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創新100選2、廣場協議與日本產業升級轉型
穩定成長期（2）
廣場協議與日本產業升級轉型
一、石油危機與穩定成長期
1973年發生的石油危機雖然對於日本經濟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但日本經濟並沒有因此而陷於危機。當時日本企業齊心協力，大搞技術革新，通過節能型產品研發和節能型生產技術改革，不但渡過難關，而且奠定了新發展的基礎。由此，日本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是為安定成長期。
正因為此，日本經濟的騰飛，必定加劇日美貿易摩擦。早在60年代，問題已經出現，尼克松時代也是如此。最初是農產品、紡織品。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5%左右，屬於出口導向型經濟，汽車、家用電器和半導體製品是其標誌性商品。由此加劇了本來就很嚴重的長期存在的問題——日美貿易摩擦，最後走向1985年廣場協議。
從本文開始部分的日本經濟增長率可以看到，由於石油危機的打擊，日本經濟在1974年度經濟增長率直降10%以上。但次年即開始恢復，其間除1985年廣場協議時又有下降外，直到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為止，基本保持增長狀態，稱之為穩定成長期。因此，也有人認為穩定成長期直到只到1991年，泡沫經濟也是穩定成長期的一部分。在這期間，出口呈上升趨勢，直到廣場協議前夕達到頂峰。
二、廣場協議與「元高不況」
日本自戰後經濟恢復，尤其是經濟貿易自由化後，給日本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會。在池田內閣時代，經濟貿易自由化政策曾經引起許多人的反對，認為經濟貿易自由化對於日本民族企業是巨大的災難，將會摧毀日本的民族產業，甚至有人將之稱之為賣國賊。從長期來看，這是一種典型的民粹主義思路。經濟貿易自由化對於相對落後的日本產業，威脅是難免的；但是威脅同時也是機會。今天看來，日本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經濟貿易的自由化。
同樣，日本的發展還得益於每一次重大社會事件。公害問題、石油危機，是災難也是機會。日本產業界通過技術創新，變危機為商機，製造出更好更便宜因而更受歡迎的產品。每一次危機過後，就是日本上新台階之時，直至80年代，日本製造成為優質產品的代名詞。世界上不可能有這麼大的運氣，所謂東洋的奇蹟，是由日本產業界無數人的血汗和智慧達成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日本雖然屬於低增長，但情況要比其他國家好得多。尤其是汽車行業，這時開始蠶食歐美市場。
但是，日本有自己的問題。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如果要想維持經濟增長，就必須盡量做到國際收支平衡、財政收支平衡、物價穩定等。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不會採用通縮類的政策（如減少投入、增加失業等），其結果是由於內需擴大而造成財政赤字，引起通漲。為了降低通漲率，只能鼓勵出口，擴大經常黑字。日本當時就處於這一狀態；反之，如果要想減少經常黑字，達成收支平衡，只能進一步擴大內需、拉動消費；或者讓國家貨幣升值，以減少外貿黑字。但其結果會造成景氣變壞，失業率上升。
