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土豪」與「游士」，地方與國家之間的士大夫精英（上）
原標題：許紀霖 |「土豪」與「游士」，地方與國家之間的士大夫精英（上）
▲19世紀中國鄉紳
簡介
清末民初所發生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從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而言，似乎只是一次輪迴，從中央集權重新回到封建割據時代。但這個迴轉，並非突然發生，乃是經歷了60年的滴水穿石。
歷史上的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自秦朝之後就建立了大一統，但二千多年來，將近一半的時間又處於王朝林立的分裂狀態。分分合合，始終有一個想像中的中國。
在中國內部，有中原與邊疆之分，也有中央與地方之別。中國不僅是一個中央帝國，也是一個地方中國。士大夫是國家與地方連結的紐帶，從士大夫精英的歷史可以考察歷代地方與國家關係的演變。
那麼，進入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清末民初，國家與地方的關係發生了什麼樣的逆變，士大夫精英從中扮演了何等歷史角色？在科舉廢除之後的中國，舊士紳階級逐步讓位於新知識階級，而在1916-1925年間，正是這兩個階級同時並存新老交替時期，他們如何在地方與國家的衝突之中展開角逐？這些問題，正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內容。
1歷史上的地方國家與士大夫
從西周到清代的三千年的中國歷史，曾經有過封建制、貴族制和王權官僚制三種不同的制度，西周是家國一體的宗法封建制，秦漢是有限的王權官僚制，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是中世貴族制，而宋元明清則是絕對的王權官僚制。
在這三種不同的制度形態下，不僅國家與地方的關係迥然不同，而且士大夫精英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在宗法封建制之下，它們是封建大夫士，在貴族制下，他們是世家大族，而在王權官僚制下，他們是官僚士大夫。
先看第一階段西周封建制。宗法封建制，乃是天子封諸侯為立國，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給卿大夫為立家，因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級制度。所謂的家國天下，就是以這樣宗法分封制聯為一體的卿大夫、諸侯與天子。
天子代表天下（相當於現代意義上的國），諸侯代表列國（相當現代意義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當於現代意義上的家鄉），家國天下之間，通過層層分封與效忠而形成血緣-文化-政治共同體，既是親戚，又是君臣，如同一個大家族；同時，受到分封的諸侯與卿大夫對自己的封地有絕對的自主權，不受天子的支配，因此諸侯國和采邑之間又是獨立的，相互不隸屬，各有各的特色。
擁有獨立采邑的地方貴族卿大夫只須對自己的宗主諸侯效忠，無須對天子承擔義務；而最底層的庶民與士更是只知有家（采邑），效忠於家（卿大夫），不知有國（諸侯），更不知天下（天子）。 卿大夫及其所依附的士階層，身為封建時代的地方精英，他們是自己封地的實際所有者。
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名義上屬於周天子，但一方貴族可以獨立決定地方的各種政治、社會與宗教事務，有強烈的家（地方）意識，但是否國與天下意識，這將取決於不同層次貴族的相對位置，底層貴族大夫與士僅僅忠誠於家，國與天下不受其分封，顯得何其遙遠；一邑之主公卿則不同，其對宗主國諸侯有忠誠的義務，但周天子所代表的天下對他而言則天高皇帝遠。
真正對天下負有宗法與政治義務的，則是受周天子分封的各同姓和異姓諸侯。從士、大夫、公卿到諸侯、周天子所形成的宗法性分層網路，有一套嚴密而複雜的周禮得以維繫。
待春秋戰國時代，這套周禮禮崩樂壞，封建制度逐漸解體，到秦始皇時代，建立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大一統國家。秦朝的郡縣制，權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裡，地方毫無自主性可言，再加上前所未有的苛政，秦二世而亡。繼之而起的漢朝，總結了秦政速亡的教訓，在漢初融封建於郡縣之中，這就是所謂的郡國制：郡縣與諸侯國並行。
