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唐明貴《宋代〈論語〉詮釋研究》
唐明貴君，一心治《論語》學史，可謂心無旁騖，矢志不移，令我常嘆其為當下研究《論語》學史第一人。一次在機場偶然發現一位陌生旅客攜帶一本明貴君的《宋代〈論語〉詮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1月版），頓時又感嘆明貴君天下知音有之矣。
後世既然相傳宋代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故事，那麼宋代學人到底如何看待《論語》，表現出的「《論語》注我」或「我注《論語》」之面貌又如何，定是有料有味的嚴肅課題。然而，當下《論語》學斷代史研究成果很多，卻唯獨宋代和明代鮮少，不免令人詫異。其實整個經學史就是一部詮釋史，而宋代又恰恰是《論語》詮釋由「漢學」向「宋學」之轉型期，由此可知針對宋代《論語》詮釋斷代史開展研究的重要價值及其意義。該研究不僅有助於從《論語》學的視角具體察看理學的嬗變、學派的分合、學術風尚與研究旨趣的變化、經學範式與學術視域的轉換，而且還可以從經典詮釋的角度探究儒家學術在宋代得以傳承與創新的內在機制。《宋代〈論語〉詮釋研究》既是對有宋一代《論語》詮釋的貫通性研究，又不囿於宋代而時有超出時空限制的研究溢出效應。作者探賾索隱，考鏡源流，多有發明，最終成就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宋代《論語》詮釋發展演變的斷代史。
作者本著知人論世的原則，讀其書而溯其本，沿其流而探其源。一方面注意探究宋代《論語》詮釋衍變、轉化的社會基礎和時代條件，以及不同時期的哲學思潮、文化政策對《論語》詮釋所產生的影響，並將其放在宋學形成、發展的大背景以及儒、釋、道三教的互動關係之中加以梳理和闡發，從而勾勒出宋代《論語》詮釋發生和發展的宏觀背景；另一方面又自覺地將《論語》詮釋置於儒學建構、發展的內在理路之中，既挖掘宋代《論語》詮釋成果的思想內涵，又探尋《論語》文本詮釋與思想理論建構之間的關係，從而揭示了處於不同歷史情境與學術脈絡之中的不同學者隱含其中的思想觀念、價值預設、生命體驗、社會政治理想和學術見解、理論立場，明確了經典闡釋與儒學發展、經典闡釋與社會政治的關係。這也充分表現出斷代史有別於通史研究的優勢，既可以橫向展開又可以縱向深入。作者縱橫捭闔，深味其旨。
該書注重研究宋代《論語》詮釋發展演變的整個歷程，邏輯嚴謹，結構清晰。首先，從統治者推行的尊孔重儒的政策、儒家道統的確立和四書學的興起、義理之學的興盛及儒家學者從哲理層面對佛、道思想的吸收融合四個方面，剖析了「宋代《論語》詮釋著述數量大增」和「《論語》註解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成因。接著，分「《論語》詮釋與北宋學風的突破和開新」「《論語》詮釋與北宋理學體系的初建」和「程氏弟子的《論語》詮釋與理學的承襲和發展」三章，系統闡述了不同學派在《論語》的詮釋與理學的建構方面的學術特色與思想創新。然後，又分「心學派的《論語》詮釋」「湖湘學派的《論語》詮釋」「朱熹的《論語》詮釋與理學體系的建構」「宗朱學派的《論語》詮釋」「其他學人的《論語》詮釋」五章，較為全面地呈現了南宋學人對《論語》文本的註疏、訓解、闡發情況，分析了南宋不同階段、不同學派《論語》學的面貌與特徵，探討了《論語》詮釋與儒學體系傳承和創新的關係。該書還對宋代《論語》學嬗變史上處於重要節點的《論語》詮釋成果予以了重點的、深入的分析與探究。專節論述了北宋時期「《論語》詮釋與明道之學」「《論語》詮釋與伊川之學」。指出，程顥在《論語》詮釋中，以體用關係來闡釋儒理，從理論上解決了天之道與人之道的關係，從而為儒家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據，完成了理學體系一元論的理論架構；而程頤以己意解《論語》，以義理解《論語》，從而把儒家經典與理學之義理結合起來，為理學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題和範疇，從而對理學體系的建構打下了基礎，也由此開創了《論語》詮釋範式的新局面。同時還設專章探討了南宋時期朱熹詮釋《論語》的學術歷程、學術特色，揭示了《論語》詮釋與朱熹理學體系建構的關係。指出，朱熹藉助《論語》詮釋發揮儒家學說，論述理、性、命、心等哲學範疇，並加以闡釋發揮，建構了頗具時代特色的包括本體論、心性論和工夫論在內的較為系統、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這一理學型的《論語》學不僅促進了中國哲學的發展，而且也影響了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如此看來，該書研究表現出既點面結合又突出重點、既顧全整體又不失個別的特點。
作者採用了學術史與思想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立足於經學思想背後的學術土壤，使研究成果既有厚重感，又有理論深度，還有思想高度。如該書第四章「《論語》詮釋與北宋理學體系的初建」和第五章「程氏弟子的《論語》詮釋與理學的承襲和發展」部分，既關照北宋理學之學術思潮，又厘析北宋理學派的《論語》詮釋思想脈絡，涉及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及二程弟子。指出，周敦頤通過在新的語境下對「仁」的重新詮釋，為儒家倫理道德找到了本體論的依據；通過對「志伊學顏」修養方法的論證，奠定了宋明儒學心性修養論的基礎；通過對「孔顏之樂」的探討，周氏把儒學從外王之學提升到內聖外王之學；由此說明周敦頤被尊為理學鼻祖，是與他通過對《論語》中有關思想資料的闡發，最早探討這些問題是密不可分的。張載通過對《論語》的創造性解讀，將「天理」「誠」「氣」「心性」等理學概念注入其中，將孔子罕言的「性與天道」等問題確立為自己學術關注和探究的重點，這兩方面不僅對理學的繁榮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順應了北宋思想家通過重新詮釋經典以建立符合時代需求的思想體系的努力方向。程顥在《論語》詮釋中，從重建儒家價值系統的合法性基礎出發，對孔子的仁學思想做出了形而上學的闡發、論證和拓展，將「仁」由人之道提升為天之道，推動了孔孟倫理儒學到宋代哲理儒學的轉化。程頤以義理推索《論語》經旨，生髮理本論思想，創造性地提出「性即理」的命題，倡導「主敬」的進德修養之功夫，為理學體系的建構作出了貢獻。受二程影響，其弟子大都有《論語》注本傳世，這些注本不僅承襲和發展了二程的理學思想，而且為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學術體系的誕生提供了學脈淵源。如此一來，就從《論語》學的視角具體剖析了北宋時期理學的嬗變，探尋了經學史與理學史的關係。
統而言之，這是一部頗有新意的經學專著。但該書還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如對胡瑗等個別人物的《論語》注本沒有關注、對不同學派之間的《論語》詮釋的比較研究呈現不夠。雖間有疏忽，但瑕不掩瑜，期望作者以更多相關成果奉獻於學林。
（作者：蔡先金，系聊城大學教授、校長）
（作者蔡先金 系聊城大學教授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