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大國的同病相憐

原標題：昔日大國的同病相憐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安梁/文清末民初，文壇曾流傳一樁笑談，譏諷王文韶的迂腐。王文勤公久官樞府，素稱頑固。光緒某年，日斯巴尼亞國遣使來華，要求締結某項新約，外務部依例呈報軍機處。文勤閱之，怒曰：「日本鬼子又來胡鬧！」章京某對曰：「日斯巴尼亞者，乃歐洲之西班牙國，非亞洲之日本國也。」文勤正色曰：「安知彼非作無厭之求，恐我不允，變稱他名矇混？誠如君言，則西班牙何以又稱日斯巴尼亞？彼既可一國兩名，日本又胡為不可？」某但笑而不敢辯。

這一則收錄在《睇向齋秘錄》的軼聞，大抵是不靠譜的。慈禧西狩後，王文韶曾任外務處會辦大臣，在日記里也數次提及日斯巴尼亞，堂堂朝廷要員，何至孤陋寡聞至此。

然而，笑談能有市場，卻足以說明西班牙在中國的存在感之低。昔日征服半個世界的歐洲豪強，外交使節在總理衙門頻吃閉門羹卻無力報復，也不曾在清末瓜分中國的熱潮里「大展拳腳」，也未能派出一兵一卒、謀得半寸土地，只能搭八國聯軍的順風車，在《辛丑條約》里憑著外交團領袖地位與使館遭害的借口撈些油水。究其原因，並非懷揣對華親善之心，不過是勢衰力薄，難復當年之勇。此中「大國」，真堪與大清「惺惺相惜」，兩國於公於私也確有幾分聯繫。

遙遠的強敵：佛郎機、干係蠟或實斑牛

中國與西班牙初次相逢之際，兩國都在享受著大國的榮銜，卻信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大明內斂，坐享萬邦來朝的盛景；西班牙張揚，四處侵城掠地，舉著劍與十字架征服了半個世界。早在哥倫布的航海日記里，偉大的探險家就毫不掩飾對於傳聞里遍地黃金的中國、印度的嚮往之情。但遲至16世紀下半葉，西班牙人才終於抵達中國東南沿海，兩個大國的相遇，沒有充斥著驚心動魄的武力交鋒，反而略顯荒誕。

為兩個大國牽線的，是海盜。1575年，神出鬼沒的海盜頭領林鳳，讓大明把總王望高與駐守菲律賓的西班牙軍官薩爾塞多聯手迎敵。一番纏鬥後，雖然海盜依舊逍遙法外，但西班牙人等來了叩開中國大門的良機。為答謝西班牙人的並肩作戰，王望高回師途中帶上了幾位充滿好奇心的傳教士，邀請他們造訪福建，見識大明山河。奧斯定會修士拉達，肩負起「開眼看中國」與傳播福音的使命，但他和同伴們卻淪為了被圍觀的對象。在明人眼裡，無論西班牙人還是葡萄牙人，都是面相奇異的「怪胎」：身長七尺，眼如貓，嘴如鷹，面如白灰，須密卷如烏紗，而發近赤。拉達一行每次現身，就成為街頭巷尾的焦點，他回憶道：「來去的時候，人們都擁塞在我們居住的館舍和街道……我們唯一的辦法是強行把他們趕走，但趕走後他們又爬上院牆，聚集在鄰近房屋的牆頭和屋頂，有時候他們留下來看我們到夜晚……」

不過，即便活動空間很小，拉達仍然帶回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在短暫逗留的日子裡，他搜集了明朝疆域、人口、防衛、行政區劃、武器裝備、賦稅制度、礦產資源、百姓信仰、基層民生等諸多方面的信息，雖然許多勾畫流於表面，但拉達的縝密與野心可見一斑。在走馬觀花的行程里，他對大明子民的觀察卻頗有見地。在他眼裡，中國人無疑是卑微到骨子裡的：「迎送上司時，他們雙膝下跪，手縮在袖內，放在胸前，以頭叩地，叩三次或者更多次數。他們說話時也不起身，跪著聽和回答問題。即使對待我們，老百姓有時也跪著說話，以頭叩地。」但在另一角度，拉達也欽佩明朝子民的勤奮：「他們是平易、謙恭和厚道的民族，只有曼達林（Madarine，政府官員）才自認是神。他們是大工匠，積極從事他們的工作，因此令人驚異地看到他們是多麼勤奮地提供產品，而在這方面他們是最有天才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拉達一番精明細緻的考察，卻阻止不了西班牙人的膨脹。1586年，菲律賓總督等人竟然提交了一份詳細的侵華報告，妄想一舉征服大明，為腓力二世國王陛下開疆擴土。幸而，菲律賓動亂不斷，無敵艦隊又遭遇滅頂之災，這個大膽的計劃宣告擱淺，兩個大國避免了一場荒唐的兵戎相見。