雖然到文景兩代諸侯削弱，郡縣強化，但地方仍然有相當自主性，鄉縣三老，皆由基層選舉產生，與縣令有商有量，官民合作。太守、縣令施政，必得照顧地方輿論，尊重地方意願。兩漢的郡太守，如同古代的諸侯，只是太守不能世襲而已。其官吏皆忠誠於他，「當時的士大夫，似乎有雙重的君主觀念，依然擺不脫封建時代的遺影」。
兩漢的察舉制度與後來的科舉不同，不是自上而下選拔人才，而是自下而上推舉鄉里賢達，民間鄉議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錢穆稱讚說：「兩漢人才皆從地方自治出，而地方自治則注重學校教育與鄉邑清議，宜乎兩漢吏治之美，冠絕後世」。而漢代國力之隆，治化之蒸，亦皆本於此矣」。
為什麼錢穆稱讚兩漢是古代各朝中最好的地方政治？因為當時的政治精英既是中央的，又是地方的；士大夫既忠誠於抽象的國之象徵君主，又忠誠於一土之地方官，中央與地方之間有微妙的平衡。
▲錢穆
漢代的士大夫有偱吏和酷吏之分，偱吏亦吏亦師，教化百姓，化民成俗，致力於傳播儒家大文化；酷吏是典型的官僚，承接秦政，奉行律令，統一了全國的法政秩序。 在這裡，同為士大夫精英，偱吏與酷吏代表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儒家偱吏代表一個自律的、自組織的宗族鄉里社會，而法家酷吏象徵的是一個以行政律令為中心的他律的政治世界。
這兩個世界，也是家的世界與國的世界、家國在西周通過分封制獲得封建式同一性，到了秦代法家當政，家國分離，國壓制了家。兩漢期間，寓封建於郡縣之中，合文士與官僚於一體，家國再度統一。谷川道雄對此頗有見地：「漢帝國的完成過程，是一個政治世界將自律世界納入自身的過程」。
兩漢政治，重心在下。到東漢末年，士大夫越來越看重地方的鄉議和士林的清論，漸漸養成不仕為榮的風氣，與其入朝當官，不如在野與宗族為伍。余英時說：「在西漢末葉，士人已不再是無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的『士大夫』了。這種社會基礎，具體地說，便是宗族。換言之，士人的背後已附隨了整個的宗族。士與宗族的結合，便產生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士族』。」
六朝中世是一個再封建化時代，但中世的封建與西周的封建不同，其沒有後者那樣的宗法分封制，而是有王權的貴族制。宮崎市定如此說：「從三國到唐朝的中國社會，大體上可以稱為貴族制度時代。這樣說並不等於所有現象僅用貴族制度就能夠得到解釋。一方面，與之對立的君權森然存在，不斷地瓦解貴族制，致力於將它轉變為純粹的官僚制。實際上，正是君權的存在，使得貴族制只能停留於貴族制上。如果君權進一步衰落，那麼，貴族制或許就會進一步發展為割據性的封建制度」。
在六朝年間，王權變動不居，多朝林立，但紮根於地方的世家大族卻是穩定與連續的，他們與王權共治天下，甚至左右天下。
六朝的世家，有三個來源，其一是鄉里豪右，其二是官場形成的官族，其三是外戚與功臣。 按照宮崎市定的看法，其中又有地方豪強與國家貴族的區別。國家貴族與國家政權有直接的聯繫，有很強的世襲官位傾向，而地方豪強立足於莊園式農村，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和鄉間權威。
魏晉之後，豪族勢力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土地與民眾被納入豪族的統治之下，這些開發了南方的世家大族與皇帝共享政權，實現了豪族與王權的政治聯盟。 豪族最重要的不是擁有土地和人口，而是擁有讀書人，各世家大族所爭奪的，天下之精英也。
而讀過書的士人與地方豪傑不同，他們有王朝認同與國家意識，不滿足於一方偏安和地方割據，總是要向中央政權滲透和靠攏。於是如谷川道雄所分析，士人與豪強結合的士族便逐漸轉變為官僚貴族和教養貴族，六朝貴族最後逐一依附於趨向統一的王權，中世的貴族制緩慢轉變為隋唐的中央集權制。
隋唐之後，政治重心從地方上移到中央，州縣用人，皆出於吏部，選舉廢而考試興，鄉官廢除，錢穆因此指出「此實中國政治史上古今一大劇變，不可不知」。
宋沿襲唐規，中央集權越來越甚，軍權集中，財權集中，地方日趨貧弱，無所成就，「惟其地方貧弱，所以金兵內侵，只中央首都（汴京）失，全國瓦解更難抵抗」。錢穆引用顧炎武的話說：「天下太平，則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亂，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顧炎武
