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澤平：中國經濟即將迎來新一輪增長周期
導語
與重回衰退的過度悲觀論和馬上復甦的過度樂觀論不同，我傾向於認為2018年中國經濟處在L型曲線的築底期和調整期，以為開啟「新周期」蓄積力量。
——任澤平
對於宏觀經濟的研究，我不傾向於抓一兩個月的波動，而是傾向於提出一些戰略性的看法。比如說我在2010年參與研究的「增速換擋」，2014年提出的「新5%比舊8%好」，以及在2017年提出的「新周期」。這些觀點雖然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但是對於中國公共政策走向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增速換擋：新5%比舊8%好
2009年，我剛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參與了一個很重要的研究課題《中國有沒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這個課題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判斷，就是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增速換檔」。
只有增速換擋，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上有100多個經濟體，增長曲線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一直在低位增長，從來沒有啟動過增長的動力和希望，落入低收入陷阱，比如非洲很多國家；
第二類是開始通過成功的制度安排起飛，但是後來又掉下來，增速換擋失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說拉美、東南亞的部分經濟體；
第三類是經過高速追趕以後，然後收斂到中速增長，再收斂到低速增長；
第四類就是高收入的經濟體，比如美國，最早如英國，年均增長2%，代表人類開拓技術前沿面的能力。
二戰以來世界上一百多個追趕經濟體，增速換擋成功的只有12個，成功的概率只有10%左右。德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是最有代表性的四個經濟體，他們分別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完成了增長平台的切換。
增速換擋的驅動力
增速換擋的驅動力來自於房地產投資的長周期峰值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
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和德國，分別在增速換擋時出現了房地產投資的長周期拐點和劉易斯拐點的疊加，中國現在也到了這個階段。
人口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中國人口出生的高峰集中在1962-1976年，七十年代末之後，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增長率呈現斷崖式的下降。
在1962年到1976年出生的這一批人，是中國的主流人群。八九十年代，這批人正好二三十歲，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就是這一批人年輕時候干出來的，他們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主要特點。
到了2012年，中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並開始凈減少，主流人群逐漸開始退出勞動力市場。人口紅利的消失和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導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房地產在過去十年的高速發展，也主要是1962-1976年出生的這批主流人群推動的。買房的主要年齡段就是20-50歲，20歲以前買不起，50歲以後不需要。
2014年，20-50歲的置業人群達到峰值，這就意味著中國房地產投資到達了一個峰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開始趨弱，房地產投資的長周期拐點也到來了。
房地產投資的長周期拐點和劉易斯拐點的疊加，標誌著中國已經到了需要進行增速換擋的階段了。
如何做到增速換擋？
在增速換擋期，通過改革構築的5%新增長平台，比過去靠刺激勉強維持的8%舊平台要好。
增速換擋會在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得到體現。
從追趕的意義講，是要從經濟起飛轉為平穩降落。劉易斯拐點出現後，中國的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漸被削弱。以前中國的出口增長年均20%-30%，未來中國年均出口能有5%-10%的增長就很不錯了。
從產業的層面來講，是從中低端製造向高端製造和現代服務業進行升級，中低端製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逐漸下降，而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日益上升。
從需求的層面來講，是從住行向服務類的消費升級。金融、信息、科技、商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增長最快，而教育、醫療、環保、文化、娛樂等社會服務業增長較快。
從制度層面來看，要從政府主導變為市場主導。在金融去槓桿和抑制泡沫的同時，要大力推動大規模減稅，精簡財政供養人員隊伍，放鬆行業管制，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等市場化導向的改革。
新時代，新周期
2010年到2015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五年的單邊下滑。在2015年下半年，我判斷中國經濟可能已經接近底部，認為2016-2018年將會是L型的走勢。
在此基礎上，我又在2017年初提出了一個概念「新周期」，認為中國經濟正站在一個新周期的起點上。
為什麼做出這樣一個判斷呢？我們需要從經濟自身運行的周期規律來進行分析。當前的中國經濟處於六大周期疊加的階段。
第一， 世界新一輪增長周期
當前世界經濟處於新一輪增長周期，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先後復甦。但具有領先性的美國經濟正在築頂，美國失業率降至2000年以來最低水平，通脹持續回升，加息加快，股市高位橫盤，均是美國經濟周期高位築頂的典型信號。
在全球主要經濟體復甦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也被帶動起來。中國的出口量在2015年、2016年一直是負增長，但是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復甦，從2017年到現在一直保持著正增長。
第二，金融周期
金融周期，簡單講就是加槓桿，去槓桿。加槓桿就是增加負債，去槓桿就是縮減負債的過程，如果用通俗的話講，就是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加槓桿到一定程度債務不可持續就要開始去槓桿。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我們藉助了大量的影子銀行、通道業務，來支撐地方融資平台和產能過剩行業，結果導致了負債率的上升。地方政府、傳統產能過剩行業、房地產部門是負債率最高的幾個部門。
目前，我們處在金融周期的頂部，也就是金融周期向下的階段。這個階段最重要的就是防範風險。具體來講，通過把加槓桿的通道堵住，讓信用進行收縮，讓流動性進行退潮，讓風險進行暴露，打破剛性兌付，實現債務重組和出清。
第三，產能周期
2010年前後中國積累了大量的過剩產能。經過2010-2015年市場的自發出清，以及2016-2018年通過供給側改革動用行政手段進行出清之後，中國這輪產能出清已經接近尾聲，我們的產能利用率回到78%，資產負債率從58%降到了55%。
隨著企業盈利的改善和資產負債率的下降，中國正在為新的一輪產能周期蓄積力量。
第四， 房地產周期
房地產周期怎麼判斷？我概括為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房地產調控的中期。最近這一輪房地產去庫存的力度是非常充分的，去庫存任務基本完成。
第五， 庫存周期
2016-2017年的商品價格大漲，除了供給側改革的原因外，還來自於2015年底的庫存出清非常充分。
2017年三季度後，開始進入新一輪商品的去庫存周期，這一輪周期一直持續到2018年或2019年初。
第六， 通脹周期
由於貨幣政策整體穩健中性，再加上金融去槓桿、社融收縮等措施，當前中國經濟的通脹壓力並不大。
小結
與重回衰退的過度悲觀論和馬上復甦的過度樂觀論不同，我傾向於認為2018年中國經濟處在L型曲線的築底期和調整期，以為開啟「新周期」蓄積力量。
新周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義：市場已經靠自身力量企穩，要保持貨幣政策中性穩健，防止再度通過刺激穩增長；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和環保標準提高是新常態，不應該再回到過去粗放式發展道路；市場自發出清證明了市場機制的偉大，要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未來更多地要依靠市場化和法治化的方式推動供給側改革。
只有認清經濟形勢，政策才能採取正確的操作，避免誤判引發經濟大起大落。
*文章轉自混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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