相比於西班牙人的狂妄，中國上下的關鍵詞是「閉塞」。在腓力二世津津有味地欣賞征服中國計劃的年代，大明士紳還弄不清潛在敵人的方位：「佛郎機（明人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統稱佛郎機人，這一範疇有時還包括荷蘭人）居海島中，與爪哇國值，初名喃勃利國，後更今名。爪哇在真臘之南，白占城駛舟二十日夜可達，計佛郎機與爪畦、真臘隅置海中，道里大約相同。」顯然，在明代文人的慣性思維里，這支蠻夷來自東南亞某地，不過是一堆蕞爾小國里的一員。

直至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站穩腳跟，對岸的人們才意識到他們或許與眾不同，但稱謂依然五花八門。黃可垂在《呂宋紀略》記載：「乾絲蚋者，化人番國名也，在海西北隅，其國不知分封所自始，地多產金銀財寶，與和蘭、勃蘭西、紅毛相鼎峙，俗呼為宋仔，又曰實斑牛。」乾絲蚋（另有乾絲臘、干係蠟等寫法）、佛郎機、實斑牛、宋仔，不知西班牙人得知自己五花八門的稱呼，有何感想？至於前文提及的日斯巴尼亞與西班牙，則要在清代才會亮相。

不止如此，張燮在《東西洋考》里還煞有介事地講述了西班牙政府菲律賓的往事：「有佛郎機者，自稱干係蠟國，從大西來，亦與呂宋互市。酋私相語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黃金為呂宋王壽，乞地如牛皮大蓋屋。王信而許之。佛郎機乃取牛皮剪而相續之，以為四圍乞地稱是。王難之，然重失信遠夷，竟予地，月徵稅如所部法。」這個故事的畫風，是不是與我輩少時所讀童話如出一轍？事實上，「牛皮圈地」的故事母題，早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埃涅阿斯記》里就曾深入人心。此類不謀而合，或許是西班牙人編故事水平一流，繼而以訛傳訛。又或者，大明文人對西方經典已然爛熟於心？

贖回澳門，請君出馬：中道崩殂的瑪斯計劃

明末，西班牙人在東南沿海逡巡，常有摩擦，卻不敢更進一步。兩個大國，早早打了照面，也久久不見下文。三百年後，兩國均已從神壇跌落，淪為難兄難弟，才有了下一輪實質性接觸。與前次東西霸主風雲際會的豪氣相較而言，19世紀中葉兩國的交往顯得寡淡無味：一場推諉扯皮的談判，一樁中道崩殂的計劃，兩者的主角，皆是瑪斯。

瑪斯是第一個與大清來往的西班牙使節，也是常駐北京的西班牙第一人。憑藉駐華時代的細緻觀察，瑪斯在巴黎以法文出版了三本解讀中國的專著，這是19世紀西班牙人對中國最為成熟的認知。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法俄美在華利益膨脹，西班牙急於開啟對華貿易，想在東方分一杯羹，他們尤其希望借菲律賓之地利發掘中國市場。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864年瑪斯奉命向清廷提出探討修訂商約、設立使館之事宜。作為既通曉國際政治又熟悉中國的外交官，瑪斯的措辭滴水不漏：「天朝通商，二百餘年，與我大西洋各國，一視同仁。今英法等國，已奉大皇帝恩准立約，我等各國，視同一律，若但准通商，不準立約，不但往來無憑，且恐受有約之國，藉詞脅制。」

然而，令瑪斯難堪的是，清廷似乎對西班牙人的請求無動於衷。「但允通商，不準立約」是清朝開埠之後，對二流國家的慣用政策。可見，在大清眼裡，西班牙遠非不敢得罪的豪強。只不過，瑪斯也不是談判桌前的愣頭青，卻是深謀遠慮的老手。依照慣例，瑪斯只能在天津等待消息，這位老牌外交官乾脆裝起病來，拖住時間，暗中聯絡駐京的各國公使，請他們代為向總理衙門施壓。軟磨硬泡得到談判機會之後，瑪斯緊緊咬住「開放漳州」與「使臣駐京」兩項權益不放，清廷頭痛之餘，對他的外交技巧暗自讚賞。於是乎，一項重要使命落在他的肩上，那就是贖回澳門。