唐宋之後，科舉制興起，國家官僚通過自上而下的考試，從庶民階層當中吸取大量精英，形成一個流動的等級制社會。科舉制與察舉制不同，其評卷和選拔尺度在上不在下，讀書人雖然散在各地，卻通過科舉的網路形成一個共同的高級文化、一個全國性的士大夫網路。地方精英身在民間，心在朝廷。
宮崎市定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在唐宋的官僚制代替六朝的貴族制過程中，「官僚制只有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吸收貴族制的長處，並通過自身的貴族化才能打敗舊貴族制。……奪取流品這一貴族主義的武器作為自己的武器，再通過科舉制把比門第貴族更加貴族的讀書人吸收到自己的陣營內，而後，官僚制才得以完全打倒貴族制。此時，官僚已經不單純是官僚，而變成比舊貴族更具貴族教養的知識官僚」。
明清兩代君主專制達到歷史的巔峰，朝廷對地方封疆大吏嚴加控制，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自上而下的行政權力只達縣一級，填補鄉官廢除之後所留下的地方權力空間，是科舉制度下的鄉紳。
▲鄉紳群體影像
明清時期的鄉紳與漢代的鄉官不同，後者由民眾推選，再由長官任命，權力的根源與活動均以地方為主。而鄉紳的士大夫官僚身份和種種特權，則由朝廷主持的科舉制授予，鄉里民眾不得與聞，帝國期望他們的，乃是擔負起地方教化的責任，以彌補地方權力之不足。
誠如錢穆所說：「惟兩漢地方自治已成為政治制度之一環，而宋、明之地方自治則僅為一種社會事業，惟期兩漢之地方自治為一種政治制度，故上下一氣，其收效宏而速。惟其宋、明之地方自治為一種社會運動，故上下不能一氣呼應」。
鄉紳不是原子化的個人，他們形成了一個與正式的權力系統有密切關係又相對獨立的「士紳社會」。這一「士紳社會」與基層民間有著非常內在的密切結合，鑲嵌在鄉村的家族宗法關係和城市的地域、鄰里關係之中，通過鄉約、鄉學、社倉、賑災、調解以及舉辦各種公共事業，士紳在鄉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地方精英角色。
而在明清年間，隨著城市商業化的成熟，一批中上階層的士紳移居城市，他們又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繼續鄉村社會的精英角色，有些研究者將由這些士紳所主導的城市生活視作為中國式的「紳士管理型的公共領域」。 斯科克波又將這樣一個將鄉村與城市聯為一體的士紳社會稱為「集市社會」：士紳階層通過施堅雅所說的集市網路，將分散的鄉村與商業城市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全國性的社會經濟文化網路。
▲年老&年輕時的施堅雅
正因為「士紳社會」在國家體制之外，又是國家體制非正式延伸的一部分，因此與朝廷權力的關係具有既依附又獨立的雙重性質。士紳的特殊身份使得其在官家面前代表民間，在民間面前又代表官家，因此也同時具有了國家與地方的雙重意識。對於他們而言，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不是相互衝突的，而是內在鑲嵌的。
近年來，科大衛、劉志偉、鄭振滿等「嶺南學派」的出色研究，已經證明了在明清時期的家國認同並非一般人認為的那樣緊張，恰恰相反，國家的認同不是抽象的，而是內在於地方一整套宗族祭祀和禮儀制度之中。 這種與歐洲迥然不同的社會與國家、地方與中央的複雜關係，一方面使明清士紳們在兩種認同之間轉換自如，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微妙的張力。
一旦有機會表現，地方意識就會突破內在的國家認同，表現出其獨立不羈的一面。同樣為「士紳社會」，明與清大不相同，明代有紳士又有紳權，到了晚明，甚至一度挑戰中央權力，而到了清代，如楊國強所言：「清代二百年間有紳士無神權。紳士只能同地方官合作，不能囂張」。 然而，一旦中央權力式微、大一統帝國內外交困，已經形成一個思想與階層共同體的士紳們便會從非政治化的社會性格，迅速政治化，從地方挑戰中央，成為改朝換代的中堅力量。
▲科大衛
2晚清的朝廷與地方鄉士
清末民初所發生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從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而言，似乎只是一次輪迴，從中央集權重新回到封建割據時代。但這個迴轉，並非突然發生，乃是經歷了60年的滴水穿石。