日本經歷了高度成長期，達成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但是，增長是有極限的。當時由技術導入帶來的勞動生產性上升已達極限；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人口的急增也已達極限。隨著設備投資的激減，經濟增長的利好要素基本用盡。70年代日本政府雖然兩次試圖降低外貿黑字，但都因通貨膨脹而中止（72年第一次，因石油危機而中止；第二次是77年福田內閣時的計劃，因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而中止），於是只能依仗出口。所以80年代前半期由於70年代後半的財政赤字擴大、財政再建吃緊，使內需擴大無法維持，則順應當時的世界潮流，採用非凱恩斯主義政策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懸念。這樣，日本的政策取前者，日本經濟於是向外需依存型增長構造傾斜。在這樣的出口主導型的經濟時代，日元便宜則股價上漲，日元升值則股價下滑；另外，80年代的日本產品，由於60年代的公害處理和70年代的石油危機時持續的技術創新方面的投入，也確實到了收穫的季節。
從這一意義上講，一方面，為了增長而不希望日元升值；另一方面，為了平衡收支，日元升值也不失為一個選擇。這兩種心態都有的，而且從廣場協議時日本政府的態度來看，很難說廣場協議完全是美國逼迫的。
當時的美國，卻完全是另一個情景。80年代前半期，為了抑制高通脹，採用金融緊縮政策。里根基於供給學派理論，實施所謂里根主義，以大幅減稅、減少限制、消減開支等小政府大市場的保守主義政策，刺激經濟。由於當時美國的銀行利率高達2位數，所以吸引了世界上大量的貨幣，美元一路走高。一方面高利率抑制了投資，改善了供求平衡，穩定了物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出口減少、進口增加的關貿不平衡。其結果是：一方面成功擺脫通脹，另一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外貿赤字。由於美元升值，使大量外國廉價商品進入美國，而出口狀況日趨惡化。1985年，美國的外貿赤字高達1517億美元，赤字總量達到8千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同時，由於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造成了龐大的軍費開支；所得稅政策減少了政府收入，又出現了巨大的財政赤字。這樣，美國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雙赤字情況。
美日貿易摩擦由來已久。農產品、電器、汽車、半導體等產品外貿上的不平衡，本來可能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如汽車就是由於豐田生產方式優於福特生產方式造成的成本差異，引發後來歐美產業界對豐田生產方式的專門研究，有了「精益生產方式」的概念。但當時美國集中批評日本的貿易保護主義，即所謂非貿易蔽障。在80年代，汽車貿易問題最為突出，直至在美國國會上引起激烈的爭論。因此，美日貿易摩擦也的確到了一個算賬的時候了。
這樣說來，一方面，廣場協議並非針對日本，降低美元價格、穩定世界貨幣，是各國的通識；另一方面，要想做到這一點，在當時的情況下，必須重點解決美日貿易問題，也在情理之中。
1985年9月22日，為了抑制美元過高，由美國發起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五國集團（G5）即美國、西德、英國、法國和日本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會議的主題是：美元以外的四國貨幣全部升值。為了修正美元價格，各國協調干涉市場，使各國通貨對美元價格上漲10～12％；各國用政策干涉外貿現狀，外貿黑字國的日本和德國擴大內需，赤字國美國縮小財政赤字。像這樣通過運作外匯市場進行宏觀經濟調整，可以說是一次歷史性的大實驗，是里根主義經濟下最重要的全球性經濟政策之一。會議雖然重要，但由於情況明朗，內容明確，事先均已協商好了，所以據說會議只開了20分鐘左右。
自左至右：傑哈特·斯托登伯（西德）、皮埃爾·貝格伯（法）、詹姆斯·貝克（美）、尼格爾·勞森（英）、竹下登（日）
