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開展情報工作
原標題：古代如何開展情報工作
當提到「情報」二字的時候，首先浮現在人們腦海中的是「007」「克格勃」「中情局」「摩薩德」等。其實，中國古代很早就有情報活動，情報與間諜並非舶來品。史書《左傳》中記載有「女艾諜澆」，即夏朝第六代王少康在復國的過程中使用間諜女艾刺探情報、戰勝對手之事。《孫子兵法》中有《用間》篇，將間諜分成「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五類。
早期的情報活動
在古代漢語中，「間」和「諜」都有刺探情報之意，但是「間」一般指小的竊密活動，「諜」則指大的竊密活動。《大戴禮記·千乘》中有「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諜」之說，意為透露了國中情報的，情節輕微的罪名定作「間」，情節嚴重的定作「諜」。「間諜」作為一個詞，首次出現在兵書《六韜》中，指軍隊中負責收集情報的機構，而且機構內部存在明確的職能分工。其中，「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即負責刺探情報，聽風聲、觀動靜，察明天下形勢，了解敵軍情況；「羽翼四人，主揚威名，震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即負責造勢宣揚將帥的威名，以震駭遠方、動搖鄰國，削弱敵軍軍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即負責察明敵方奸佞，刺探敵國變亂，操縱敵國民心，觀察敵人意圖。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紛爭，兵燹不斷，各國之間的情報活動頻繁。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在軍隊中設立「候正」一職，管理「斥候」。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中將「候正」解釋為「軍中主管偵探諜報者」。戰國時期，間諜活躍於歷史舞台之上。著名的「長平之戰」中，「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正是秦國間諜散布的謠言，促成了趙括代替廉頗成為趙軍主將，成為秦國戰勝趙國的轉折點。戰國末期，秦王派間諜重金賄賂趙王寵臣郭開，誣陷李牧謀反，致使趙王殺李牧，自毀長城。
可見，先秦時期我國已經出現了專職情報人員，並且建立有結構嚴密、分工明確的情報組織。雖然情報工作在各諸侯國的發展並不平衡，但是，先秦的間諜活動領域比較廣泛，不僅局限于軍事鬥爭，還經常用於外交領域。
秦漢作為大一統王朝，內政相對穩定，但是和匈奴等少數民族政權時有軍事衝突。因此，這一時期諜報活動的活躍領域從軍事轉向外交，或者說從戰術性情報工作轉向戰略性情報工作。兩漢政府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在游牧民族間利用間諜活動進行多方分化瓦解，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如張騫、蘇武、班超等出使西域的活動。
政治特務機構的出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情報工作的基本社會功能趨於完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出現了有組織的反間諜機構和活動。三國時期，吳國在邊境設有「刺奸屯」，每屯有屯兵5人、賊曹（即屯長）1人。刺奸屯負責邊境的反間諜活動和軍事報警等任務，這是有史可考的我國最早的反間諜組織。二是出現了專門的政治特務機構，對臣民進行政治控制。魏武帝曹操生性多疑，為了維護統治，偵控臣下的言行，以「霸府」中地位較低的幕僚人員為主，設立秘密特務機構「校事」。
校事為最高統治者充當耳目，負責監察百官及吏民。到曹丕為帝時，發展到「上察百官，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造，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復訊」的猖獗局面。東吳也設有類似性質的特務機構，孫權任命呂壹為中書典校郎，負責「舉罪糾非」，監視百官與臣民。呂壹等憑藉手中的偵察權力，毀謗大臣，排陷無辜，甚至宰相顧雍、左將軍朱據都成為其排擠陷害的對象，因此「吏民皆以之為害」。自三國時期開始的對臣民的政治監控機制，被後來歷代王朝所承襲，成為情報機構的一項基本職能。
隋唐之後，我國情報機構設置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禁衛軍中設置間諜組織。如隋朝的左右武候府和左右虞候開府均有「掌斥候，伺非常」的職能。北宋的皇城司、明朝的錦衣衛也都是在禁軍中設立諜報組織的典型。
北宋伊始，人心未安，各割據政權還未蕩平，國土還未統一，天下還未太平。宋太祖「恐有大奸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希望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及時掌握各方動態，將各種不安因素消滅於襁褓之中。皇城司作為宮禁宿衛，自然深受皇帝信賴。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天聖三年（1025），「東上門使、會州刺使王遵度領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賈人張化等為契丹間諜，即捕系本司獄，所連逮甚眾」。這是北宋時期非常典型的一起間諜案件。
