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然在屋頂上一直奔跑，姜文在電影里永遠驕傲

做有價值的思想分享

《邪不壓正》首映當天，為了自我預熱，我早上溫習了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太陽照常升起》。當年初看一知半解，再看莫名落淚。晚上，帶著滿懷的期待，走到了影院。

路上，約略想起，姜文曾對馮小剛語重心長說的一句話：小剛，你應該把葡萄釀成酒，不能僅僅滿足於做一杯一杯的鮮榨葡萄汁。

看完《邪不壓正》，已是凌晨，抹黑回去的路上想：姜文這次釀給大家的酒，摻了醋？水？還是鹽？

酒

許知遠在一篇文章說，有一天他看到一則舊廣告：三張照片，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輛勞斯萊斯、一張海明威，照片下分別寫著酒、車、作家。

他轉而聯想到，把伏特加換成茅台、勞斯萊斯換成紅旗、海明威換成姜文，把作家換成導演，同樣成立。

廣告的弦外之音，指他/它們都在各自領域有不言自明的號召力，符號價值甚至超越行業本身。

在我看來，還有另外一層意義。

姜文跟海明威、伏特加、茅台，在氣質或風格上，可以說是融會貫通，一脈相承的。姜文影像中的恣意揮灑，狂狷不羈，也流露所謂的「酒神精神」。

而從姜文的電影來看，關於其「酒性」，我想到了三個關鍵詞。

一是非分。

姜文在訪談中坦言，電影不是家常里短、三瓜倆棗的瑣事。超越家常里短的夢想，才是電影。而且，電影絕不是分內的事，分內的事就沒意思了，電影要是非分的事。

聽到「非分」兩字，我愣了半晌，想來想去。我想到了宗白華在《美學散步》的一句話：「每一個造出新節奏來的人，都是拓展了我們的感情，並使它更為高明的人！」

一定意義上，「非分」是跟「新」有聯繫的。姜文把對「非分」的藝術領悟，融入到了他的電影創作中。

從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開始，幻覺、夢境、現實統統放在一盤子里，它們的界限模糊不清。

馬小軍在大雨磅礴中對米蘭告白，米蘭在田地里惡搞馬小軍，馬小軍用啤酒瓶捅了劉憶苦…虛虛實實或許不難分辨，但所有的虛實，都反映了主觀的真實，拓寬了情感表現的邊界。

《陽光燦爛的日子》

到了2007年，姜文把「非分」的藝術理念，更深地融匯到作品中。《太陽照常升起》的魔幻現實主義，一直延續到《邪不壓正》。

於是，我們看到年輕的「瘋媽」，在火車上生下了李東方，李東方剛好落到了一片如夢如幻的花叢中，詩意的表達，讓希望具有超越一切的穿透力，讓新生足以撫平世間所有的傷痛。

《太陽照常升起》

現實的可能性，好比一個小火爐，而姜文的胸腔，簡直懷著一座火山。火爐是容納不了火山的。要吐納氣華，就要超越現實的土壤；野馬脫韁，來到一方孤莽天地最帶勁。

屋頂，跟嘈雜的地面相比，宛如另一片高遠天地。

於是，我們看到，馬小軍在米蘭家的房頂徘徊；《太陽照常升起》中的「瘋媽」在屋頂左右踱步，悠長吟詩；《邪不壓正》里，李天然在屋頂上，披著長衣，揮灑飛奔。

《邪不壓正》

屋頂是姜文心嚮往之的人間天堂，遺世而獨立，與白雲藍天為伴，與太陽月亮為伍。在超越凡塵的「非分」之地，才可以酣暢做夢，仗劍天涯。

二是華彩。

姜文的「北平三部曲」，有著獨樹一幟的風格，人們多用「濃墨重彩」、「目不暇接」、「邪魅狂狷」之詞予以評價。

在訪談中，姜文不無遺憾地說，今天的電影，很多電影手段都沒有用上。而且，中國有上千年的戲劇底子，那是財富。

美學家宗白華總結，自古以來，中國有兩種不同的美的理想。

一種是清水芙蓉的美，像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陶潛的詩，宋代的白瓷，洗盡鉛華，返璞歸真。