在被壓抑了二百年的士大夫精英，到了晚清經過湘軍崛起、科舉廢除、晚清新政、諮議局與資政院成立等一系列歷史時刻，一步步逼近政治舞台中央。隨著晚清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出現，與此相對應的地方意識也得以強化，並獲得了新的歷史形式，地方精英的國家化與地方意識對朝廷的挑戰，最終引發了一場地方對中央的革命---辛亥革命。
第一個歷史時刻是湘軍的崛起。為了鎮壓太平天國，清廷被迫讓曾國藩、李鴻章等士大夫精英在地方上自主募餉、設厘卡、辦團練，以後又辦企業、搞洋務，從此地方勢力有軍隊、有財力、有圈子，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這些晚清一代重臣與傳統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雖然他們有功名，卻基本是地方士紳，以軍功顯著得以提拔，有儒家的正統觀念，在「理」之外，更重「勢」，與正統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現實感，靈活實用，不拘泥於經典陳義。
▲左曾國藩、中李鴻章、右左宗棠
重新崛起的地方勢力以封疆大吏督撫為核心，背後又有各地地方士紳支持，清代二百年衰落的紳權重新抬頭。此時的士大夫精英已不純粹是國家精英，而是有相當的地方性，開始形成與中央疏離的地方精英。這一情形與東漢末年類似，在國家貴族之外，出現了地方豪強，而地方豪強的合法化名義，不再是傳統的「封建」，而是一個經過日本轉手而來的西方新詞「地方自治」。
楊國強指出：「地方自治是西來的學說，但是在中國能與之現成對應的恰恰是紳權。於是古老的東西因西學傳入而獲得了一種新的生命力。這個過程造成的變化借西來的學理助成了紳界的強勢，因此，彼時的狀元張謇和進士湯壽潛、譚延闓、湯化龍、蒲殿俊等等，雖然都官格齊備而寧肯在官場之外，以紳界領袖的面目造時勢」。
▲張謇
第二個歷史時刻是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不僅是精英選拔制度，而且是中央與地方關聯的樞紐。朝廷通過科舉考試，將各地最優秀的人才精英吸納到體制與中央，避免沉澱在地方、特別是體制之外，以免構成對朝廷的潛在威脅。
科舉制的廢除使得朝廷不再對地方精英有過去那樣的凝聚力，官場也不再成為讀書人的唯一選擇。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攔腰切斷，沉澱在地方，活躍於官場之外。這就是晚清日趨活躍的紳界。讀書人分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納的進士、翰林，屬於國家精英，後者是暫時未入仕的舉人、秀才，屬於地方名流。
晚清紳權的崛起，與之前朝代不同的是，是文人士子的崛起。如果說六十年代的洋務運動還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國家精英立足於地方致力富強的話，那麼，到九十年代從公車上書開始，代替洋務派國家精英執掌變革大旗的，是康有為、梁啟超這些原本屬於地方的文人士子。
▲洋務派運動代表人物之一張之洞
他們從邊緣進入中心，從湖南進入京城，掀動戊戌變法的大風暴。在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王權國家裡面，社會與政治的變革往往是從邊緣開始，逐步向中心滲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變革，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
而執掌改革牛耳的社會重心，卻是一個倒過來的從中心流落到邊緣的逆向過程：首先是體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後是體制邊緣的文人士大夫，最後是因科舉制廢除而被拋到體制外部的革命「游士」。
晚清是近代國家意識萌生的年代，也是近代地方意識的發端。傳統中國的地方意識，乃是一種鄉曲主義，楊蔭杭說：「中國人重鄉誼，嚴省界」，「大率黨同伐異，皆由地方習慣不同；而召集徒眾，皆以『鄉誼』二字相號召。若是者，謂之鄉曲主義」。 鄉曲主義與近代的地方意識不同，它只是一種鄉籍意識，比如潮州人、客家人、閩南人、溫州人、紹興人等等，卻沒有形成近代以省籍為中心的地方意識。
▲楊蔭杭
