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一邊血腥屠殺，一邊消弭罪證

侵華日軍在陰謀策劃和具體實施南京大屠殺之際，即深感其罪孽深重，實為現代文明社會所不齒，所以在殺、燒、淫、掠的同時，千方百計封鎖消息，消弭罪證。對於日本隨軍記者和日軍官兵實地拍攝的日軍暴行照片，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

南京大屠殺發生的當時，作為中立方的國際人士就函電頻發，予以揭露和譴責；作為受害方的中國軍民也通過報刊予以控訴，隨後中西文字的書刊畫冊等資料紛紛問世；惟獨作為兇手方的日軍官兵緘口不談，諱莫如深。其實，南京大屠殺發生後，很快就為世人所知，而完全被蒙在鼓裡，並歌頌「聖戰」的，只有日本人。

侵華戰爭初期，有機會回到國內的日軍官兵，大談自己在中國戰場上的狂暴行徑，炫耀搶來的贓物，使一貫以「聖戰」相標榜的軍部十分尷尬。1939年2月陸軍省發密令，嚴禁歸國官兵講訴在中國戰場的暴行。以後又三令五申:「歸國將士的不妥當的話語，不僅成為流言飛語的原因，而且損傷了國民對皇軍的信賴，甚至會破壞後方的團結等等。

所以再度通令，以後應更十分嚴格地加以指導和取締，一則使赫赫的武功善始善終，一則使皇軍的威武高度發揚，以期毫無遺憾地貫徹聖戰的的目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與這些密令相配合的，是嚴厲的管制措施。歸國士兵攜帶掠奪品，必須有部隊長發給的許可證。日本軍部在廣島縣似島設立檢疫所，所有歸國士兵必須經過以檢疫為名的私人物品檢查，方可登陸。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軍部迅速命令銷毀所有有關侵略犯罪和各種暴行的文件，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文件則在重點銷毀之列。8月18、19兩天，侵華日軍當局在南京焚燒文件，軍營內火光衝天，紙灰飛揚。日本每日新聞社接到軍部命令:「可當作戰爭見證的資料，必須全部銷毀！」攝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絕這一命令，將隨軍記者拍攝的戰地照片藏在大阪總社的倉庫里，才得以保存下來。

儘管軍部採取了如此嚴厲的管制措施，還是有相當數量的戰地實錄，躲過檢查，留在士兵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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