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解析美軍反叛亂新戰術：投入少見效快 但有5大隱患

資料圖：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展示其由150輛悍馬組成的車隊。

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7月16日發表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保羅·斯塔尼蘭的文章《美軍試圖控制外國衝突——而不是解決它們》稱，2006-2008年的伊拉克「增兵」後，美國似乎找到了挫敗海外叛亂的鑰匙：派遣地面部隊以提供服務和安全，從而贏得平民與歸降的好戰分子的合作。

在過去10年中，這種樂觀情緒已經消失。伊拉克增兵的成功是脆弱的，而2009-2011年在阿富汗，這個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軍隊可以保護村莊，並且發展援助和管理項目或許會接著到來，但更大的政治勢力——從當地政府內部的派別對抗到外部國家的干預——可能輕易抵消收穫。

奧巴馬政府（在2012和2014年）和特朗普政府（2017年）放棄了這種「以人口為中心」的反叛亂形式。美國的政策轉向一種新的小型戰爭戰略。這種戰略可能避免另一場阿富汗或伊拉克風格的衝突，同時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大國競爭上。

文章稱，美國的「暴力控制」戰略依賴輕型地面部隊、空中戰力和同當地武裝行動者鬆散的夥伴關係。它的目的是在混亂、分裂的政治局面中削弱和干擾好戰組織，而不是將大量軍力和資源投入建造強大的新政府。

從巴基斯坦到薩赫勒，從政治上看，這種方式的成本在國內是可容忍的，同時依然在衝突地區保持美國影響力。但這種方式還具備躲開國內政治監督的能力。這意味著，暴力控制的方式及其影響也未在美國引發實際爭論。

暴力控制在實踐中如何奏效？暴力控制迴避了政治，而更支持長期致力于軍事任務。這種方式將高水平的政治混亂、僵化或分裂的地方政權和長期的衝突視為理所當然。它的目標是干擾好戰組織，而不試圖建立新政府、刺激經濟發展或大量投資於衝突後的重建工作。

它有3個核心成分：支援特種部隊的美國輕型地面部隊；對空中實力的嚴重依賴；根據情況同地方民兵組織、叛亂分子和政府結成夥伴關係。

文章稱，在政治上，這個戰略減少了成本和投入。美國的戰爭不會太受關注，美國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添加或減少地方夥伴，而美國的反恐行動會保持不透明的狀態。

軍事上，這些是「錘砧」行動：地方民兵組織、叛亂分子或政府軍同美國空中力量及特種部隊合作，以佔領土地，而無需讓大量美軍遭受危險。靈活性和含糊性同冷酷的殺傷力相結合，以顛覆敵人。

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利比亞的國際干預和巴基斯坦的無人機戰爭是這一軍事轉變的預演。美國無意在利比亞的搞建設與維和，也無意在巴基斯坦擴大地面存在。

文章稱，在利比亞，美國依賴空中力量、特種部隊以及同民兵組織的聯盟。在巴基斯坦，將情報行動同無人機相結合，並同巴基斯坦軍隊達成協議，以削弱好戰組織。美國在北非與西非的存在也有這些特徵。美國用特種部隊和無人機支持地方政府反對好戰分子。

2009-2011年，美國在阿富汗嘗試了大規模反叛亂，但在那次「增兵」之前和之後，美軍駐軍數量一直較低，空中力量扮演了中心角色，而美軍同一系列政權和民兵組織進行了密切合作。

文章認為，在針對「伊斯蘭國」的戰爭中，美國的戰略顯然是暴力控制。在伊拉克，美國支持伊拉克政府、庫爾德自由鬥士組織和遜尼派武裝組織反對「伊斯蘭國」，結果在摩蘇爾發生了血腥城市戰爭。

在敘利亞，美國同庫爾德與阿拉伯民兵組織聯合起來抵抗「伊斯蘭國」組織。美國大量空中力量和一支小型美國地面部隊參與了拉卡戰役。該戰役非常倚重地方武裝組織從事作戰。

儘管在它短暫的高潮時期，關於反叛亂有過大量討論，但向暴力控制這一戰略的轉變得到的關注卻少得多。然而，這個戰略存在嚴重風險：

1.這個戰略依然會將美國捲入海外衝突。它試圖限制美國對海外衝突的介入，但無法徹底消除這種情況。如果地方夥伴失勢或出現意料之外的挫折，無法保證美國決策者不會採取更深的干預。

2.暴力控制旨在減少美國人的傷亡，但同傳統的反叛亂工作相比，它對平民的關切要少得多。它的目的是干擾，不是治理，因此保護平民就不是頭等大事。

這裡有一個例子。大量報道突顯了摩蘇爾和拉卡行動中嚴重的人員傷亡。空中力量並不像它的支持者宣稱的那樣精準和有識別性。依靠地方民兵組織和政府軍隊可能使美國捲入法外處決和其他侵犯人權的事件。

3.地方夥伴有著它們自己的政治動機。它們可能從事腐敗活動，操縱美國政策來為它們牟利，並讓美軍捲入它們打擊異己的不符合道德與戰略的行動中。從2001年阿富汗的反塔利班北方聯盟到今天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民兵組織，這些地方夥伴是積極的政治角色，不是單純的馬前卒。

4.如何在衝突地區重建政治秩序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這個反叛亂模式通過技術層面的項目來解決政治問題，這使它無法建立持久的政治穩定。

文章認為，暴力控制也沒有提供一條明確的出路——它將如何分配政治權力和建造持久的機構與制度等難題無限期地推給了未來。例如，在菲律賓，美國的援助和顧問服務沒有克服腐敗、培訓不足和排他政治等問題。

5.美國的反好戰性戰略尚未得到足夠的公眾關注來權衡有關優勢和潛在的事與願違的代價。過去，國會、公眾和防務界提供這種審視。但困擾美國外交政策的「問責制危機」——在這場危機中，國會放棄了對外交政策的嚴肅監督——說明最低限度的關注是常態，比如美國議員對美國在尼日有駐軍感到吃驚，這就是一個清晰的信號，它表明公眾的放任與不關心造就了暴力控制這種戰略。

只要美國政府能限制海外暴力控制的國內成本，沒有多少美國人會有動力關注這些在遙遠地區發生的低水平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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