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煥星：「魯迅學術史」建構
摘要
既往的魯迅學術史研究局限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認識，進行一種「研究綜述」式的內部梳理，陷入了「以魯迅為本體」的符合論誤區，變成了一種依附性的邊緣研究。而庫恩對「研究共同體」的發現和對研究主體性的強調，凸顯了「學術史」作為研究者的「探索史」的獨立價值，從而提供了學術史獨立的理論支撐。學術史的研究體系，應由內部的認識論考察、外部的社會互動考察和學術變遷考察三部分構成，其核心是圍繞著「研究共同體」進行一種「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尤其是考察「研究範式」的形成和嬗變。
感謝作者邱煥星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邱煥星
「魯迅學術史」建構
魯迅研究無疑是一門「顯學」，因其現實重要性和研究者眾多而著稱，由此也導致魯迅的方方面面都被納入了研究的視野。在這其中，關於魯迅研究的學術史整理工作也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大部頭的著作學界也出版了不少。但不能不說的是，如果將魯迅研究界比喻為一個樂隊的話，「學術史」的地位卻很可疑，它看起來不像台上的演出人員，而更像幕後的服務人員，只在開閉幕的時候出現，又或者像旅遊指南和敲門磚，甫一用完即放一邊。
但是放眼整個學界，「學術史」明明在很多專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中國傳統學術為例，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錢穆和梁啟超同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只在本領域，對於其他領域都具產生了輻射性影響。「而到了1990年代，學術史研究在大陸則一躍而成為中心，成為學界的『熱點』、『焦點』，成為1990年代最大的學術中心」[1]，象大陸的桑兵、羅志田，台灣的王汎森，美國的柯文、艾爾曼，都有影響頗大的觀點和論著行世。
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黃宗羲《宋元學案》《明儒學案》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在學術史研究如火如荼的時候，魯迅學術史卻處在時代的大潮之外，以致大家內心裡實際視其為「前沿性學問的總結和附庸，做得再好，也只能算第二等的學問」[2]，這種尷尬很像托馬斯·庫恩出現之前的科學史研究，由於「最新才是最好」的進化論觀念作祟，科學向來被視為無史的，由此導致科學史只有「編年」的意義，科學史研究者不但偏處一隅，還要飽受不是科學家、沒有科學貢獻的指責。所以有鑒於目前的這種狀況，找出致使魯迅學術史處在依附邊緣位置的根本原因，進而探究如何建立一個具有自身獨立性和合法性的學術史研究領域，就成了本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研究綜述」階段
相較於其他領域，魯迅學術史的起步並不算晚，學界也早就有建立「魯迅學」的倡議，但實際上還處在「研究綜述」的階段。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時間，卻沒有實質性的突破，這就需要對既往的學術史理念進行反思。總體來看，既往工作大致有如下思路和問題：
最多也最主流的是「綜述式」，比較著名的代表作如張夢陽的《中國魯迅學通史》、王富仁的《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袁良駿《當代魯迅研究史》、彭定安《魯迅學導論》等等。這類著作多是宏觀總論式的巨型研究：一是以時間為序分段述評，追求歷史脈絡的清晰，譬如張夢陽在《中國魯迅學通史》中以「宏觀描述」來命名上卷，並將1919-2000年的魯迅研究史劃分為十一個階段；二是各個領域兼顧，追求研究視野的全面，還是以張著為例，上卷「宏觀描述」論及各個時期代表性的著作和名家，下卷「微觀透視」則涉及《野草》、阿Q學史、狂人學史、《故事新編》、雜文學史等主要專題領域。其他學者如王富仁、袁良駿等，也基本都是類似研究方式，區別只是分段的數量和囊括領域的多寡。
正是因為這些論著是全景掃描式的，所以它們自然成了系統了解魯迅研究史的有力助手。但是這種研究的缺點也很明顯，直觀上首先是因過於追求全面而顯龐雜，深層看，以時間分段描述卻缺乏充分的學理依據，以致不同著作劃分各異。更關鍵的是，忽視魯迅研究變遷與外在社會思潮變動之間的關係，局限於學術史的內在理路，但又對自身的理論、概念、方法缺少探究。這方面王富仁的《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有所注意，他試圖以馬克思主義學派、人生——藝術派、國家政治派、精神啟蒙派、人生哲學派等來概括魯迅研究的不同流派，並標明不同流派背後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但缺點一是經驗概括，不具有嚴格的學理性，二是相互之間有明顯交叉，因而也就缺乏區分度，所以這些命名和劃分並未在魯迅研究界得到公認。
