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 自由與秩序

張駿翚

講到漢代文學及其時代思想時，有個重要的話題，就是所謂秩序問題。無論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作為思想的儒家變成國家意識形態的努力也好，還是文學上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漢代大賦作家那種「苞括宇宙，總覽人物」的寫作衝動也罷，或者司馬遷之《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創作宗旨等等，其實，無一例外地，都從不同角度表現了對秩序的強烈追求——綜觀中外古今歷史，幾乎每一個盛世來臨之時，時代本身及其生活在這個時代中的有識之士們，都會有對某種秩序的自覺、積極的渴望和追求。世界和歷史，可說本就是在一種秩序的破滅，及另一種秩序的重新建立這樣的反覆運動中向前發展的啊。對秩序的追求，自然地，也逐漸積澱下來，成了人類耿耿不泯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大至國家、時代、整個世界，小至一個團體、家庭，甚至個人，遂都有此衝動、渴望和追求了。

然而，與對秩序的追求相對的，人類還有對自由的追求——這種追求的強烈程度，絲毫不遜色於對秩序的追求。從某種意義上講，也許它大大超過了對秩序的追求。自由與秩序，這看似對立的兩極，就如此地既兩難、又統一地存在於人類的意識和行為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什麼樣的秩序——被稱之偉大、和諧、前無古人等等也好，當它支配、左右人類社會一定時間之後，都會變得僵化，而失去初有的生機與活力。這時，一直在一定程度上以潛伏姿態存在的自由衝動，便表現出其驚人的力量來企圖突破秩序的束縛，而其最終，卻又以一種新的秩序的建立和完成為結果。——這點，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但就個人來說，其實也是如此。孔子始有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背後，傳達的實乃個人在無道之世那種強烈的主觀能動性，亦即自由精神追求之實踐化，但他後來之「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則是對秩序與自由和諧統一於一體的強調，背後傳達的不僅有對將無道之世規範、改造而為有道之世的追求，實還有對個人存在方式及境界的最高體認。

可以這樣說，沒有秩序就沒有人類社會；而沒有自由，則不可能有歷史（社會和個人的）的發展。自由是大到人類社會，小至個人存在、發展的動力，是生命激情的象徵和表現。奧地利詩人里爾克的題為《豹》的詩把秩序與自由的這種矛盾，以及當自由之精神喪失後的那種悲哀、可怕之境表現得非常深刻：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鐵欄

纏得這般疲倦，

什麼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條的鐵欄杆，

千條的鐵欄後便沒有宇宙。

強韌的腳步邁著柔軟的步容，

步容在這極小的圈中旋轉，

彷彿力之舞圍繞著一個中心，

在中心一個偉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時眼帘無聲地撩起——

於是有一幅圖像侵入，

通過四肢緊張的靜寂——

在心中化為烏有。

顯然，我們不是要否定或不需要秩序，關鍵之處乃在於，無論何時何地，我們不能忘記自由，不能喪失自由之精神。不然，那頭可憐的豹子，那頭僅有符號意義的豹子，就將是我們每個人的最鮮明圖解和說明。但是，我還要說的是，在我們每日掙扎的這個時代里，其實到底還有多少人真正記得自由，理解自由之精神呢？正是基於對現代社會的深刻洞見，米蘭·昆德拉才悲哀地指出，「最糟糕的不在於這個世界不夠自由，而在於人類已經忘記自由」，於是，當「我們不能改變這世界」時，我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改變自己的生活」，「自由地去生活」。然而，即便這最可憐的追求，又有幾人懂得並實踐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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