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橫掃六國的「耕戰」秘訣為什麼失傳了兩千年？
「耕戰」的真實含義，只有對秦帝國的基層管理進行深入的挖掘才能理解，絕非什麼「廢井田、開阡陌」，施行軍功授爵制就打響了「精神原子彈」，這種解釋無非是近代「土改」故事的一種移情罷了。
現實是，深入到「里」的管理（具體請點擊上文），根基並不是有多少「里吏」，或是任用了地方的「強宗豪右」，而是細化到每一戶、每一人的「辨券」，為一個里中的常住人口、流動人口標定了身份和位置，進而通過定期編訂的戶籍，將帝國的每一個可用之人，變成「大冊」中的一個名字，一個數字。
所謂「編戶齊民」，即此之謂也。
換言之，最重要的不是「人」，而是文書系統，「人」也好、「吏」也好，只是文書系統中可替換的一個零件。
在秦漢法律的規定中，里典的任用，也需鄉部上報，縣廷批准，有推舉人，有經辦人、有批准人，主責任人、次責任人在文書中一目了然，依據法律追責，可以隨時按圖索驥。
而「里」一級，正是秦朝制度將所有個體的「民」編入文書系統的至關重要一環，嚴格甚至繁複的「連坐」制度，則是保障這個系統中人通過互相牽制、互相監視形成社會關係，並最大意義上摒棄私慾的重要保障。
所以，才有了荀子入秦後看到的：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用現在的話總結荀子入秦的觀感，可以歸納為幾條：
1，百姓質樸，畏懼公權力；
2，官吏無私，行動有條理；
3，行政高效，減少隨意性。
作為大儒，荀子認為秦國「治之至也」，即行政的結果達到了治理的極致，其根本原因並不是他的思想與法家沒有衝突，而是說，儒家和法家在治政的效果上的評估是趨同的，只是方式和倫理邏輯有本質不同。
儒家講教化趨治，法家以繩墨趨治，目的都是對人的慾望和行為進行規範，再以各自認可的「禮」或「法」導引之。
所以，漢朝人常稱「百家之術」，這個「術」就是方法論，對應方法論，諸子百家對當時基礎的世界觀，進行各自的微調，而非由不同的世界觀，最終演繹出不同的方法論，在這個意義上講，諸子百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大多數是實用主義的，反倒是莊子、楊朱、惠施等熱衷於「名實之辨」的務虛者，略有不同。
當然，這又扯遠了。
秦漢的「里」治，恰恰是秦漢政治、經濟體系的基石，其特點在於「定」。
而「定」的基礎上，就是系統意義上的「動」，而「動」的方式、邏輯，也就是「法」。
這個「法」並不體現在秦始皇的朝堂上，也不體現在郡守的大印上，而體現在「里」以上、「縣」以下的經營管理上。
事實上，秦漢之際，最複雜，變化也最大的部分也正是在這個層級，這個變化過程，我們完全可以稱之為「秦漢變革」。
在存世的史書，《漢書·公卿百官表》中這樣記載漢代的縣以下行政：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漢書》的記載曾經是我們認識秦漢地方行政體制最權威的材料，但是經過前輩學人的考證，上述的制度，應該是對漢武帝末期情況的描述，雖然寫明了「皆秦制也」，卻不代表秦朝的全貌。
結合新發現的簡牘資料，我們才知道，亭並非「鄉」、「里」之間的一級行政單位，而屬於專門系統，其所肩負的治安職責和郵傳的任務，也不是向鄉一級負責，而是作為縣一級的派出機構存在，稱為「亭部」。
除此之外，還有與「鄉」並列的兩套職能系統，「田部」和「司空部」，據《二年律令·秩律》：
司空、田、鄉部二百石；
田、鄉部二百石；
鄉部百六十石；
田、鄉部二百石；
都市亭廚有秩者及毋乘車之鄉部，秩各百廿石。
上文已經說明，《二年律令》為西漢初年的律令體系，不僅多出了與鄉部秩次並列的田部、司空部，還告訴我們，哪怕是鄉部，其秩次，也有二百石、百六十石、百廿石三級，那麼，按照《漢書·公卿百官表》的說法，四百石到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為少吏，鄉部的首長鄉有秩、鄉嗇夫又算啥呢？
不過我們可以確認的是，秦朝和漢初的縣以下行政組織並不是「線性」結構，而是「網狀」結構，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漢武帝後期，縣以下的行政系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既有職能序列的消失，也有官職秩次的升降，100多年間， 早已不是《漢書》中說的「皆秦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