第二種學術史論著是「專題式」的，譬如張夢陽的《魯迅雜文研究六十年》、葛中義《〈阿Q正傳〉研究史稿》、王家平的《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王吉鵬等的《魯迅世界性的探尋——魯迅與外國文化比較研究史》《魯迅民族性的定位——魯迅與中國文化比較研究史》等等。專題式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但基本理念和第一種的「綜述式」大致相似，也都是時間和空間的雙向展開，只是更為具體化和專題化，單從學術史的角度看，也更為細片化。
上述兩種其實都是通論式的學術史著作，還有一些研究與此不同：
一種是內部的方法論研究。這類關注魯迅研究內部的方法論和理論體系的著作比較少見，值得注意的是馮光廉等主編的《多維視野中的魯迅》，這本書並非以慣常的專題來分類，其上編從哲學、人格學、倫理學、思維學、宗教學等學科理論加以闡釋，中編從社會學方法、傳記學方法、心理學方法、比較文學方法、敘述學方法等研究方法進行解讀，下編則從文體史、文學批評史、美學史、翻譯史、漢語史等學科史角度加以評估。此書的編者和作者表現出鮮明的方法論意識和理論自覺性，但可惜的是，此書是一本魯迅專題研究和學術史整理的混合體，且重心更偏於前者，其次是分類龐雜又缺少足夠的區分度和學理性。
另一種從外部進行社會功能研究。譬如汪暉的《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文學評論》1988年第6期）、藤井省三的《魯迅〈故鄉〉閱讀史》、徐妍的《新時期以來魯迅形象的重構》等等。這類論著數量很少，但學術眼光獨特，思想性較強，它們不追求全景式的掃描綜述，而是著眼於魯迅學術史研究的社會效應，即它與中國現代政治、思想、文化史變動之間的關聯和互動。
這其中，藤井省三的《魯迅〈故鄉〉閱讀史》以「想像的共同體」理論為中心，從文學傳播和接受的角度，考察了《故鄉》1921年發表之後被閱讀、評論的變遷情況，以此來展示魯迅文學在民族國家建設中起到的重要工具功能，無疑具有開創性的典範意義。汪暉則重點批判了魯迅研究所肩負的「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規範」任務，並且以伽達默爾的闡釋學為認識論基礎，批判了既往魯迅研究的先驗論和線性決定論思維。不過，藤井省三此書重點在「文學與國家」的關係，而非是一種學術史著作，徐妍的著作同樣也是如此。而汪暉雖然借重了闡釋學理論，但卻有過於強烈的價值立場，視魯迅研究的意識形態性為負面因素，以致於他塑造的魯迅完全是一個「去政治化」的存在主義者形象，在凸顯新思維的同時形成了新遮蔽。
作者: （日）藤井省三
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副標題: 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
譯者: 董炳月 出版年: 2002-06
不難發現，除了部分成果之外，既往的魯迅學術史還處在一種初步整理性的「研究綜述」水平，既不能執簡御繁、宏觀把握，又缺乏深度剖析，尚未觸及具體研究背後的深層的認識和歷史邏輯，所以直觀的表現自然就是紛亂龐雜，而學術史變遷的脈絡和動因卻不清晰。
二、「以魯迅為本體」之誤
「研究綜述」水平不能僅僅視為研究能力的問題，考慮到魯迅學術史研究展開的時間已經足夠長久，那麼這種狀態的持續存在，實際表明了魯迅學術史研究的基本理念是有問題的。在我看來，魯迅學界的認識一直局限在傳統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視野里，這個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提出的認識，一直被學界奉為圭臬，譬如陳平原就曾在《「學術史叢書」總序》中認為：「所謂學術史研究，說簡單點，不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通過評判高下、辨別良莠、敘述師承、剖析潮流，讓後學了解一代學術發展的脈絡與走向，鼓勵和引導其儘快進入某一學術傳統，免去許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學術史的基本功用。[3]」張立文在《中國學術通史·總序》中也說：「通過考鏡源流、分源別派，歷史地呈現其學術延續的血脈和趨勢。這便是中國學術史。」[4]
在這種視野中的「學術史」研究，其實是一種內部的「研究史」或者「學科史」整理，正如有的學者所認為的：「作為『研究的研究』，近代學術史研究應將學術本身作為研究的核心內容和內在依據，使學術史研究回歸到學術本身」[5]，「學術史的主要研究對象既不應是純粹的思辨，也並非某種思想觀念，而是從學科發展的角度來衡量其是非價值，也就是從知識增長（『學』）和方法論（『術』）的角度來描述某一學科的發展及建設——這才是學術史所要做的主要內容」[6]。基於這種「學科史」理念，一些學者提出了自己的框架構想，譬如有人認為學術史應研究四個基本方面：一是樹立學術思想的演變；二是提煉體現於學術著作中的方法；三是整合出各學科的學術范型；四是敘述評論學術業績和成果[7]。也有人認為包括六個方面：1、學科發展史；2、學科研究成果及其重大學術問題；3、學者研究；4、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5、學科學術活動；6、學術期刊[8]。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更多的研究內容，但總體來看與此類似。[9]
而在以「學」與「術」為本位的同時，學術與外部社會歷史變動的有機關聯就會受到排斥，譬如有學者批評「許多研究被學術或真或假的外部現象所牽引，成為了泛泛而論的『思想史』課題，對學術內在理路的探尋在廣度和深度上尚有不足，學術意識尚待加強」[10]，但如此以來，「學術」自身的脈絡可能清晰了，但其形成和演變的動因卻很難搞清楚。