近代的地方意識，與近代的個人意識一樣，是近代國家意識的產物，或者說地方意識與國家意識是同構物。程美寶對廣東地方意識的研究，就發現過去並沒有統一的廣東文化，只有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州文化，到了晚期，隨著國家意識的出現，相對於國家整體的地域性廣東文化開始被建構起來，「在中國，地方文化的存在，絕對不會對國家文化造成威脅，正如客家人在強調自己的特色的同時，並不會阻礙他們表達自己的中國人或漢人的身份」。
地域與國家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為前提、相互補充的。對地方志的書寫，就是對「國家」如何在「地方」存在的歷史的敘述。
晚清地方意識最明顯的表徵，是各地留學生去了日本之後所形成的同鄉組織。但這個同鄉，已經不是原先「鄉曲主義」的「小同鄉」，而是以省籍為中心認同的「大同鄉」。
鄒魯回憶說：「時各省學生皆有學生會，會中多辦一機關報」。 於是，晚清的留日學生刊物多以《四川》、《江蘇》、《河南》、《江西》、《新湖南》、《新廣東》、《浙江潮》、《雲南雜誌》、《湖北學生界》等命名。
▲雜誌《四川》
然而，晚清畢竟是一個國家主義時代，而非古時的封建復辟。留日的各省學生，地方意識覺醒的背後，卻是一種深刻的國家救亡心態。歐榘甲所撰寫的長篇文章《新廣東》（又名《廣東人之廣東》）是一個很好的文本。他對國難當前廣東內部的四分五裂痛心疾首，大聲疾呼廣東人要有自己的廣東意識，樹立自立之精神：
「廣東為廣東人之廣東，非他人之廣東。是廣東人者，為廣東之地主矣。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築成廣東自主之勢，以健全全國自立之起點」。面對「外國欲瓜分中國，何能自瓜分之」的批評，作者強調：「中國之名，於其身泛而不切，尊而不親，大而無所屬，遠而無所見。……愛中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未如何也。故窺現今之大勢，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省省自立，然後公議家裡中國全部總政府於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聯邦、合眾國聯邦之例，即謂全中國自立可也」。
提出於20世紀初的「各省自立」主張，是二十年後「聯省自治」的先聲，可以從中發現，再強的地方意識、再激烈的「各省自立」呼聲，其本身並不足以導向歐洲式的國家獨立運動，相反地，其最終的合法性依然落實在國家意識，按照「家國天下」的傳統，先治地方「小家」，後謀國家獨立之大業。
省籍意識不僅不與晚清的國家主義思潮衝突，反而是其內在的一部分，如章清所說：「『省界』構成『合群』之先聲」。 各鄉、各省是地方小群，通過地方的自立，最終合成國家之大群。而被中國視為先進國的美利堅合眾國和德意志帝國，都對中國人提供了由聯邦而建國的典範。
第三個歷史時刻是晚期新政。晚清政治以富強為目標，學習西方的近代化，其呈現出兩個互相衝突的趨勢：一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朝廷試圖藉助改革加強中央集權，提升政府的財政吸取能力；另一個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各省封疆大吏在地方士紳的支持下，力圖實現地方的自主性。從洋務運動到晚清新政，都有這樣的特點。
▲五大臣出洋考察影像
如果說60年代的洋務運動地方實力派還剛剛形成的話，那麼到了20世紀初的晚清新政他們就羽毛豐滿了。任何一場改革，都是一場資源與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太平天國革命之後，中央與地方財政各自為政，各有一本帳，戶部無法干預地方收入支出，國庫日益空虛。另一方面，督撫們集軍事、行政、財政等地方大權於一身，形成尾大不掉、直逼朝廷之勢。
1900年北方鬧義和團，朝廷向列強宣戰，八國聯軍入侵，南方諸省在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和盛宣懷密謀之下，與外國簽訂《東南互保章程》，形成了一國之內中央主戰、地方主和的咄咄奇事，如胡春惠所說：「就現代政治學主權不能分割的觀念而言，此一情勢下的中國，顯然已不能稱之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辛丑之後，朝廷決心搞新政，除了力圖扭轉衰落之勢、實現國家強盛之外，加強中央集權、將督撫的地方軍事和財政大權收繳到朝廷，也是重要的目標之一。
