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道」就要「聞道」
關於「聞道」一詞是孔子他老人家在（《論語·里仁》）提到的，原文是「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中「道」指的是儒家的「仁義之道」、「自然大道」。懂得了仁義的道理，就應該用自己的一生去實踐它，有時為了捍衛「仁義之道」，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是孔子的道德價值觀，這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所包含的深刻的內涵。孔子的「殺身以成仁」、孟子的「捨生取義」正是「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的最佳註解。
我們今天的仁人志士對「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的解釋有所偏頗，說早上聽到做聖人的道理晚上就可以死了，如果這樣解釋是對的話，那誰還敢去聞道呢？一聞道就要死了，一聞道就死而無憾了，那還聞道幹嘛呢？「朝」和「夕」是相對的，是陰陽，中國人說死不一定是死，中國人說早上不一定是早上，中國人說晚上不一定是晚上，一看到「朝」就認為是早上，一看到「夕」就認為是晚上，那你是太不懂《易經》了。這裡的「朝」不是僅僅指「早上」，是指「有朝一日」的意思。你「有朝一日」聽到了怎樣做「君子」的大道和法門，你就會發現之前的自己有很多錯誤和缺點，那怎麼辦呢？就把以前的錯誤和缺點改掉，重新再來，改過自新就可以了。譬如昨天那個有很多錯誤、很多缺點的我，通過改過自新，昨天的那個我已經死了，今天的我已經改過自新了，重新做人了，涅槃重生了，現在的我是一個「新」的我，這才叫「朝聞道夕死可矣」。那些似是而非的解釋流傳千年和儒家《論語》的精神是完全背離的、謬誤的、曲解的。20世紀中葉中國十年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打到聖人孔子，就是有很多人誤解了孔老夫子的思想，叫「斷章取義」，叫「不負責任」。一派糊塗！聖人怎麼會講錯話？！
我都全國各地的大學去講學，對於「朝聞道，夕死可矣。」當代的大學教授和當代大學生都是這樣理解的：「早上聽到（或明白了）一個道理（或真理），晚上死了也是可以的。」如果問「明白了（或懂得了）一個做人的道理（或真理）就死而無憾了，這值得嗎？關鍵你願意這樣做嗎？」你認為這樣的理解是合乎情理的嗎？一個人一生要明白的道理實在是太多了，如果明白一個就去死，那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了。同時明白了道理不是為了去死，而是為了更好地去做事、去行道、去實踐。
今天我們談論人生觀、價值觀時常說「為真理而死」、「為正義事業而死」，這正是「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深刻內涵。這句話千百年來激勵著仁人志士為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就在於它深刻地揭示了「知」和「行」的關係。《禮記》也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四句可用一個「知」字概括，學習的目的不是停留在「知」的階段上，而是要在「知」的基礎之上「行」，即去做，去實踐，達到「學以致用」，即「覺以致用」。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子的道德理想，也是人類最高的道德準則。「朝聞道，夕死可矣 」之「道」不是一般的「道理」、「事理」，而是特指儒家的「仁義之道」。懂得了仁義的道理，就應該用自己的一生去實踐它，有時為了捍衛它，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是孔子的道德價值觀，這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所包含的深刻的內涵。這一內涵從孔子的一生、從《論語》一書的思想精髓中可以得到印證。
首先，「朝聞道，夕死可矣」重在「行」，即實踐。
一方面，孔子一生周遊列國，席不暇暖，為的就是推行他的「仁愛」。然而孔子的政治主張得不到統治者的採納，不得已，轉而講學授徒，希望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通過他們去宣揚他的思想學說，去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孔子就是這樣用自己的一生去推行他的政治主張、實踐他的道德理想，孜孜不倦，死而後已。「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反映了孔子一生對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的執著追求。孔子為「道」而生，亦為「道」而死。