具體到魯迅學術史研究來說，這種內在理路將魯迅學術史的主要工作，變成了一種對魯迅研究者所持「方法論」的梳理，這就將魯迅學術史的作用「工具化」了，潛意識裡其實是認為「魯迅」比「魯迅研究者」更重要，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魯迅」為起點和中心的遞減序列：魯迅——魯迅研究——魯迅研究的研究，讓魯迅學術史在「研究的再研究」中退變成一個二度加工廠，直接導致了魯迅學術史地位的邊緣化，處在一個「二重反革命」的地位，其被動性和依附性是不言而喻的，這也就難怪學術史研究被譏諷為不吃豬肉卻看豬跑的二流學問。
更關鍵的是，以「魯迅」為起點和中心的背後，是一種「符合論」的真理觀，即把認識看成是對對象的客觀反映，所以力求還原魯迅自身的思想，強調「歷史性」和「客觀性」，視研究的主觀性為偏離魯迅本體的錯誤行為。這種「以魯迅為本體的研究」，造成了對研究者的主體性和「魯迅」的當下意義的忽視，更容易因對「魯迅」的不同認識，而相互指責對方是「假魯迅」。所以，以「魯迅」為起點的魯迅學術史自定位，最終失落了「學術史」自身的主體性和獨特意義，這種自我定位的蒙昧混沌，致使學術史研究也必然停留在一種簡單整理水平。其尷尬恰如從欣賞風景即「旅遊」的角度看「旅遊指南」，無論它如何華麗，也必然不如「風景」本身，但是，如果從媒介傳播即「指南」的角度，那我們馬上就會看到「旅遊指南」的自身規定性和重要性。
事實上，魯迅學術史的本質既然是「魯迅研究的研究」，它就應該以「魯迅研究」而非「魯迅」為研究對象，而「魯迅研究者」才應是研究的本體和邏輯起點，重點是考察研究者的主體意識及其來源。
三、「研究共同體」為中心
為什麼魯迅學術史研究的本體應該是「魯迅研究者」呢？關於這一點，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進行了系統的探討。庫恩是科學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在考察科學史的變遷時，「對科學是由個別科學家做出的貢獻而組合在一起的這種累積過程的極大懷疑」，他發現科學發現更多是「非累積的」、「整體性的」而非個人性的，研究者實際是作為「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成員」而受控於「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即「範式」（Paradigm）[11]。
作者: [美] 托馬斯·庫恩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原作名: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譯者: 金吾倫 / 胡新和
出版年: 2004-1
「範式」是在前範式階段競爭中脫穎而出的理論，「通常只剩下一個」，具有主導性和排他性，在它的主導下，研究進入「常規科學」階段，整個學術共同體形成了穩定而獨特的研究對象、基本觀念、思維方式、話語模式和研究方法，其個體成員通過「範例」來習得這些理念方法，因為共識的原因，個體並不總是對自己使用的知識體系有明確的自覺，也不會對基本前提產生爭論。常規科學的主要工作，是在範式的指導下進行「解謎」，擴大範式的廣度和精度，這是一種高度累積性、確定性和非創造性的「掃尾工作」，因為在接受範式的最初，實際已經預定了對象、邊界和結論。當「反常」累積到足夠數量，以致範式的解釋捉襟見肘時，「危機」便出現了，需要尋求一個新範式來代替舊範式，這個時候「科學革命」就開始了。
「範式」理論的出現，在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首先，「範式」打破了學術研究的客觀性神話，將視點從客體轉向主體，把認識看成是對對象的「建構」而非客觀反映，這種對「研究者」主體性和「時代」當下性的強調，凸顯了「學術史」作為研究者的「探索史」和「自我理解史」的獨立價值。也正因此，庫恩始終堅持「相對主義」，認為「錯誤」、「迷信」、「過時的理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就像馬克思所言的：「希臘人是作為古希臘人認識自己的，而不會像我們對他們的認識那樣，如果指責古希臘人對自己沒有像我們對他們的這種認識……就等於指責他們為什麼是古希臘人。」具體到「魯迅學術史」而言，它首先需要一場「認識革命」，打破客觀性的神話，認識到「魯迅研究」其實是「研究者」自我理解的投射，「魯迅——魯迅研究——魯迅學術史」這三者各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以要走出「以魯迅為起點」的自定位誤區，將「魯迅學術史」的邏輯起點從「魯迅」轉向「魯迅研究者」，進而考察研究者主體意識的嬗變及其對魯迅形象的歷史建構，最終獲得學術史研究的獨立性和合法性。
其次，就「範式」的形成、信仰和革命而言，庫恩讓我們意識到研究主體看似主動實則被動，由於它受控於學術研究的共同體，這種必然性和群體性將「知識社會學」問題凸顯了出來。範式選擇的社會性，即「共同體」與其背後的社會、歷史之間的關係，成為必須考察的研究對象。具體來說，以「知識社會學」考察為中心的「學術史」體系有三個重要組成部分：
