。三星堆的這件縱目面像,應當是古蜀人對先王傳說的朦朧記憶,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戴金面具辮髮青銅人頭像

三星堆埋藏坑面世以來,話題的焦點集中在大量頗為寫實的青銅人像、頭像及面像。儘管這批銅器埋藏前被砸損及焚燒,仍有數件頭像的面部殘留金面具,顯得卓然出眾。這批頭像帶給我們最豐厚的歷史價值,是其髮型、髮飾所攜帶的族群信息。

以髮型的基本分類來看,三星堆頭像包含兩大族群:一群以腦後梳一條下垂的麻花長辮、平頭頂為基本特徵,可稱為「辮髮」族群,另一群則以腦後髮際線較高為基本特徵,其頭頂、鬢角、腦後有髮型變化,或以髮飾、冠飾作為裝飾,應當是對長發向上盤挽並以發笄固定的藝術表現,可稱為「笄發」族群。

爬龍柱形青銅器

這件柱形青銅器上有一隻趴於頂端的龍,龍首有盤卷的大犄角,龍口大張,頦下有須,龍身、尾垂於柱側方,兩後爪攀附在柱側。殘器的龍與柱身構思巧妙,頗有生態。這隻盤角長須的龍,在同時期的青銅文明中十分罕見,應是古蜀文明獨有的藝術創建,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寫照。

太陽輪形青銅器

青銅太陽輪形器是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器物中最為神秘的器物之一,構造呈正圓形,中央凸起,周圍放射分布五芒條與外圍的暈圈相連接。從埋藏坑中其他器物上的太陽紋飾來推斷,這件器物應是太陽的抽象寫照,是古蜀文明太陽崇拜的物證。

青銅尊

在華夏文明的生成過程中,產生了龐大而複雜的青銅容器群作為禮儀制度的核心,這是中國古代青銅文明區別於世界其他青銅文明的一大特徵。這個規模宏大的青銅容器群包括食器、酒器、水器等幾個方面,商代以酒器中的爵、觚為中心,周代則推崇食器中的鼎、簋。

古蜀文明在吸收和借鑒青銅容器時,進行了精心甄選。尊和罍作為大型的青銅酒器,被古蜀人選取為最重要的禮器組合,並在形態上加以改造。

璋形金箔飾

璋是華夏文明重要的禮器之一,起源很早。目前發現最早的玉璋出土于山東龍山文化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東夷文化的遺存。古蜀文明的玉璋多屬於牙璋,即射部有凹陷的形態,應是中原地區傳入的類型。與青銅尊、罍的吸收、改造過程一樣,璋傳入蜀地後也經過了本土化的發展。古蜀人將中原地區射部微凹的牙璋改造成丫形射部,並在金器中也引入了這種造型,形成古蜀文明又一個重要的禮器門類。

金面具

這件黃金面具體量微小,大體上與金沙發現的青銅小立人、青銅頭像可以匹配。十二橋文化時期,儘管古蜀人鑄制的青銅人像或頭像體量大不如前,但以金箔覆面的傳統有很深的文化傳承。與三星堆金面具菱形眼廓不同,這件面具的眼廓呈橢圓形,事實上也暗示了權力中心族群的變化。

金冠帶

這件金冠帶是古蜀文明權力道具的重要載體,是十二橋文化時期權力具象的新形態。冠帶上刻有箭射穿魚、鳥的紋樣,是對三星堆金杖上紋樣的直接繼承,表現出古蜀文明兩個時期權力的緊密傳承。

青銅眼形器

這件青銅眼形器的瞳孔近圓形,內眥勾回很明顯,顯然是從中原地區獸面紋上取材而得。這種藝術上的解構與重建,反映出古蜀人對外來藝術形式和其精神信仰需求的關係。

跪坐石人

金沙遺址祭祀區發現數個跪坐石人、石虎、石蛇等寫實器物並存一坑的現象,虎口與人胸相對,應當是某種重要祭祀儀式的表現。這樣的石人在20世紀早期也發現於三星堆遺址,但金沙遺址的發現十分集中,場面細節保存完好,是研究古蜀文明禮儀珍貴的補充材料。

「覃父癸」銘青銅觶

1959年與1980年,彭州市竹瓦街先後發現了兩處青銅器窖藏,出土銅器均包括容器、兵器兩類,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則是中原地區常見的尊、罍等酒器,是中原文化與蜀文化交融於此地的證明。尤其珍貴的是1959年窖藏中發現了兩件有銘青銅觶,根據器物風格和銘文推測,這兩件銅器應是蜀人隨周人滅商後得到的戰利品,是《尚書》記載古蜀之師參與滅商戰爭的見證物。

「邵之飤鼎」銘青銅鼎

這件鼎的蓋內有鑄銘「邵之飤鼎」,一般認為此「邵」即楚氏之「昭」,與屈、景並稱楚國三大氏。青銅鼎附耳,蹄足,蓋頂伏有三隻卧牛,鑄制精美,帶有典型的楚風。銅鼎上聚焦的楚文化風格,可能正反映了開明王朝王族來源於荊楚地區的歷史淵源。

帶蓋雙耳青銅鍪

青銅鍪是巴蜀文化的創製,約在春秋戰國之際起源於巴蜀地區,是最具地域特色的一類器物。秦並巴蜀後,青銅鍪被秦文化吸收,並隨秦國的武力擴張向各地傳播。青銅鍪的傳播過程,是巴蜀文化融入華夏文明的側影。

虎紋青銅戈

這件青銅戈帶有中原地區青銅戈的造型特徵,裝飾紋樣卻以虎紋為主,胡部與援脊下部也鑄有巴蜀符號,是巴蜀式戈的代表裝飾。其精絕之處在於正面的援脊上部有一行巴蜀符號的刻銘,帶有很強烈的文字意味。《蜀王本紀》稱蜀人「不曉文字」,但從這行巴蜀符號來看,應不同於胡部的浮雕象形符號,也不同於援脊下部的浮雕抽象符號,可能是未能破解的文字。

雙鞘青銅劍

1992年,阿壩茂縣牟托村山脊積石冢旁發現一座石棺墓及三座陪葬坑。儘管墓葬位於四川盆地西緣的岷江上游地區,古時交通不便、人跡罕至,但墓葬發現的器物十分豐富且規格較高,同時器物的文化來源非常廣泛。大體上來看,以雙鞘青銅劍為代表的一類兵器為蜀文化的代表器物,以弦紋青銅盞為代表的一類青銅容器則屬於楚文化器物,以扇形牌飾為代表的一類青銅飾物又帶有濃重的滇文化風格。

青川木牘

這件青川木牘的正面記載了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則為與該法律履行有關的記事。這是目前發現的四川地區最早的農田水利政府文告,是大規模開發四川地區的珍貴歷史見證物。

本文視頻、圖片均由四川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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