另一方面，「仁」作為儒家最高的政治要求，很少有人能夠達到這種境界，所以孔子從來不輕易以「仁」許人。跟孔子同時代的人沒有被稱為「仁」的。在孔子看來能夠達到「仁」的都是古之聖賢：泰伯、文王、微子、箕子、比干、管仲。這些人的行為都關乎天下國家大計，關乎人民的生活疾苦。他評價一個人是否「仁」是重在其政治功績上的。但是，「仁」作為一種道德修養，是有高低之分的。我們可以自覺地加強自身修養，以「仁」的諸方面的美好品質來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靠近（接近）做人的最高境界。人的道德修養就是一個由低到高不斷提高的過程，這個過程沒有止境，換一句話說，人的道德修養就是一個由散亂到定靜的回歸的過程。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一個人只有勇敢地挑起「仁」這一重擔，不斷觀察（覺照）和剋制自己的慾望，嚴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同時還要自覺地按照國家社會的典章制度和行為習慣去規範自己的思維和行為，不能超越禮儀去行事，這樣才能不斷地提高道德修養。「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堅忍不拔的走完這一艱難的過程，就一定能夠達到「仁」的最高境界。「仁者先難而後獲。」（《論語·雍也》）這一艱難的過程對於一個人來說是一生，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則是世世代代。「以德治國」、「構建和諧社會」、「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說是孔子「吾道一以貫之」在21世紀新的歷史時期的繼續，這個過程不會終止，只有不斷的提高和延伸，讓世世代代實施「仁政」這是一個永恆的、亘古不變的主題。
其次，「朝聞道，夕死可矣」強調偉大的奉獻精神。
一個人有志於「仁」，他就會終身實踐，毫無怨恨，毫無遺憾。「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為了追求「仁」的最高境界，甚至於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這就是把「仁」看作最高的道德修養，且高置於生死之上。
後來，亞聖先師孟子繼承和延續了孔子的這一思想：「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孟子·告子上》）「義」是「合道的事、合理的事、合法的事、合情的事、應該做的事」。「捨生取義」就是為了正義事業，為了他人利益、全民利益、國家社會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和奉獻自己的生命。「仁」是人的內在本質，「義」是人的外在的行為，二者是統一的。知道了仁義的道理，就要終身去實踐它，甚至於為此犧牲生命，鞠躬盡瘁也在所不辭，也無怨無悔。
「朝聞道，夕死可矣」被排在三個「不亦」總綱之後，是《論語》的第一條。所謂「聞、見、學、行」聖人之道，首先要「聞其道」。道不聞，則無由「學、行」。其實，朝聞道夕死可矣中「死」，不是死去的意思，而是「固守」的意思。所謂「固守」，也就是「承擔」。而「朝、夕」，不是單純的「早晨、晚上」，而應該從「天、地、人」三個角度來考察。從「天」的角度，代表了時間上的「開始、最後」，從「聞其道」開始，不斷地固守和承擔「聖人之道」直到最終成就「不慍的世界」而不退轉；從「地」的角度，代表了「東方、西方」，也代表了整個天下所有的地方，無論任何地方，無論條件惡劣還是優越，都要不斷地固守和承擔聖人之道直到最終成就「不慍的世界」而不退轉；從「人」的角度，最大的承擔就是生死的承擔，所謂出生入死。只有從這三方面去理解，才是真知道「朝、夕」。
原來的「朝聞道夕死可矣」斷句是「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由於古文都沒有標點，因此斷句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千古以來被慣用的這個斷句，就把「死」當真的死了。而從上面的分析知道，這「死」是「固守」、是「承擔」，相應的斷句就是「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實，裡面的「道」字是可以省略的，因為整部《論語》就是說這聖人之道和行聖人之道，省略「道」並不會影響理解，「朝聞夕死」，這更符合古漢語的語氣。光「聞」不「死」，是不能行聖人之道的，只能成為口頭禪，而歷史上的少數腐儒們，最大的弊病就是光「聞」不「死」，這「死」，是「固守」、是「承擔」，而要「固守」、「承擔」，就必須「死心塌地」、「痴心不改」，偷心不死是不可能行聖人之道的。
道，是什麼？就是世界的秘密。不要告訴我說世界沒有秘密。如果你喜歡問問題，你會發現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每分每秒都是秘密。如果能明了自己從何而來，去向何方？為何生，為何死，為何受盡苦楚？就活明白了，就可以死個明白了。糊裡糊塗地來，糊裡糊塗的掙扎，追逐，就像木偶劇，在落幕之前，倘能發現那提著線的手，也心安了。
過程永遠都替代不了結果，雖然，人們越來越注重過程。快樂和苦痛都是浮雲，都是人生的影子。幸福不是歸宿，過著「幸福的日子」並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俗世的成功失敗，都是貪玩的孩子們的遊戲，就像讓家長們最為頭疼的，就是孩子們沉迷於網路遊戲。
人不像鳥獸魚蟲，吃飽了睡，睡醒了找吃的，吃飽了再睡，發情的季節，發發情。在這些簡單的慾望裡面，的確有簡單的快樂、煩惱和幸福，但這只是為了活著，而不是活著的意義。活著另有重要的任務，你也許不明了，那就是要「活明白」。就是要探究生命一切的來龍去脈，就是要「悟道」。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探究為什麼活著。一旦這個問題解決了，活著就才會堅守、才會珍惜，才會有動力。
因為，「朝聞道，夕死，可矣！」