1、內部的認識論考察。要超越簡單的綜述整理，進入到深層的認識結構層面，重點考察學術共同體的研究對象、研究範例、研究理念、研究方法、思維方式、概念範疇等等。這種方法論研究的典範之作，可參考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該書198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它批判了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的「衝擊——回應」模式、「傳統——近代」模式和帝國主義模式，指出今後應走向「在中國發現歷史」的中國中心觀，雖然柯文使用了「model」而非「paradigm」，但對後來「範式」理論的推廣，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推動和範例作用。
作者: [美] 柯文出版社: 中華書局
副標題: 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原作名: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譯者: 林同奇 出版年: 1989-7
2、外部的社會互動考察。核心是「知識」與「社會」的互動研究，既要考察「社會中的知識」，即學術共同體與外部社會歷史的關係，也要考察「知識中的社會」，即學術共同體內部的構成關係，默頓將這些方面歸為兩大部分：「a.社會基礎：社會地位、階級、世代、職業角色、生產方式、群體結構（大學、官僚機構、科學院、派別、政黨）、『歷史地位』、利益、社團、種族歸屬關係、社會流動性、權力結構、社會過程（競爭、衝突等等）。b.文化基礎：價值觀、精神特質、輿論趨向、大眾精神、時代精神、文化類型、文化思想、世界觀，等等。[12]」曼海姆則特彆強調了三個關鍵要素，其中「傳播」包括教育制度、報紙、知識普及和宣傳等，「社會組織」包括中小學、大學、研究院、學術團體、博物館、圖書館、研究所、實驗室、基金會以及出版機構等，「知識分子」則要注意考察群體構成、社會起源、吸收人員方法、組織形式、階級歸屬、取得的報酬和聲望等等。[13]
這方面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和權力話語理論尤其值得借鑒，比較好的學術史代表作是艾爾曼的《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和《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陳以愛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例》等。
3、學術變遷考察。上面兩種考察偏重於組織結構和關係功能這些共時性問題，學術史研究還有歷時性變遷的一面，在這種變遷考察中，有幾點是必須強調的：一是不要變成單純的學術史考察，仍須以知識社會學為中心，從「話語」的角度來考察學術與社會的互動變遷，以此來觀察學術思想在社會歷史演進中的功能、意義和局限；二是反對進化論觀念，學術演進並非簡單的以新代舊，而是社會歷史變遷的產物；三是反對庫恩關於範式的「不可通約性」的認識，人文學科具有前後傳承、多元共存的特點，不同範式之間實際有著共生性和內在統一性。這方面的學術史代表作是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王學典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王汎森的《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等。
王學典《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四、魯迅研究範式的嬗變
雖然學術史研究體系有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正如庫恩向我們提示的，它的關鍵表徵無疑是學術研究範式的形成、衝突、信仰和嬗變革命。「沒有學科範式，就不會有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積累和進步」[14]，就魯迅學術史而言，考察魯迅研究範式的嬗變，探究不同時代的研究者基於不同的範式而創造出的不同的魯迅形象，既能從認識論的角度搞清魯迅研究的不同理論體系，也能看到魯迅本體的豐富性和現實意義，更能從這些形象和範式的變遷中，看到現代中國的「社會」變遷。
總體來看，既往魯迅研究大致有過三種基本範式：
1、政治革命範式
政治革命範式應當是魯迅研究的第一個主導性的範式，它的提出最初和魯迅「左轉」在當時受到的批判有關，為此左翼陣營的瞿秋白等人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等文章中，提出了關於魯迅從進化論到階級論轉換的解釋。而政治革命範式地位的確立，則和毛澤東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有關，其範例是1954年陳涌在《人民文學》發表的《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吶喊〉與〈彷徨〉研究之一》，他將魯迅定位為革命民主主義者和現實主義作家，認為「魯迅的這種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反映在文學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學自覺地服從於政治、服從於中國的革命鬥爭」，所以「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這是魯迅思想發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規律」[15]。這個定位顯然來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關於魯迅的權威定位，上承瞿秋白的經典論述。這種解讀以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政治態度的分析為綱，所以，農民為中心的各被壓迫階級的狀況和道路選擇，成為分析的重點，而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革命，則處於被批判的位置。
