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大明天子的經濟改革新區

原標題：月港：大明天子的經濟改革新區

大明王朝在中國歷史上一貫以極端重農抑商與扼殺大規模對外貿易的形象出現。但當世界隨著大航海時代而夸人了近代，各種內憂外患紛至沓來。這個制度與理念上非常保守的王朝還是在中晚期開發了福建漳州的月港,作為對外貿易的新區，也算是邁出了經濟改革的重要一步。

然而僅僅憑藉一個開放力度有限且限制重重的月港新區，就能認定明朝當局突破了當年定下的海禁思維，以開放的胸懷擁抱世界嗎？我們且細細來看。

明代古畫上的紫禁城與文官士大夫

世界最大的地產帝國

明初中式地圖上的大明朝疆域

雖然明朝建立在地處經濟繁華的江南富庶之地建立，並依靠這裡的資源建立了一個偌大的中央帝國。但明朝對於農業稅的過度依賴，讓其成為了一個實際上依靠地產生存的帝國。

在明朝知識分子看來，商人和手工業者都不是國家根本，「士農工商」裏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地位都低於農民。

也正是由於明朝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農業大國，大部分生產所得都來自腳下的地產。因而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明帝國就像是一個龐大的地產帝國。不僅因為遠高於元朝時的農業稅需要仰仗全國的耕地與農民來貢獻。朝廷為了抑制商業過度發展，也制定了大量的規定，限制人口自由流動，以便將更多的人限制在朝廷賦稅所必須的地產上勞作。

正在耕作的明代農民

在對外貿易方面，秉承重農抑商的明朝也用自己獨有的朝貢貿易體系，替代了原先相對寬鬆的貿易制度。還出台了著名的海禁制度，杜絕曾經以對外貿易而繁華的江浙、福建地區，進行對外貿易。

明朝還會根據外商所在地區的遠近關係，規定了定期貿易的間隔時間和次數，並在最大限度上限定了每次貿易的規模。如此一來，就出現了東南亞國朝貢使團只能去廣州，日本朝貢團體僅僅到寧波，朝鮮使團可以去蓬萊的奇怪局面。而國內的商人則根本不被允許出海

在這個一系列特色鮮明的制度運作下，明朝在短時間內成為了一個依靠腳下土地，獲得大量資源的帝國。但在一些土地貧瘠、農業不發達地區，原本靠海吃飯的當地人卻成為了這樣一刀切制度的受害者。他們不僅無法繼續靠出海經商為生，也無法下海捕魚，只能依靠微薄的地產過活。而江南地區日益高升的土地產出，也需要新的出口渠道來進行輸出。

結果，從大明朝中期開始，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興盛起來。甚至各地的地方官僚集團也出於利益考量而加入和保護這種不合法的灰色貿易，而中央朝廷對此屢禁不止，非常無奈。

明代的主要對外口岸--廣州

逆生長的月港貿易

福建層是宋元時代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

在長期以海洋貿易經濟為主的福建，從五代到宋元，先後崛起了著名的泉州與福州兩個重要港口。在受到數次戰亂波及與明朝海禁抑商制度的打擊後，這些地方的貿易徹底陷於停滯。但無法依靠當地地產養活自己的福建沿海居民，還是另闢蹊徑，將貿易轉入地下。貿易基地也從夕日的重要港口轉移到了地理條件並不出眾的漳州月港。

同鄰近的福州和泉州不同，月港並沒有自己的獨立出海口，需要經過更外圍的廈門島，才能進入大海。但附近多山的獨立環境卻使得這個地方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獨立空間。加之土地貧瘠、交通不便，明王朝所鼓勵的農業在這裡難以發展。相反，越來越多的當地人開始利用當地與內陸交通不便，明朝政府難以實施管理的有利條件，搞起了走私貿易。早在明代中期的正統(1436-1449)到景泰(1450一1456)年間，它就已成為走私活動的活躍地區之一。

被廈門扼守住出海口的月港

到了十五世紀晚期的成化(1465-1487)至弘治(1488-1505)年間，不少漳州人走私致富，已出現「風向帆轉，寶賄填舟，家家賽神，鐘鼓響答，東北巨賈競灣爭馳」的局面。月港更是因此成為沿海少有的熱鬧之地，被民間譽為「小蘇杭」。

十六世紀初，原先準備在廣東一帶嘗試建立對華貿易體系的葡萄牙人，遭到了當地官府與地方走私集團的聯合對峙。吃癟後的他們向北航行到了福建沿海。福建當地的走私海商很快就與這些新來的外國商人開始合作，雙方把生意向北延伸，擴展到了以舟山雙嶼島為中心的浙江沿海。隨著雙嶼島成為當時遠東地區的第一大貿易集散地，與之相通的月港本身也就成為了葡萄牙人從馬六甲到浙江沿海地區的重要中轉站。不知不覺中，不合法的月港貿易已經徹底超過了被明朝政策限制到死的傳統商業口岸福州和泉州，成為了福建第一大港。