筆者一直想強調的一點是：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廣場協議並非是針對日本的一個陰謀。因此，許多人把當時的有關人員如總理中曾根康弘、大蔵大臣竹下登及其後任、當時的自民黨總務會長宮澤喜一及日本銀行總裁澄田智等人罵為「賣國賊」是不對的；把廣場協議稱之為日本的「第二次戰敗」也屬過分。
但不管怎樣，廣場協議對處於外需依存型增長構造的日本經濟的打擊是巨大的，日本因此進入「元高不況」的時代。為此，與會者之一，當時的國際金融局長行天豐雄事後回憶說：「令人吃驚的是當時的大蔵大臣竹下登的反應。竹下大臣對美國財政部長貝克說：『如果是為了幫助美國，日本即使把日元上調20%也會忍受。』當時貝克部長聽後又驚又喜。」
廣場協議的直接效果是明顯的。日元從會議時的251.8日元，一下子升到240日元，到1988年更升到了122.7日元，三年之內，日元對美元價格升值一倍。以後，在1995年4月升到歷史最高值，為79元75錢，突破80日元大關，漲了3倍。
三、日元升值的影響
日元是升值好還是貶值好，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絕不能簡單地下結論。日元升值對於當時處於外向型經濟的日本，尤其對於出口企業的打擊是非常沉重的。但是否就此得出結論說，日元升值是壞事呢？
1、「元高不利」
在日元升值的情況下，對於外需主導型經濟是災難性的，其產生的結果是：
其一、出口企業情況嚴重，不得不移到海外。於是造成空洞化，失業人口增加。
其二、「日元升值?抑制工資增長?通縮?日元升值」的循環，即日元升值，成本增加，於是降低成本，國內工資不變，家庭收入減少，產生通縮；於是日元再升值，惡性循環。
日元升值對出口企業的打擊是巨大的，在出口企業領域，甚至有「日元漲1元，損失100億」的說法。
汽車行業是重災區，是日美貿易摩擦中的最前線。「『廣場協議』發表後的24小時，日元匯率從235日元一下子上漲20日元。一年後的昭和61年（1986年）9月22日日元漲到153日元。這就等於是把以省油為特徵的日本小型汽車的出口價格一年裡在美國市場從1萬美元（235萬日元）的價格下降到6500美元（100萬日元）。……不管製造成本是多少，減少43%的收入無論如何是虧本的。」如果廣場協議前1萬美元的汽車，日元上漲3倍，就意味著必須賣3萬美元才能達到本來的利潤。
2、「元高有利」
一般認為，日元升值加速了企業的海外投資而產生僱用方面的空洞化。但根據經濟產業省的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2001年的海外的當地法人僱用數為270萬人，2003年為350萬人。考慮到日本常常出現國內完全失業數350萬人的情況，所以不算特別；同樣，據調查，2005年到2008年，海外當地法人的僱用數雖然從436萬人增加到452萬人，但同一時期日本國內總公司的僱用也增加了394萬人。所以可以認為：海外僱用增加與國內僱用增加是緊密相連的。
日本就業者中，製造業的勞動者比率僅僅是18％，其製品中的一部份出口，大部分在國內銷售；其餘82％的就業者是在「元高有利」的產業勞動，而且所有的就業者都是消費者，是「元高有利」者。因此，「元高不利」的是日本經濟的一部分，大部分是「元高有利」者。事實上，從2004年的數據來看，受日元升值影響的只佔日本全部經濟的7%左右。
同時，因日元價格低造成的出口主導型成長而產生的貧富差異，能夠由日元升值而縮小。日元升值使進口能源、進口原材料、進口消費品、海外旅行費用降低，對於內需關聯的企業和國民（消費者）而言，由於成本降低，是有利的；反之，從後來2000年以來日元價格低的狀況來看，只對20%以下的出口企業有利，對於一般國民（消費者）和80%以上的內需企業是不利的。而這，正是出口的大企業與內需關聯的中小企業、日常生活相關行業、中央與地方之間產生巨大貧富差異的根本原因。這就是說，伴隨日元價格走低的出口主導型經濟的成長，是國內產生貧富差距問題的宏觀經濟方面的原因。