瞿秋白
這種肯定後期、否定前期的解讀，在文革結束前一直是唯一合法的範式，有強大的意識形態和體制保障，它對「魯迅方向」的強調，一方面擴大了魯迅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論證了共產革命的合法性。但是，隨著文革的結束，其意識形態性開始受到嚴厲地批評，不過仍然是一種重要的範式，無論是官方還是學界，都有眾多的支持者。而從學理的角度看，這種解讀儘管存在王富仁所說的「偏離角」，卻並非後來者批評的那樣只具有意識形態功能。階級分析的確能有效地解讀出《吶喊》和《彷徨》的政治意義，而對魯迅後期道路、革命精神和雜文的肯定，也能從魯迅的文本，尤其是他對《〈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的肯定中找到依據。更重要的是，中國現代革命史和魯迅道路轉換的內在一致性，也表明這是一種歷史的選擇，並非純粹是基於意識形態的「想像」和「虛構」。
2、文化革命範式
文化革命範式在文革結束後，逐漸成為八十年代魯迅研究的主導範式，在啟蒙主義者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尤其有影響力，它是當時啟蒙主義思潮的反映，因為文革被解讀為封建復辟，所以應當重回五四和魯迅，來展開「新啟蒙」運動。其範例是王富仁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其他學者提出的「改造國民性」、「立人」觀，也是範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王富仁認為「中國社會政治革命的問題在其中不是被直接反映出來的，而是在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鏡子中折射出來的」，所以「首先要回到魯迅那裡去」，要有「整體的研究系統」的改變，他認為魯迅此一時期思想的中心，是進化發展觀、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創作方法上以現實主義為主，兼有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王富仁顛倒了陳涌關於農民與知識分子的關係，認為魯迅是「站在『孤立的個人』的思想立場上抨擊整個社會的思想、批判『群眾』『多數』的愚昧和落後」，這反映了魯迅當時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彷徨的心情」，所以作品整體帶有「沉鬱」的風格。[16]
王富仁
《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
文化革命範式復原了魯迅早期的啟蒙思想，激活了魯迅的批判精神和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適應了從教條主義的桎梏下解放的時代需要。但正如汪暉批評的，它以「思想革命」為起點和終點，帶有先驗論和決定論的傾向，難以呈現魯迅的非意識本質層面的「複雜性」，自然也就無法解讀《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等作品[17]。實際上，文化革命範式最大的問題，是從「救亡壓倒啟蒙」的立場，肯定魯迅的前期否定他的後期，將「左轉」視為一種退步。這顯然是一種非歷史的觀點，既不符合魯迅的道路，也不符合中國現代歷史的走向。
3、現代性範式
現代性範式是九十年代之後崛起的範式，範例是汪暉的《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他將研究的視野從前兩種的「鏡子」反映論，轉向魯迅的「主觀精神結構的複雜性、矛盾性和悖論性」，認為其精神結構是「歷史的中間物」意識，人生哲學是「反抗絕望」，其小說形式是魯迅精神分裂的外在反映。在汪暉看來，魯迅「自我的困境和思想的悖論」是「對啟蒙主義歷史觀的否定和確認」[18]。汪暉將魯迅的思想源泉從18世紀的啟蒙主義，挪到了19世紀末的西方現代思潮，特別是存在主義那裡，這就使魯迅的中期思想，特別是《彷徨》、《野草》得到了較好的解讀。
作者: 汪暉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副標題: 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增訂版）
出版年: 2008-7
現代性範式著眼於魯迅的世界意義，視魯迅為「人類探索真理的偉大代表」和「真正反現代性的現代人物」。這種定位迎合了解構啟蒙、告別革命、走向全球化的1990年代語境，在後現代主義流行的背景下，關於魯迅思想的解讀越來越體系化、西方化和存在主義化，魯迅的革命傾向和啟蒙思想都處於被遮蔽的狀態，魯迅研究也退化為一種遠離現實的、學院化的理論思辨，全民魯迅成了部分精英知識分子的魯迅，魯迅精神逐漸被玄學化和「軟化」了。以至於汪暉自己後來都認為「將魯迅放置在一個孤獨的知識分子的位置上來理解他是多麼地狹隘」，所以他提出要「重新理解大革命之後的魯迅」。[19]
