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做，誰在看？

自從足球比賽有了視頻助理裁判（Video assistant referee，VAR），我發現在胸前劃十字的球迷越來越少，比劃方框的越來越多。看來大家一致認為，一旦人的技術成熟，就不必向上帝求助。

過去說「人在做，天在看」，現在老話需要修正。人類夢想的上帝視角在綠茵場上徐徐降落，讓那些承擔責任的可憐人終於鬆了一口氣——所有人都記得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鮮有人知曉，目睹這一事件卻無力改變裁定的邊線裁判至死才擺脫愧疚。

不止是裁判，一項新技術的引入帶來的改變總是多方面的。球員的僥倖心理開始向觀眾席轉移。與此同時，比賽流暢性的要求逐漸降低，對不確定性的阿Q式的恭維幾乎絕跡。更令人驚訝的是，所有身處現場的人都做出了一個共同的選擇：不再輕信自己的眼睛。無論飛身鏟球還是成功破門，無論起身歡呼還是痛苦轉身，腦中必有一個聲音在提醒，等一等！除非看到視頻回放，否則眼前的一切都不算真的。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這當然是一種分心。當你的情緒與你本該注意的目標無法匹配，分心就是必然的。你甚至會呈現出類似於「情緒性注意瞬脫」的心理狀態，被眼前的目標所困擾，導致下一個目標也被連累。在這種情形下，身處比賽現場的所有人，不管球員還是觀眾，都有一種時空間離的幻覺，就像一群人在玩電子競技，另一群人在看電子競技。

分心與專註其實是注意機制的兩個方面。就像我們抬起手臂，一組肌肉收縮的同時另一組肌肉鬆弛。達爾文對此早有論述。他認為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幾乎沒有哪一種生理機制比注意機制更重要。他形象地指出了專註與分心的緊密關係，「動物明顯地體現出這一能力（指注意機制），例如當一隻貓盯著一個洞穴，準備一躍撲向老鼠的時候。野生動物有時候會如此專註，以至於很容易被人類逮住。」

差不多同時，社會學家塗爾干也在強調專註與分心不可分割的性質。他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總是處在分心的狀態。因為注意力在將心智集中於少數對象時，對其他大量對象會視而不見；所有的分心狀態都擁有將某些心理狀態從意識中撤離的效果。這不會使這些狀態不真實，因為它們仍在起作用。」

為什麼19世紀的知識階層會如此關心注意機制？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核實問題的真偽。對此藝術史家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提供了有趣的證據。在《知覺的懸置》一書中，他注意到當時的西方畫家們對注意機制的表現饒有興緻。例如印象派領袖馬奈就有多幅作品涉及這一主題。包括《陽台》中視線毫無交集的三個人物，《在花園溫室里》缺乏交流的夫婦，以及《在拉圖依老爹家》中那個男人古怪的凝視。

（《陽台》，馬奈）

表面上看，馬奈的作品跟古典主義的繪畫差別不大，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那些視覺渙散心不在焉的人物，以前幾乎沒有藝術家刻畫過。不信？請回想一下我曾介紹過的委拉斯凱茲或倫勃朗。我個人覺得，《在拉圖依老爹家》里那個男人近乎鬥雞眼的目光格外有意思，生動地表現了專註與分心的複雜性：乍一看他的目光熱忱而關切，可是如果把他的視線具象化就會懷疑，他要麼什麼都在看，要麼什麼都沒看。

（《在拉圖依老爹家》，馬奈）

《在花園溫室里》同樣如此。女人明顯分心了，眼神獃滯而渙散。男人的分心並不明顯，他的右眼好像很專註，但畫家刻意地把他的左眼藏在陰影里，給觀者造成的感覺似乎是他在偷偷瞄著女人的手套和陽傘。當我知道馬奈筆下的模特是裝扮成一對夫婦的兩個已婚男女，我更覺得他們的「分心」很詭異。

（《在花園溫室里》，馬奈）

克拉里認為，馬奈筆下要麼心不在焉要麼獃滯無神的目光，既不反映外部世界，也不投射內心活動，卻揭示了19世紀西方社會的時代經驗——面對在觀念上和制度上都還佔據主導地位的「專註」，由漫不經心、胡思亂想和無聊發獃組成的「分心」正在成為「自由與反抗的權宜之計」。《知覺的懸置》寫得相當晦澀，不過我認為克拉里的這個觀點頗為有趣。

社會學家弗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把專註與分心的對立向前推了一百年。他正確地認識到，只有在專註被抬舉的前提下，分心才會被重視。譬如他注意到，當18世紀啟蒙運動在歐洲展開之際，專註和分心才一併被賦予道德上的意義。一方面，啟蒙思想家們盛讚專註是啟蒙的源頭，理性得以施展的最重要的精神官能。另一方面，他們批判分心不僅是思想上的怠惰，還是一種「降低道德機能的惡習」，一種對社會體系和道德秩序造成威脅的罪惡。

18 世紀晚期，分心已經被世人視為一種道德疾病。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德國醫生魏卡德（Melchior Adam Weikard），他在1775 年首度將分心列入疾病，患有此症的人名為「不專心的人」（the inattentive person）。他寫到，這種病人缺乏穩定性和集中注意力所必要的道德品質，因而被認為是不謹慎、粗枝大葉、心不在焉和不節制的。在醫學史上，魏卡德被認為是在醫學文獻中第一個描述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人。

和魏卡德相比，英國的兒科醫生斯蒂爾（George Frederic Still）更加直接，他在1902年的醫學報告里明確地把注意力缺失的病症稱為「道德控制缺陷」（deficit in moral control）。這讓我立刻理解，為什麼印象派的領袖不是莫奈、德加或者雷諾阿，而是馬奈。因為是馬奈而不是別的什麼人率先刻畫了一種跟視覺秩序叫板的目光。這種心不在焉的目光揭示的，正是啟蒙時代以來的現代性困境。

當然，馬奈那一代藝術家料想不到，把專註視為美德的時代也會轉型。在新的時代里，視覺秩序呈現後現代的獨特現象。一方面，注意力缺失已經納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並得到有效的治療；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分心」不僅得到消費主義的鼓勵，而且還在規則化和制度化。要知道，如今在有些地方，低頭刷手機的行人可以得到專門的提醒，甚至專用的步行通道。當然最典型的還是足球賽場的視頻助理裁判。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引入這個技術，就是引入一個分解注意力的機制。專註與分心的視覺秩序，也正是如此一步步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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