事實上，從國家經濟形態而言，並不能說出口主導型經濟就一定有利於經濟增長。其實，日本經濟增長，直到石油危機前，一直是以內需主導型為主流。從歐美引進技術，擴大民間設備投資，並由此推動國內消費，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80年代後，以汽車和電子電器產品為龍頭，大量出口，日本經濟才開始走向外需主導型。因此，決不能說，外需主導型比內需主導型更有利於經濟增長。
在當時，從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來看，日本產業為了迴避匯率風險和貿易摩擦，大量推進海外生產，使日本成了不依賴對外貿易的自給自足生產國。
從行業來看，「元高有利」的有：使用進口原材料進行生產並在國內銷售的企業、進口商品在國內銷售的流通業、購買進口品或去海外旅行的消費者等等。總之，凡是內需型產業都是成長的大好時機，如生活相關行業、福利事業、服務性行業等等。對於進口企業而言，由於降低了成本，有利經營。在超市、飲食行業出現了所謂「元高差益」，即由於日元升值產生了意外的巨額利益，以至於當時日本用「差益返利」的口號舉行打折活動。具體說：
製造業。一方面，出口依存度大的業種深受打擊，如鋼鐵和造船行業。在80年代由於出口情況良好而取得重大發展的電器機械、精密機械、一般機械等業種，都不得不裁員和減產，甚至停工；另一方面，通信機械、電子計算機、醫藥品、照片感光材料、鍍層銅板等高科技領域，總之在具有高附加價值的製品方面，因日元升值而不斷擴大生產。從僱用方面來看，從85年後半開始，雖然日元升值下的製造業全體僱用增幅不大，但計算機等電子應用裝置、電子機械及通信機械零件等高科技領域的僱用卻比較堅挺。
製造業本身分「外需型業種」和「內需型業種」，從其收益動向和出口比率的情況看,日元大幅升值的85～86年，出口型業種的收益率急劇下降；但另一方面,內需型業種的收益率其實呈上升趨勢。可見，以日元升值為契機，日本喪失國際競爭力的領域在不斷縮小，同時，包括高科技在內的高附加價值領域在不斷擴大；另外以微電子學、新素材、生物工程學等創新技術為基礎，總之，對於製造業乃至整個國家經濟結構而言，都是一個升級換代的大好機會。
因此，如果非要說日元升值不好，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是本身國民經濟增長中的技術含金量不高造成的。
服務業。日元升值，使大量第一產業裁員減產停工，第二產業大量移到海外即所謂空洞化，向社會拋出大量勞動人口。這些失業人口被第三產業吸收，使日本經濟結構進一步變化。數據顯示，在製造業僱傭不佳的同時，第三產業如信息服務、廣告、社會保險及社會福利、醫療等領域僱傭良好，工資水平也呈上升趨勢。總體來看，日本的第三產業發展迅速。以租賃業、信息處理服務業等面向企事業的新服務業（新興商務）等為中心，通過各種服務的提供促進位造業等行業效率化、高附加價值化，並與這些產業一起發展。更重要的是，第三產業基本上屬於內需型產業，因此，其發展對於吸收勞動人口，推動日本產業構造向內需主導型的國際協調型產業構造轉換，起了重要作用。
內需型新事業。如集積迴路技術（ME技術）的發展，由此製造出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照相機行業的安裝了大規模集成電路（LSI）的自動對焦照相機（Autofocus）即是。在家電製品方面，通過LSI化而同時實現了機能提高和成本下降；使用機器人的生產線削減了製造原價、維持了國際競爭力。
總之，在出口等外需型行業深受打擊的同時，在個人消費、住宅建設、設備投資等內需型行業，由於日元升值而能夠進口便宜的海外製品和原料，成為發展的大好時機。
在這樣的企業里，最為典型的是優衣庫。
優衣庫原來是現在的老闆柳井正的父親的事業。柳井正的父親於1949年3月在山口縣宇部市開了一個小店，屬於個體經營。1963年5月，正式註冊為法人，名為「小郡商事株式會社」。
柳井正畢業於早稲田大學，就職於佳世客，8個月後辭職。1974年接管小郡商事。1984年6月在廣島市中區開了優衣庫第1號店，這是一家非常普通的服裝和雜貨店，不久失敗。1985年又在山口縣下關市開店，這是今天優衣庫店鋪的原型。但直到這時，根本看不出會有今天這樣的發展。
