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特別希望中國統一的一個日本人，分析中國軍閥頭頭是道

文｜周渝

近代史上，中日兩國的關係複雜。甲午戰爭後，清廷作為戰敗方割地賠款，對日本的心態也發生逆轉，赴日留學成為風潮，包括新軍軍制、警察制度等皆向日本看齊。反清的革命黨人中，與日本政界人物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民國成立後，日本軍政界與袁世凱政府糾葛不斷，一戰期間「二十一條」的曝光再次將中日關係推向緊張化。戰爭結束後，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使日本繼承了德國在華權益，成為中國全國性排日運動的直接導火索。

實際上早在1918年初，日本就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但這筆貸款不少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到了9月，北洋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同時還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最重要的內容即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借口，中國在一戰中雖為戰勝國，但不僅未能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反而被日本進一步擴大。事經披露，舉國沸騰，終於在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但也正是從此刻起，日本無論哪派，對於中國山東，尤其是膠濟鐵路的問題都變得極為敏感，絕不容他人染指。1928年濟南慘案前後，日本三次出兵山東，理由雖是「保護僑民」，但真正最在乎的，還是膠濟鐵路的問題。

另一方面，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時代，列強在華尋找代理人，與日本關係最密切的勢力早期為段祺瑞的皖系，後期為張作霖的奉系。若仔細研究當時所謂的「支那通」們留下的記載，會發現在他們部分人的構想中，並不希望看見一個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中國，包括幫助段祺瑞組建參戰軍，也是寄希望於皖系能建立相對統一的政權。沒想到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皖系一觸即潰，日本不得不將奉系作為新的在華利益代理人。日本陸軍中的「支那通」佐佐木到一是個值得研究和剖析的典型人物。當時，佐佐木就發表了對中國軍閥的看法，他認為「軍閥，因其只熱衷於各自的權勢爭奪以及地盤的獲得，忘掉了國家，除了『私利私慾』以外根本不考慮國利民福，所以，支那內亂永無停息之日，國家的統一也難期實現。在此意義上，支那的軍閥是妨礙支那統一的有害無益的武裝集團」。

佐佐木到一

客觀地說，佐佐木到一對軍閥的危害分析得入木三分。但問題來了，日本侵華不應該是蓄謀已久嗎？ 為什麼佐佐木到一等人還想看見一個統一的中國？尤其是這群人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言論，真有一副為中國統一殫精竭慮謀福祉的模樣。若因此認為他們為中國的前途考慮，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在日俄戰爭中，日本雖然戰勝了沙俄，但兩國只能算是暫時的停火，對立關係並未消除，日本陸軍一直將俄國視為第一假想敵。日本對華政策，用「滅亡」一詞實際上不當，「征服」更為準確，日本不希望看到軍閥割據的中國，根本原因是不希望其他列強與之爭奪在華利益，說直白點就是變分贓為獨吞，一旦戰事爆發，日本將可以掠奪中國的一切資源投入戰爭。

佐佐木到一的認知中，中國的士兵是集結了社會落伍者的產物，「將由這些墮落之極的乞丐、惡漢、賭徒、扒手之流組成的團伙叫作軍隊總覺得非常不值」。所以他想要對中國軍隊加以改造，「必須將私利私慾的集團改造成國家的集團」。佐佐木成了日本陸軍中第一個深入研究國民黨的「支那通」，對於孫中山，他曾表現出傾慕之情，孫中山去世後，佐佐木亦惋惜不已。同時他認為孫中山去世後的國民黨依然保持著活力，與國民革命產生了共鳴，在日本甚至因尊稱孫中山為「先生」而與大川周明發生爭執。相反，對於與日本陸軍關係最密切的奉系，佐佐木嗤之以鼻，在他的記載中，張作霖是個每天沉迷在麻將桌上，下午兩點才起床的老軍閥。而他的兒子張學良，則每晚浮浪於花柳界的花花公子，不值一提。

當然，佐佐木也清醒意識到，國民革命軍是一支與軍閥部隊完全不同的軍隊，他在1925年1月末給參謀本部的報告中，就預料到孫中山已不久於人世，但即使孫文去世，國民黨也不會解體，「我也認為隨著孫中山的去世，國民黨的破壞力也許將更加難以控制」。佐佐木眼中的「破壞力」實際上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黃埔軍校培養出的國民革命軍，在意識形態上是一支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軍隊，這也是1928年濟南事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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