葡萄牙人竊據澳門，自明末由來已久。及至晚清，中外商貿頻繁，澳門問題逐漸凸顯出來。作為偷漏稅課、招納叛亡、拐騙丁口的走私中心，澳門無異於清廷眼中之釘。僅走私一項，每年就令清廷損失85萬兩白銀，這個數字超過粵海關歲入的三分之二。1862年，葡萄牙遣使來華，希望清廷正式承認葡國對澳門的佔據。此時尚在代理總稅務司之任的英國人赫德，深知此事兇險，輕則損失成千上萬的稅款，重則失地棄土貽害無窮。他致書總理衙門，直言其害：「倘若立約而不言明澳門系中國之地，將來各國皆以澳門為西洋地土，必致與中國大局有害也。」為避免夜長夢多，赫德建議清廷贖回澳門，以絕後患。1868年，清廷將重任委託給即將卸任還鄉的西班牙使臣瑪斯，輔之以赫德的心腹助手金登干，希冀他們能收回失散已久的澳門。從赫德、瑪斯，到同一時期的蒲安臣，幾個外國人推動著大清外交，也算是令人扼腕的奇觀了。

按照計劃，總理衙門出面，向各個通商口岸借用洋商存款100萬兩白銀，作為葡萄牙人撤離澳門並拆毀炮台的補償，另撥30萬兩巨款，用作瑪斯一行的活動經費。儘管資金充足，但瑪斯的擔子可不輕，赫德在信函里提及，「總理衙門非常想去掌握這個地方，但又期望在不改變現有管理的條件下得到它」。總理衙門與赫德對瑪斯計劃都寄予厚望，還交與他一封國書，以作為交涉的憑證。

不幸的是，瑪斯一行尚在途中，葡萄牙就爆發了內亂，談判被無限期擱置。瑪斯重任在肩，不敢貿然行動，只得在里斯本待命，孰料身染重病，竟客死他鄉。赫德得到消息，悵然寫道：「可憐的老人！我很遺憾在他的外放剛剛結束時聽到他的噩耗，我也很遺憾在他剛剛為我們做些工作的時候發生這種事。」但他不曾料到的是，瑪斯病故後，清廷不信任副使金登干，加之財政拮据，居然任由計劃半途而廢，失去了收回澳門的良機。與此同時，近代史上，西班牙人也失去了被中國銘記的機會。

輝煌早已遠去：昔日大國臣民的同病相憐

拉達教士遊歷福建之後的三百年，大清國民終於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西班牙了。然而，此時的西班牙，早已退出晚清文人仰慕的先進國家之列，不過是與中國同病相憐的泥足巨人。對西班牙著墨最多的是奉旨出使的黎庶昌與戊戌變法失敗後遊歷歐洲康有為，他們都不乏推人及己的哀嘆。

黎庶昌曾隨郭嵩燾出使英國，又輾轉柏林、巴黎等地，擔任駐日斯巴尼亞國參贊之際，居留馬德里一年之久。他是最早一批遊歷歐洲的大清外交官，不免在新舊夾縫裡掙扎。在他眼中，西班牙縱是歐洲政壇的明日黃花，卻依然不乏泱泱大國的雍容氣度，與儒家的「仁義」相去不遠。譬如，他花費不少筆墨描寫西班牙王室「為窮人洗足賜食」的儀式：「君主、君後入，戎服綵衣，爵紳宮婦侍衛等數十人，並隨其後，立庭中央。教士諷經須臾，君主手持白巾，教皇公使捧金盤，印度教士提金瓶，就男坐第一人洗沐。君主屈一膝，滴水於足，而以巾拂拭之，旋即納履，君後在左亦如之。二十四人以次洗畢，乃扶掖就食案坐，侍衛等從外廳魚貫傳遞菜盤入，以授爵紳、宮婦，君主、君後一一接棒，而親設於每坐之前。例俱不食，復一一撤去；再進其次，亦如初禮。人各十五餚，以次傳設畢，又撤酒瓶刀叉等，悉舉以賜其人，為致諸其家。復親卷桌布，往來周遭，約一點余鍾乃蕆事。君主、君後，皆汗浹衣，遂散。」這番儀式，與清代天子演耕有幾分神似，都講究禮下親民，自然容易俘獲讀書人之心。