1991年公司改名為迅銷，打出「價格破壞」的策略，從此開始了快速發展。1992年店鋪數激增到50家；1994年公司上市，店鋪數超過100家；1996年在中國設立生產基地，開始了SPA體系；1997年店鋪數超過300家；2001年從倫敦開始在國外開始店鋪。其間雖有起落，但發展勢頭不減。柳井正本人也於2009年被《福布斯》評為日本首富。
優衣庫巴黎旗艦店
上海南京西路店開店
各項數據表明，優衣庫的成功得益於日元升值。理論上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日元越是升值，優衣庫的利潤空間就越大；反之，如果優衣庫堅持自己在升值前的利潤目標，則日元越是升值，優衣庫成本相對於同類品牌的價格就越是低，由此實現「價格破壞」的策略。
1990~2010年優衣庫財務形象圖
（僅僅反映其走勢，具體數據請查閱公司年度報表）
優衣庫的經營模式的內涵是：海外生產、「逆向進口」、國內消費。正是由於日元升值，使這一模式成為可能。由於其消費主體主要是在日本國內，所以本質上屬於進口為主的內需型企業，是日元升值後內需型企業、廣義上是日本製造業的成功典範，是日元升值的得益者。顯然，優衣庫之所以能夠得到日本消費者的歡迎，也是由於後來泡沫經濟的破滅後國民收入減少。
當然，「優衣庫模式」由於其「價格破壞」的策略，也被揶揄為「優衣庫通縮」；更有人認為「優衣庫模式」會毀滅日本。的確，「優衣庫模式」因其「價格破壞」而對消費指數的拉動並不大。
四、產業界的自救
為了擺脫「元高不況」，日本企業積極行動，當時的主要方法有三個。
第一，盡量推進生產的合理化，在提高技術和降低成本上下功夫。
紡織品行業。從整個行業的情況來看，生產合理化即所謂「省力對策」的方法除了傳統的人事制度變革即裁員外，主要是：海外生產和改變傳統的五臟俱全模式，外發部分生產，這改變了日本紡織業的產業結構；另外，開始導入高科技生產，這既是繼承了日本一貫的通過提高技術降低成本的傳統，如石油危機時發展自動控制的做法，同時也成為今天日本IT產業發展的基礎。其結果一方面使日本紡織業逐步走出困境，但另一方面必然地造成了大量企業倒閉和失業人口。
本田汽車一方面進行徹底的減少浪費的成本下降措施，另一方面致力於產品設計方面的簡潔化，以降低設計方面的過剩；豐田汽車業同樣通過改善設計、生產、物流來改善原價（降低成本），10年里以每年平均節約1400億日元的幅度，為21世紀初公司的利潤產出做出了重大貢獻。其改善原價中的80%來自於設計的合理化。
從汽車行業的合理化運動中可以看出，當時日本降低成本的一個重要舉措是改善過剩設計。所謂「過剩設計」，比如功能太多、保質期過長、各零部件的保質期不一致等等，即所謂「肥胖體質」。為這一部分設計減肥，是降低成本的一大要項。據日本能率協會（JMAC）對上市公司中的200家企業的設計部門的調查顯示，這部分的努力對產品功能和性能上升，成本下降的作用非常明顯。
總之，通過這樣的努力，「眾多企業在10年通縮下通過嚴格的裁員和調整資產負債對照表，作為成果，形成了收支平衡點不斷下降、利潤容易產生的體質。為此，現金周轉好轉，能夠使設備投資和更新得以很好進行。」據說在汽車行業，日本現在到達的成果是：日元如果保持在120日元的價位，依然能夠產生利潤。考慮到廣場協議時的240日元的價位，則日本汽車的總體成本已經下降了一半。
事實上，在汽車行業，日本一直在逆境中成長，廢氣排放限制、石油危機，這次是日元升值，但每一次都促使生產技術的提高。因此，關鍵不在於外部環境，而在於企業自身的生命力。
第二，海外生產。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日本企業尤其是製造業不得不將工廠移到海外，引發了日本的海外投資熱。
據統計，廣場協議前，生產基地移到海外的企業，1976年到1985年為11.2%，而1986年到1995年的十年達到53.1％，1996年以後又有下降。可見是廣場協議直接促成了日本的海外投資高潮，其投資額超過美國和歐洲，據世界之首。
在這一階段，日本的投資主要在東亞，NIES（亞洲四小龍）、ASEAN4（泰、馬、菲和印尼）、NIEs3（韓、台、新）、ASEAN（東盟）。