一種是錯彩鏤金的美，比如楚辭漢賦，京劇的服裝之類，繁麗似錦，蕩氣迴腸。

按這個標準劃分，姜文的電影無疑屬於「錯彩鏤金」一類。

《一步之遙》

在姜文的「北洋三部曲」中，服化道的精緻與講究，台詞之富有腔調，且密不透風，表演之誇張用力，剪輯之凌厲，聲音之鏗鏘細膩。觀眾像看一場專供宮廷的舞台戲劇，富麗堂皇。

《太陽照常升起》的錯彩鏤金，則體現在敘事結構的繁複，故事格局的宏大，時間跨度的長遠。

《陽光燦爛的日子》雖然講的是物質匱乏年代的故事，但姜文呈現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

大夥在豪氣的莫斯科餐廳，喝啤酒，在電影院門口喝北冰洋。馬小軍把玩望遠鏡、米蘭塗抹雪花膏，於北蓓吻到馬小軍臉上的口紅，還有《列寧一九一八》，《牛虻》…這些點綴，構建起的，不是第五代導演慣常呈現的匱乏世界，而是一個錦繡多彩的世界。

《陽光燦爛的日子》

就像姜文說的，電影要對得住有上千年歷史的中國戲曲。

三是主觀。

姜文在兩檔訪談節目中，都重點提到了「主觀」兩個字。

他如此解釋：藝術創作如果不主觀，要博爾赫斯幹嘛？要托爾斯泰幹嘛？要王朔幹嘛？沒有主觀就沒有創作。

姜文創作上「主觀」，與其說是領悟和改進，不如說是本能的藝術自覺。

在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姜文讓工作人員把馬小軍邂逅米蘭的那條街道，打掃得乾乾淨淨，還清掃掉髒兮兮的大雪，讓它看上去就像夏天。

姜文說，當年的情況，具體是怎麼樣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的記憶中，真實的情況就是那樣的。

這就是主觀的真實，而主觀的真實，是來自大量客觀的經驗，有了這些經驗，才有「變形的權力」。

中國電影界，姜文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從第三代導演到第六代導演，他都合作過。

跟謝晉合作了《芙蓉鎮》、跟謝飛合作了《本命年》，跟張藝謀合作了《紅高粱》，跟陸川合作《尋槍》，並且《芙蓉鎮》《紅高粱》兩部作品皆載入史冊，這是十分罕見的。

另外，姜文還當導演，導演成績甚至不比表演成績遜色。不誇張地說，其執導作品《陽光燦爛的日子》《鬼子來了》都是中國電影史上不可撼動的作品。

從這個角度來說，姜文從影幾十年，掌握了足夠多的「客觀經驗」，他似乎又有「主觀」的權力。

然而，主觀是成是敗，於姜文，也許不以為然；於觀眾，似乎褒貶分明。某個意義上，姜文電影中「自我」的強弱，也可以作為姜文「主觀」程度的大小。

《陽光燦爛的日子》和《鬼子來了》時，姜文的風格還不太明顯。到了《太陽照常升起》，不管是魔幻現實主義，還是眼花繚亂的敘事風格，姜文味道初露痕迹。但這部電影口碑雖不錯，市場表現卻不如意。《讓子彈飛》時，已被人評價「很姜文」，口碑票房雙豐收。

《讓子彈飛》

而到了被評為拍「飛」了的《一步之遙》，其主觀程度，或說自我程度簡直登峰造極，但是口碑票房雙雙撲街。

《邪不壓正》介於《讓子彈飛》和《一步之遙》之間，票房和口碑都相對一般…這麼一說，好像有那麼個規律，那就是姜文的「主觀」程度，跟它的票房成反比。

醋？水？鹽？

《讓子彈飛》一炮而紅後，姜文在心態上迎來一個轉折。

拍現實主義或文藝片，從戛納和威尼斯捧回大獎，在觀眾心中贏得尊敬。拍商業片，要票房有票房，要口碑有口碑。在商業和藝術之間的遊刃有餘，要姜文不自信都難。

他說，我覺得我自己拍開心了，觀眾才能看得開心。《一步之遙》結尾，姜文營造了一個如夢如幻的世界，觀眾好像不買單。姜文不解地說：我以為我拍的是他們的夢，沒想到不是他們的夢。