作為明朝經濟中心的江南地區也需要出口來活躍經濟

但在此後的嘉靖皇帝時期，明朝對沿海地區的私人貿易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打擊。隨著雙嶼島的貿易被明朝軍隊突襲和摧毀，逃散到福建沿海的中外海商也遭到了明朝軍隊的進一步追殺。大量無家可歸的海商開始在東南沿海遊盪，成為了著名的嘉靖倭亂的主要來源。至於月港，卻因為自己獨特的地理位置而免於兵災之禍，並且由於浙江沿海走私貿易的衰退而地位提升。

早期歐洲所繪的中國地圖

此後明朝數次在當地建立了專門鎮壓走私貿易的海防館，卻依然不見效果。不少有識之士也開始認識到對外貿易在經濟面有很多益處，開始提議開放月港貿易。而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期望通過開放一個固定口岸來緩解沿海地區的倭寇問題，管理那些過去想管也管不到的海商。

在倭寇最為泛濫的嘉靖朝 不少倭寇就來自福建沿海地區

成為天子南庫的月港新區

明穆宗隆慶皇帝

1567年，明穆宗隆慶皇帝繼位。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利用隆慶改元而政治布新之機，奏請在漳州月港開放海禁，准許中國商民出海貿易。這個提議很快得到隆慶皇帝的批准，歷史上著名的「隆慶開關」正式開始。月港乃至所在的漳州也都一躍成為了明王朝試點改革的新區。

當然，作為已經運行了兩個世紀的總體政策，明王朝依賴土地產出的基本國策並是不存在根本性調整可能的。這樣的做法對於一個龐大的農業帝國而言，也是具有顛覆性危險的。

因此，所謂的開關其實就緊緊是針對月港所在的漳州一地的開放。當局給本國商船的通行證不過是的每年50張，後來增加到了1575年的100張。1589年開始，把前往東西洋商船的總數各定為44隻，每隻需領引一份。後來由於申請出海者太多了，又將船引擴大到110份。到十六世紀末時，才在漳州地區的居民獲准下西洋貿易之外，再特許泉州地區居民去到東洋貿易，以免非本地人以各種手段作假參合進來。

開關後的月港新區

每年，除了商船通行證的稅收外，商船入港時，也需要就貨物支付關稅。這給明朝政府帶來了十分可觀的財政收入。僅1576年一年，月港的關稅收入就已超過萬兩白銀。到了世紀末的1594年，從菲律賓流入的白銀應當超過264000兩，月港的關稅收入則達到29000多兩白銀。以至於當時的人們將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庫」。

若是類似的政策在更多地方實施，勢必會有更多的白銀收入進入中國。可惜在明朝當局來看，管理和控制海上貿易的目的已經達到，收入的額外增加也超出預期。因而繼續加強開放政策，增設口岸的做法，屬於毫無必要的事情。全國廣大地區依然應該以農業立國，吃地產紅利。

開關後的月港新區同稍早時候開始租借給葡萄牙人的澳門一起，成功聯通了中國沿海到東南亞及印度洋各國的貿易線路。當時被大量開採的日本銀礦成為了葡人輸入中國的主要資金來源。

同時，佔據菲律賓呂宋島的西班牙人也與月港聯通，為大明王朝源源不斷輸入走太平洋航行運輸來的巨量美洲白銀。這些重要財政收入大大緩解了過去明王朝因不善理財等原因而造成的財政危機，並為後來著名的張居正改革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

小小的月港成為了當時中國鏈接世界經濟的介面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月港的重要位置與自然條件限制，使得外來入港的商船都必須停泊到出海口的廈門島卸貨。廈門作為一個重要口岸的位置，也就此確立。

十七世紀初，抵達中國沿海的荷蘭人也一直希望以月港為中心的福建為突破口，打破當地與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固定貿易壟斷。這種要求明王朝進一步開放貿易訴求，顯然不會得到正面的認可與回應。雙方的分歧最終演變成了荷蘭與明朝之間的澎湖之戰和廈門之戰，無力反抗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隊的明朝地方官一度勸說荷蘭人離開短暫佔據的澎湖，去台灣發展。

荷蘭人筆下的南部中國地圖

於是，荷蘭人在明朝地方官的授意和帶領下，第一次登陸台灣。後來與荷蘭人鬥智斗勇的鄭氏家族，也是在這個時期，在這片區域，登上了歷史舞台。可以說，隆慶開關後的月港新區，對當時中國東南沿海歷史發展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很多後來人的想像。

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塵封的往事，不由得感嘆：許多大刀闊斧的改革並不源自人口稠密、經濟發達地區，而是將從一些過去人們所不注意的地方生長出來。

這些變革的本意也並非制定者的積極進取，相反更多的蘊含著對於現實的妥協與制度防線的後撤，因而在諸多政策上並不受到大力支持。然而，即便如此困難重重，月港地區的開關之舉，還是為明朝帶來了巨大的收益，也深刻的決定了整個地區之後一個世紀的歷史進程。

相比漢武帝時大刀闊斧卻收益倒貼的河套新區，開關的月港新區雖然起點低，但底子實際上更為雄厚，也更加貼近當時的世界發展主流。其更加成功的歷史事實，也就不難理解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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