科學是「悟道」的有效輔助手段。人類所做的，所有那些看上去沒用的事，比如，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藝術、商業等，三百六十行都與悟道有關。所有的行業都是為了「悟道」，都是為了「覺醒」。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個「狀元」指的就是「聖人」，指的就是「覺醒的人」。古代的「行業」，「行業」的「行」就是修行的「行」，修行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身上的業障，所以稱之為「行業」。所以，我們的先祖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修行，就是為了「悟道」，就是為了覺醒。
其實「藝術就是生活」，生產、生活、實踐或勞作，都是為了活著，活著是為了悟道。所以，藝術不是為社會生活服務的，藝術而是為了修行、為了悟道、為了覺醒而服務的。
老子也宣揚「聞道」，他在《道德經》中說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是什麼意思？上等根氣的人為上士，中等根氣的人為中士，下等根氣的人為下士，此三者聞道，上士深明其義，深信不疑，勤而習之；中士次之，只覺精深玄妙，雖明了道用之妙，卻若即若離，無意志堅持；下士根氣最差，不明白道為何物，目光短淺，不信天地運轉之規律，所以聞道一笑了之。
莊子亦講「聞道」，《莊子·大宗師》設為寓言說：「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道，是極致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即自然規律、自然法則。老子的《道德經》開篇就說到：「道可，道非，常道」。道家學說對於世界的認識，是一種高度理性化的認識。信仰道家文化的人們很難達到莊子道學思維的層次。因而要想知道、識道、悟道、得道，沒有一定的文化素養是不可能的。這裡的「道」主要是講修行人士所追求的大悟大徹的極致之路。悟道亦有開悟、得道、領會道理之意。「聞道」的「道」即真理，是最高的智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歷代聖賢所提出的創造性的見解，亦可謂之「聖賢智慧」或是「中華智慧」。
「智慧」有不同的層次。普通的「智慧」就是入世間的智慧，可謂實用智慧，即處理世間一切疑難問題的智慧。《戰國策》記載春秋之末晉國貴族知伯與趙襄子的鬥爭。趙襄子抗拒知伯的要求，知伯決水灌晉陽，圍晉陽三年。坡中糧食將盡，趙襄子對張孟談說：「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說：「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智士也!」(《戰國策·趙策一·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於是設法出見韓、魏之君，共攻知氏。取得了消滅知伯的勝利。這個故事說明，在危急存亡的關頭，救亡圖存，轉危為安，要依靠智士的智慧。「智慧」之所以可貴，在於有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的妙用。這類解決危難問題的智慧，雖然和「悟道」有關，還不是「悟道」所追求的最高智慧。我們所講的「聖賢智慧」，基本限於入世智慧，當我們掌握了「入世」的智慧，這是獲得「出世」智慧的必由之路。
「悟道」所追求的最高智慧是關於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的解答，這就是中國古代聖賢所講的「道」。孔子自述學術宗旨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孔子是以「好學」而自許的，學的目的在於「聞道」。孔子在當時以「博學」著稱，直到戰國時期，孔子仍被認為知識最多的人。《莊子·秋水》河伯與北海若問答的寓言中，河伯說：「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可見一般人以孔子為多聞的典型。但對於孔子來說，博學多聞只是求道的途徑。《論語·衛靈公》記載：「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又載：「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孔子的「一以貫之」，即其道之所在。孔子又自稱」下學而上達」(《論語·憲問》)，下學即致力於「多學而識之」，上達即達於一貫之道。
儒家和道家都以「聞道」為目的，但他們求道的方法有所不同。儒家以為「道」與「學」是統一的，要通過博學多聞來求道。道家則把「道」與「學」對立起來。老子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老子》四十章)《莊子·外篇》更宣稱「無思無慮始知道」(《知北游》)。道家認為這「無思無慮」的「知」才是最高的智慧。
中國聖人講的「道」，具有不同層次的含義，道指真理，赤指真理的客觀內容，即最高的原理、原則。這最高的原理、原則又可分為若干層次：有人生之道，有自然之道，有致知之道。
人生之道是中國古代聖賢思想的中心議題。孔子說：「誰能出不由曠，何莫由斯道也?」(《論語·雍也》)這「道」指人生的最高原則。人生之「道」亦即人生的智慧。孔子論「知」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這就是說，人生的智慧在於提高道德覺悟，而不必注意鬼神問題。孔子這句話表現了一種重要傾向，即不從宗教信仰來引出道德，而認為道德與鬼神無關。這是中國古代聖賢思想的基本傾向之一。這確實表現出非常高的智慧。
傳承聖賢智慧，共贏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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