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大師傳播漢語有妙招

1. 以改造和替換為主——

大衛·霍克斯的文化本土化思想

大衛·霍克斯在翻譯《紅樓夢》時，為了將這部堪稱中華文化「百科全書」文學名著順利傳入西方社會，十分注意處理作品裡富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內容，基本原則就是盡量調整或改造原作中的這些文化元素，使之符合西方文化語境下的讀者期待，順應西方的社會風俗、認知習慣、民族文化、宗教意志等。

霍克斯的《紅樓夢》英文版，至今在西方世界擁有獨一無二的經典地位

《紅樓夢》中有很多儒釋道的宗教意識和信仰，這些意識層面的東西深刻地反映在典籍的字裡行間。「儒」雖只是一家學說，算不上宗教，卻規範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佛教是外來的宗教流派，傳到中國後，被本土的中華文化兼容吸收，衍生出深厚的本土化教派，因此成為最具民眾基礎的信仰寄託。道教則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孕育了大量的哲學思想。這些核心的中國宗教文化思想浸沒在典籍文化中，不能不引起霍克斯這樣翻譯者的留意。他的處理辦法是在不妨害原著文化主題精神傳播的前提下，盡量將這些中式的文化元素歸化到目的語，也就是英語世界的文化體系之內，不令其因為不可理解而導致英語讀者的困惑和反感。例如，他將小說中出現的「天」「導書」「道」「聖人」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哲學概念詞一律譯為「heaven」「God」「the way」「saint」等，以此比擬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救世主」「原罪」「天國」等意象，使西方讀者產生文化親切感。再看小說中「世上都曉神仙好」這樣的說法。霍克斯沒有像另一位翻譯大師楊憲益那樣，保留漢語的文化特色，譯成「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而譯成「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這裡的「salvation」是基督教的一個概念，是每個人都渴望得到的救贖。這樣一來，源語文化在目的語境下的傳播產生了文化精神的轉換，雖然對於傳遞出的源語文化信息有所折損，但讀者獲得了閱讀上通暢無礙的心理適應性，手中的典籍也成為一種「友好」的讀本( friendly classic)了。

又如，為了避免目標文化語境中對原著中的某些文化意象產生誤解，霍克斯將《紅樓夢》中最重要的這個「紅」色意象進行了大面積的改動。鑒於西方讀者憎紅喜綠的文化習俗，他將很多出現「紅」字的地方，歸化譯為英語的「golden」「yellow」或「green」。又把許多複雜的中國宗親家庭文化符號進行簡化，如「老祖宗」、「嫡親」等簡譯作「Granny Dear」「one side of the family」。

The Story of the Stones

我們從霍克斯推出的《紅樓夢》經典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s(取名《石頭記》)中看到，譯者在「文化語境順應」( adaptation to cultural context)思想的指導下，對典籍及其蘊涵的文化做了大量「本地化」處理(localization )，使原有的典籍文化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對原著載體與文化載量產生了很大突破。這是後文化形態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

2. 以創造和再生為主

——埃茲拉·龐德的文化本土化思想

如果說霍克斯傳播漢語典籍時採用的本地化處理更多的是對源語文化內容加以「手術式」的修改和轉換，而非大刀闊斧地改頭換面，那麼，龐德處理漢語詩歌的英語傳播所採用的創作式翻譯策略，則將源語文化的本地化處理推向了更加極致且又極富意蘊和文化價值的程度。

作為西方現代意象派詩歌運動的創始人和領袖，龐德一直在尋找能夠支持這種全新藝術形式的精神養分，直到他從費偌羅薩遺留下來的一些關於中國古詩的筆記和譯文，欣喜若狂的他彷彿發現了新大陸，內心的撞擊告訴他新詩運動完全可以從這種充滿了神奇意象，融合了時間藝術、視覺藝術、造型藝術和音樂藝術，鑄音、畫、文為一爐的中國古典詩歌中尋得無窮的給養和藝術支持。他發現的中國詩歌為他的美學思想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素材和理論依據。

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美國詩人和文學評論家，意象派詩歌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

龐德在翻譯中國古典詩歌時，常對原作故意改寫或故意不譯，這並非是因其不通漢語而造成的誤讀誤解，而是基於他對原詩理解的基礎上進行有意識的意義犧牲。龐德翻譯形式嚴格而整飭的漢語古詩時採用的是自由詩體的表現形式，這雖然常常有悖於原作的詩形，甚至丟棄了一些字面意義，卻重點傳達了原作的韻味，向西方讀者傳遞出最能觸發心靈感動的信息。正如西方學者Hayot評價的那樣，龐德恰恰是透悟了原作的詩意精神來再現原作的(Pound in fact reaches the heart of the Chinese originals.)。

龐德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目的是要創作出為詩歌愛好者接受的現代主義意象派新詩。「重視原詩總體的效果，尋求原作者和譯者『思想感情』的對等」。「翻譯時不是推敲詞句，而是使自己的感情進入原詩作者的角色，將原作中的思維方式和感情方式進行濃縮提煉，再傳達到英語中去。他翻譯的不是詞句；詞句只不過將他引到詞本身所表達的事物和感情中去。」龐德認為，藝術作品的意義並非一成不變的。語言變了，作品的意義就必然會改變。原作語言所引起的聯想和解讀與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中重新塑造的新作品所引起的聯想與解讀肯定是不一樣的。按照他進一步的解釋，語言的活力是指詞語在結構中與其他詞語在特定的地點和時間所產生的新的關係，從而獲得新的品質，這就給語言帶來了「活力」，同時也給作品在新的語境下帶來了新生。

《華夏集》(Cathay，1915)

由於龐德非常獨特的「創造性」翻譯，他向西方世界譯介的中國古典詩歌作品深受歐美文壇的稱讚，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反響，他也因此獲得「我們時代中國詩歌的發明者」的光榮稱號。他翻譯、創作、編著的詩集《華夏集》(Cathay，1915)被認為是「中國古典詩歌在美國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自此以後中國詩成了大眾矚目的對象」。毫無疑問，龐德對中國詩歌文化在英語世界這個別樣的異文化語境中的傳播是很成功的。傳播者用創造的熱情和對源語文化煥發新生的呼喚，使漢語經典作品與文化成果得以一種誘人的精神品質和全新的形態在異文化土壤上獲得生機勃勃的發展，這不可不謂是漢文化傳播中一種奇特而意義非凡的成就。

本文選自

北京大學出版社

《漢語國際傳播研究新動態——漢語國際傳播文獻選編》

作者: 吳應輝 主編

定價：72元

本文轉自：北大外文學堂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