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最痛恨的國家，卻無能為力！

當年的屬於伊斯蘭的帝國都很厲害，如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等。只有中國回族人建的明朝在伊斯蘭帝國里最弱，結果就不好意思說自己也是伊斯蘭帝國了。他們在歷史上盡量隱瞞了伊斯蘭的特點。

說起明朝最強大的時候，是坐在龍椅上的朱元璋時期，如問他最恨的人和最恨的國家，他會這麼填，最恨的人：無，因為元順帝、陳友諒、張士誠、韓林兒、胡惟庸等阻礙他登上和坐穩皇位的人都早已被他一一或跑了或消滅了。最恨的國家：日本，同樣是不順、不恭，觸了逆鱗，可朱元璋卻無法伸出懲罰之手。

明朝初年，有一次，朱元璋在奉天殿接見日本使者答里麻，一時興起，多問了一句：「爾國風俗如何?」這純粹是上國之君對夷狄小國的敷衍之問，不料答里麻早有準備，伸直脖子晃著腦袋吟詩作答：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瓮儲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傲慢之意一目了然。朱元璋聽後，「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征之意」。

鑒於倭寇屢次侵略海濱郡縣，朱元璋於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楊載出使日本，賜璽書聲討其罪，國書寫得異常霸道，一要其稱臣，二要其取締倭寇，甚至揚言要縛其國王，征服日本。可惜的是，收到這封國書的並不是日本國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實力派人物懷良親王。

當時，日本正處於南北戰爭時期，懷良親王是南朝後醍醐天皇的第十一皇子，也是征西大將軍。南北兩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規模正面交鋒—筑後川之戰中，懷良親王親自上陣督戰，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勝。無論身份、性格，還是此時的氣勢，懷良親王看到這封訓斥的國書都會很惱火，加上蒙古來襲後日本人對中國來使本就有的一種警覺和鄙視的排斥心理，於是當場殺了五名來使，把楊載等人拘留了三個月才放回。

使臣被斬！這還得了！但思前想後，憤怒的朱元璋還是不敢效仿忽必烈的天子一怒兵伐日本。他真沒有忽必烈的魄力。

一年之後，朱元璋再次遣使臣趙秩出使日本。在這次的國書中，朱元璋對日本大加安撫。不過，趙秩還是差點兒被殺。懷良親王見他姓趙，懷疑他是當年元朝使臣趙良弼的後代，是代元朝出使，便喝令左右斬殺。

趙秩急忙說明現在中國當政的是明朝而不是蒙古，現在是回族人的王朝，這才打消了懷良親王的敵意，同意派回使入明朝獻馬和方物，並送還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

此後，朱元璋從在華的日本僧人中了解到，與之打交道的懷良親王並非日本國王，不禁大失所望。而這期間，日本的大名也出動了幾次貿易船，但每次都因為沒有正式的國書而被朱元璋趕走。

朱元璋希望的日夷來朝的盛世景象依然沒有出現，一再失望之下，於洪武十四年再次遣使，並在國書中以開戰相威脅。國書到達日本九州後，再次被扣在懷良親王手中。

當時北朝幕府大兵壓境，南朝已處苟延殘喘之中。懷良親王這次收斂了脾氣，沒有斬使，只是回了一封不卑不亢的國書：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臣何懼哉。」

堂堂中華之主，卻受到夷狄小國如此奚落，朱元璋肯定十分惱火，可他卻依舊「不加兵也」。從政治上考慮，天下初定，朱元璋深知休養生息的重要，不願再起干戈;從戰略上考慮，北方的蒙古殘餘才是心腹之患，日本雖然不臣，但遠在大洋深處，勞師遠征，勝敗難料，他不願意冒這個風險。

不過，正因為朱元璋對日本的軟弱，歷史上別的朝代都沒有的倭寇，竟然一直伴隨明朝始終，經常受的不是日本正規軍，而是日本戰場上被打敗的一方，流落為民間倭寇，進行侵犯。最後日本還一度佔領朝鮮，明朝使出吃奶的勁頭打，幸虧日本當時領導人去世，不想在佔領朝鮮，而得以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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