康有為不曾見識這一儀式，但他注意到了另一「大國遺風」：「相見必高帽短後衣，乃至大戲園非高冠燕尾服者不得號座……猶夫故家破落，而衣冠講禮法，仍過於尋常百姓家也。」在他之前，任職於西班牙的蔡鈞，在《出洋瑣記》也曾提及：「其勢稍衰，然規制猶存，富強足恃，俗尚豐盈，人多豪爽，好奢靡，喜華美，其積習然也。」無論稱之為「窮講究」或是貴族風範，西班牙上流社會的舊日風度都令中國遊歷者動容。但相較而言，康有為顯然更具批判性，而擔任外交使節的黎庶昌與蔡鈞則不乏粉飾之辭。

昔日皆為大國，如今是國際政壇的難兄難弟，西班牙的境遇很容易引起中國人的共鳴。作為熱心的政治觀察家，黎庶昌關注西班牙政局，論及兩黨制則稱：「西洋朋黨最甚，無論何國，其各部大臣及議院紳士，皆顯然判為兩黨，相習成風，進則俱進，退則俱退，而於國事無傷，與中國黨禍絕異。」誠然，黎庶昌任職之時，活躍在西班牙的是卡諾瓦斯與薩加斯塔兩位傑出政治家，尚不至走馬燈似的換屆。到了康有為遊歷的20世紀初，西班牙經歷美西戰爭的打擊，徹底落入二流國家的行列。康有為痛心其革新不力，不無惋惜地寫道：「凡舊國新政未行，機器未行，養民無術，其必不免於此乎……班（西班牙）與英、德不遠，觀感至易，而絕不知采其政法，民無以為養，乃多墮為盜丐，亦可哀夫！同為歐民，苦樂何遠也。」不僅如此，康氏遍覽盜丐盈野、市政落後的馬德里，又禁不住揶揄道：「國弱民貧而政不修，鐵闌外乞丐無數，兵值何為？且觀各衛兵黃馘菜色，其弱已甚，凡舊國危弱者，虛文愈繁多哉！此不類吾郭督撫之朝晚鼓樂出入儀仗乎！」翻開康有為遊記，他對馬德里的怨念躍然紙上。不過，與維新時代如出一轍，康氏長於針砭時弊而短於出謀劃策，一番吐槽之後，亦是於事無補。

當然，康有為對西班牙的怨念，不只是源於馬德里的市容。遊歷途中，他驚奇地發現，端坐在王位的阿方索十三世，是個光緒式的悲劇人物。他有心改革，卻為攝政的母親瑪麗亞·克里斯蒂娜女大公所擾，終不可得志。康有為想起戊戌年的慘痛，憤然寫道：「班王年逾冠，而甚長，視甚徐。舊教非所好也，欲力改之，今抑於其母后，未能行其志，然英主也。以女後而幾陷國於危亡，何中西一轍也！」而就在康有為抵達西班牙前不久，這位國王險些命喪無政府主義刺客之手。聽聞這樁謀刺案，康有為一定想到了大清的「革命亂黨」，又喟然嘆道：「今方亂世，豈見群龍無首之時乎！不當其時而妄行，斷脰決意而無補於世，何哉？或曰是黨雖無道，而足以寒暴君之膽。今各國君主皆慄慄不自保，常裹甲，為君主於今日何不幸哉！積之累世，君主自是將絕跡於天下，民權大昌之後，自有是黨應運而興，以為天雄烏首，不期至而至者，豈不異哉？」

前有垂簾太后，後有革命亂黨，阿方索十三世的遭遇令康有為痛心疾首，也愈發令人相信他對西班牙愚民的悲憫與嘲諷是發自肺腑的。然而，戊戌變法前後，康有為似乎也並未擺脫政治幼稚病的窠臼。他在李提摩太等人的幫助下逃出生天后，仿照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的口吻擬就一則照會，痛斥慈禧「以淫邪之宮妾，廢我聖明之大君」，又抖出光緒衣帶詔，間接導致了己亥建儲，令這位苦命天子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他的政治見識並不比西班牙人強。

（參考資料：[英]C.R.博克舍編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書局，1990年。邱克：《英人赫德與澳門問題》，《廣州研究》1987年第12期。黎庶昌：《西洋雜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康有為：《列國遊記——康有為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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