對作品的自信，讓姜文甚至說：「我拍一電影，其實就像請觀眾吃飯。」

這就是姜文，其他導演都說，希望觀眾喜歡，希望觀眾捧場，都把顧客當上帝哄著。姜文偏說，我是請客那個人。

然而，《一步之遙》遭遇口碑票房滑鐵盧。到了《邪不壓正》上映前，我彷彿看到了姜文的某種焦慮。

竇文濤說，費里尼拍電影的時候，有時是做了一個夢，待會跑到片場，把它拍到電影里。

姜文不敢苟同：「那是費里尼，我還要養家糊口呢。」

也就是說，電影於姜文，隱約發生了變化。它不能純粹出於藝術家的自我表達，做藝術家自娛自樂的工具。

在「我只要把自己拍開心了」和「我還要養家糊口呢」之間，彷彿顯露姜文在創作上的某種掙扎。就像《一步之遙》開場白：To be or not to be是莎士比亞的問題啊。怎麼現在成了大家的問題。

現在似乎也成為了姜文的問題。

姜文就像落入了一個陌生的時代，茫然無措，誠惶誠恐。

在姜文早期的電影創作生涯里，中國電影的票房並不驚人，電影還遠遠成不了贏取巨利的手段，導演的准入門檻還相對高，社交媒體並不算髮達，觀眾的力量還並未顯現。

然而，短短几年時間，中國電影的票房從十幾億飆升到幾百億。

互聯網世界裡，人人都是影評人，口碑甚至反客為主，決定票房。後起之秀風起雲湧，長江後浪推前浪。

觀影選擇更加豐富。電影的投資和規模不可同日而語，電影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例子，並不鮮見。

嘴上說著「我要是老顧著觀眾的感受，我拍這個電影還有什麼意思」的姜文，在資本和市場的衝擊下，或者說時代的壓迫下，是否還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不屈從於電影的商業化潮流。

《邪不壓正》中的包袱和笑料，很多來自刻意的台詞，而不是故事情境。並且，跟網路段子、喜劇綜藝有某種神似。其趣味，彷彿在向作為電影消費主體的年輕觀眾靠攏。

想想這幾年先聲奪人的電影爆款：《泰囧》《夏洛特煩惱》《唐人街探案2》《羞羞的鐵拳》，靠著瞄準年輕人的笑料，票房一個個突破10億，20億。

這些片子，開啟了電影的喜劇時代。這樣的共識也不斷形成：「段子」「笑料」「包袱」是一部電影有利無害的強心劑和殺手鐧。

「觀眾進電影院，就圖一樂呵」好像成了鐵律。此情此景下，千方百計逗觀眾笑的創作者多了，顧此失彼的創作者也多了，再後來，顧此失彼發展成了本末倒置。

朋友看完《邪不壓正》，我問，你笑了嗎？

他說，笑是笑了，不過總共也就一兩次，我那個影廳挺安靜的，笑聲是有，但是都笑不長。故事太松，沒什麼力量。我說，笑我也笑了，但都不是肺腑之笑。

《邪不壓正》目前看來，多少是有點不成器的。在我看來，是酒摻了水，稀釋的既是故事的強度，也是情感的濃度。

不少人懷念早期姜文的電影，那些電影里，觀眾的哭笑都是發自肺腑的。

也有善解人意者說，姜文年近六十，荷爾蒙衰退，再強求他血脈僨張，也是不太現實的。

我想起能量密度這個詞。高曉松說，伍迪·艾倫82歲了，還能拍出《摩天輪》這樣高能量密度的電影，老當益壯。

後來，我看了《摩天輪》。講三兩男女，在理性和感性面前的掙扎，講得擲地有聲。或許，創作這事，跟荷爾蒙有關，也無關。

【文/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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