「三廠一衛」
明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把負責皇帝警衛的「儀鸞司」改置為「錦衣衛」，全稱為「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錦衣衛成立後，設指揮使一人，正三品，統率包括將軍、力士、校尉等官卒1500多人；還添設了專門的法庭和監獄，主要職責為「盜賊姦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明英宗復辟後，更是縱容、利用錦衣衛，「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衛官校為耳目」。一直到1644年明朝覆滅，錦衣衛這一特務機構也隨之滅亡，前後存在時間達260餘年。
明代是我國情報組織最為發達的時期。除了錦衣衛之外，先後還存在東廠、西廠和內行廠三個間諜機構。《明史·刑法志三》記載：「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左右為耳目。故即位後專倚宦官，立東廠於東安門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勢。」明成祖朱棣奪得皇位後，恐臣民中有不滿之言行，於永樂十八年（1420）在京師設立東廠，以便鎮壓反對者。東廠由宦官掌管，直接對皇帝負責。
明成化十三年（1477），受「李子龍案」影響，明憲宗任命親信太監汪直設立西廠，加強偵控力量，「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揀以聞」。之後，以大學士商輅為首的輔臣集體上書，向憲宗痛陳西廠的危害，並將汪直辦下的不法之事一一舉報。憲宗收到奏章後，大為震驚，於成化十八年（1482）撤銷西廠。到了明武宗正德初年（1506），太監劉瑾在把持東廠的同時，又恢復了西廠，並控制了錦衣衛。西廠與東廠雖然都受太監劉瑾的指揮，但兩者之間不是互相合作，而是爭權奪利，互相拆台。為此，劉瑾又自建了一個內行廠。正德五年（1510）劉瑾倒台，內行廠與西廠亦一同被裁撤。
明朝的情報機構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是空前絕後的。「三廠一衛」的特務機構是政治統治畸形發展的產物，而且各個特務機構之前的職責界限不明，形成了彼此之間互相傾軋的混亂局面。誠然，這也便利了帝王通過機構之間的矛盾進行互相監控。
江南三織造
清代統治者吸取了歷代統治者的經驗教訓，雖然沒有設立公開的間諜特務機構，但康熙時設在江南的三織造署，實際上就是設在江南的秘密情報站。
江南三織造，指的是江寧織造、蘇州織造、杭州織造，主要為清代皇室採辦織造事宜。《大清會典》記載其分工為：「凡大紅蟒緞、大紅緞、片金、折纓等項，派江寧織造承辦。仿絲綾、杭綢等項，杭州織造承辦。毛青布等項，每年需用三萬疋內，蘇州織造承辦，需用至四五萬匹，則分江寧等處織辦。」但除了這項本職工作外，三織造在江南地區還承擔了其他的職責，就是籠絡江南文人士族、密探江南官場情形、搜集江南各類信息等。
之所以由江南三織造來承擔這些責任，主要是因為其官員多出身內務府，或為郎中，或為主事，與皇室關係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相較科舉出身的官員，皇帝也更加信任這些「自家人」。譬如，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就有五次以織造署為行宮，乾隆皇帝則乾脆將織造署改造成了臨時行宮。
江南三織造所在的江南地區素為文人士族聚集之地。明末清初，這些士人成為江南地區殘明反抗勢力的精神領袖，如陳子龍、夏完淳等。這些反抗勢力一直堅持到了康熙前期，成為皇帝的心病。這種文化上的抵抗遠比明刀明槍的農民起義難以鎮壓，皇帝只能採取懷柔政策；而江南三織造的官員深諳聖意，採用各種手段拉攏江南士人，緩和矛盾。
除了拉攏江南士人、穩定民心外，江南三織造還承擔了密報江南官場情形的任務。江南地方富庶，歷來為國家賦稅支柱，加之民心未穩，地方官員職責重大，為了更好地了解當地官場情形，加強對這些官員的控制，皇帝將江南三織造作為其在江南的眼線。江南三織造還負責江南地區各類情報的匯總，如農業生產、農民起義等。在農業方面，彙報內容主要包括當地農種、米價、受災、天氣等各類情況。
此外，清代還採用「密折制度」，在各級政府機構中選派專人來實現臣屬之間的互相偵控，從而使得官僚系統之中人人自危，達到帝王對官僚的政治控制。
綜觀我國情報工作的發展歷史可見，情報工作的核心職能經歷了一個明顯的由外到內的轉變過程：從軍事和外交領域的競爭性情報，轉向對臣民進行政治控制的內政性情報；尤其是在大一統王朝時期，對內進行政治控制更是情報工作的主要任務。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動地捲入現代國際關係之中，情報工作也開始按照國際規則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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