當時的做法主要出口企業通過在海外設立公司據點，總部買入原材料和半成品，以此消化匯率風險。據內閣府的調查（2010年），在海外進行生產的企業，1990年度是40.3%，2009年增加到67.5%。全製造業的海外生產率1990年是4.6%，2009年是17.8%。這樣，「元高不利」的出口企業，通過全球化，使工廠的生產發生了變化，通過求取進口原料及零部件與出口成品之間的平衡，也逐漸能夠應付了。
第三，積極擴大內需。
當時作為中曾根內閣的私人諮詢機構「為了國際協調的經濟構造調整研究會」，於1986年提出了一份報告書。報告書以該研究會會長、前日本銀行總裁前川春雄命名，簡稱《前川報告書》。該報告書的主要基調是從外需依賴型經濟向內需主導型經濟轉換，擴大內需，計劃在今後10年里產生670兆的內需，成為日後日本擴大內需，乃至日本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
作為修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方法，《前川報告書》提到的主要是兩個，一是通過「物」，即修正經常收支如通過擴大內需來擴大國內消費、擴大農作物進口，通過產業結構轉換進行國際大分工；二是通過「錢」，即修正資本收支如國際通貨價值安定化和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等等。《前川報告書》的重點在第一個。
這一方面主要是公共事業及建築業。為了拉動內需，日本政府在廣場協議後對公共事業進行了大量投入，如機場空港、港口、國鐵等。第二國立劇場、臨海副都心、地下鐵12號線等今天東京的發展基礎都是在當時開始的。同時，從金融等方面鼓勵民間投資建築。這一方面造成了後來的泡沫經濟，但另一方面在當時也的確對解決失業問題、拉動內需起了很大作用。
四、結果
因此，總體上看，80年代後期，是60年代以來的好景氣。雖然外匯市場情況不佳，但1987年的日本經濟，個人消費、住宅投資等國內民間需要依然堅挺。86年出現的「元高不況」在86年10～12月見底，企業由於元高對策的效果、進口原材料價格低下等元高的有利因素，開始恢復。從貿易方面看，1987年的製品進口額佔總進口額的45.6%。製品進口比率85年是31.0%，而86年是41.7%，處於上升趨勢。這時的日本貿易構造從加工貿易型的垂直分工關係轉變成水平分工關係。其理由一是市場開放的進步；二是元高使日本產業擴大海外生產。其後的情況也是如此。88年上半期日本製品進口額比前年同期增加49.4%，這比86年的增長率31.4%、87年的25.0%都要高。
為此，《1988年度版經濟白皮書》說：「日本經濟已經克服了自1985年秋開始的元高不況」，實現了內需主導型的經濟成長。並且認為，在景氣恢復過程中，製品進口增加，經常收支黑字縮小；僱用形勢改善、物價安定，總之經濟平衡不錯。在景氣走向中，個人消費和設備投資都有了切實的增長。在這一「內需主導」的景氣中，企業業績開始改善。在製造業，苦於長期不況的鋼鐵行業1989年出現了時隔8年的史上最高業績的刷新，全體營業額增加9.4%，經常利益增加46.3%；從消費情況來看，1987年以後，物價非常穩定，可見日元升值對於一般生活的影響並非巨大。
筆者當然無意讚美日元升值，只是因為目前評論眾口一詞，認為其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提供一些相反資料，以供參考。從上所述情況來看，僅僅因為出口產業受阻並造成以後的泡沫經濟及其「失去的20年」來評價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的消極影響，並不完全妥當。更何況，對於泡沫經濟產生原因、泡沫經濟本身是否一定是壞的、泡沫經濟破滅時的政策，乃至於「失去的20年」的原因分析，也是見仁見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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