然而，晚清末年的軍事與財富重心已經從中央下移到地方，連強勢的慈禧太后也未能做到這一點。慈禧死後，弱勢的攝政王眼見中央大權旁落，試圖強力推行，反而引起地方的反彈，最後招致革命而自取滅亡。對中央政府來說，僅僅握有地方大員的任免權並不足以掌控局面，一旦財權與軍權下沉，財政日拙，國庫空虛，軍隊蛻變為地方私家軍，那麼，藩鎮割據、重新封建化將呈不可逆之勢。
各省督撫原是為朝廷命官，之所以能夠與中央抗衡，除了有資源與軍隊之外，乃是得到了地方士紳的支持。督撫與士紳的關係，頗為微妙，在地方事務上，二者既有共享利益，也有權力之間的衝突，但面對朝廷的集權，士紳與督撫卻是利益一致，在同一條戰壕之中。
杜亞泉說：「前清督撫，常利用其中間地位，以施其狡獪之伎倆，當民氣強盛時，豫揣中央之意旨必將屈從與輿論，則竭力鼓吹髮揚民氣，借人民之後援以抵抗中央。……清廷之失墜，其近因以此為著」。
地方士紳們雖然有血緣、鄉緣等各種關係網路聯為一體，但自從中世的世家大族和宋明的文人書院衰落之後，士紳階層並無正式的組織系統，戊戌變法前後各種學會的興起，使得士紳們開始有了自己的民間組織，這些組織雖為朝廷所忌諱，卻多為地方督撫所公開或暗中支持，比如張謇為領袖的江蘇省教育會，就是在江蘇巡撫支持下的地方士紳組織，不僅掌控了江蘇全省的教育文化事業，而且在晚清地方與全國的政治事件中扮演了核心的作用。
▲杜亞泉
1909年各省諮議局和1910年資政院的成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機遇，自此士大夫階層在體制內部獲得了一個得到朝廷正式承認的政治參與空間。這一空間雖然還不是議會，只是民意諮詢機構，卻具有完備的組織系統和動員網路，隨後的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就是以諮議局為龍頭髮動的。
到了辛亥革命前二年，鄉村士紳搞地方自治，城市士紳發動立憲運動，地方上層士紳參與諮議局，國家級士紳進入資政院，由此構成了一個從鄉村到城市、從地方到中央、自下而上的全國性士紳網路。
張謇又在上海籌建了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一個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地方聯合體的出現，使得上海成為北京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
▲借用法學堂作為院址的資政院議場
晚清以紳士為主體的國會請願運動，背後有地方督撫的暗中支持，雖然打著立憲的旗號，其實是一次地方向中央進一步要權的運動。1909年之後，全國出現了「參與大爆炸」的局面，各個層面的地方勢力蜂擁而起，要求介入地方與中央的政治事務。
類似的情形，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也出現過，在19世紀80年代，以地方勢力為背景的各政黨風起雲湧，要求參政。在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元老的主持下，經過充分的互動，於1889年正式制定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明治憲法，成為德國式的君主立憲國。
明治時期的日本之所以能夠成功化解地方的參與壓力，乃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元老，他們超越於各種地方利益和黨派勢力之上，以國家體制之外的樞密院為基礎，設計和安排國家的重要事務，以立憲為中心，將各種地方與黨派的參與力量收編到國會這一制度化的框架之內。
而在辛亥前的中國，當面臨地方士紳的「參與大爆炸」時，卻沒有伊藤博文那樣能夠在地方與朝廷之間斡旋、把握歷史大方向的權威人物，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死了，張謇站在了地方士紳一邊，袁世凱因為被革職對清廷忌恨在心。
▲伊藤博文
在朝廷與士紳、中央與地方嚴重對立之際，失去了深孚眾望、超越中立的重心人物，而作為全國民意諮詢機構的資政院，也深刻地捲入到地方與中央的衝突之中。最終因為缺乏緩衝和調和的中間勢力，由清廷收回地方鐵路而引發的保路運動這最後一根稻草，最後壓垮了清廷這頭愚蠢的駱駝。
下周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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