以上三個範式的變遷，塑造了「革命民主主義者——啟蒙主義者——存在主義者」三種魯迅形象，這顯然是研究者及其時代理念的投射，反映了現代中國經歷了「共產革命——反思文革——告別革命」的三大時代變遷。所以，魯迅研究範式其實是特定群體和時代關於現代中國歷史走向及其未來選擇的思考，每種範式都隸屬於特定的時空，其意義和局限也都與此有關，而未來的魯迅研究範式，也必將是對革命問題的更新回答。
結 語
黑格爾在《小邏輯》的一開端就強調「哲學的開端就是一個假定」，這句話對我們理解理論和研究的本性是至為重要的，但是長期以來，「中國史學家對於知識論的預設無深究的興趣，更不必說把這些預設推至邏輯的極端了」，更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是，研究者忙於低頭拉車卻不抬頭看路，由此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重複選題和缺乏建設性的知識積累。
我們必須認識到的是，沒有理論建樹的學術史研究是沒有出路的。對於學術史的內涵、外延、獨立性、合法性這些元理論問題，必須進行充分的關注和深入的思考，尤其是不能將「合法性」自動默認為研究的前提，而是應該將其作為研究的對象進行思辨質疑，如果像諸葛亮在《空城計》里所唱的那樣，「國家事用不著爾等勞心」，那麼學術研究不過是一種康德所批判的「教條式的昏睡」而已。
（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14年第4期）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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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是如何被敘述的？》，《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2]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後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2頁。
[3] 陳平原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4]張立文：《中國學術通史·總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5]舒習龍：《重寫中國近代學術史：體例與方法》，《河北學刊》，2013年第1期。
[6]陳墨：《乾嘉學術十論》，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2頁。
[7]董乃斌：《關於「學術史」的縱橫考察》，《文學遺產》，1998年第1期。
[8]姚曉南：《關於學術史研究幾個理論問題的辨識》，《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9]參看劉曙光：《關於「當代學術史」學科建設的若干思考》，《雲夢學刊》，2005年第4期；季玢：《關於建構「中國現代文學學術史」的思考》，《瀋陽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10]王剛：《立場與路徑：中國近代學術史研究中的內在理路問題探論》，《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11]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頁。
[12] R.K.默頓：《科學社會學（上冊）》，魯旭東、林聚任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4頁。
[13]路易斯·沃思：《序言》，《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李書崇譯，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1頁。
[14] 吳國盛：《科學革命的結構·總序》，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15] 陳涌：《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吶喊〉與〈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學》，1954年第11期。
[16]王富仁：《〈吶喊〉〈彷徨〉綜論》，《文學評論》，1985年第3、4期。
[17] 汪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文學評論》，1988年第6期。
[18]汪暉：《初版導論》，《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增訂版），三聯書店，2008年版。
[19] 汪暉：《「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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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井水甜不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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