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監獄實驗科普系列

最新 07-22

近日，發表在 Medium 上的對於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質疑與批判引起廣泛熱議，這使它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一直以來，只要是稍接觸一些社會心理學的人就幾乎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著名的實驗。

然而，許多人（包括查閱資料之前的本文作者）對它的了解其實比較有限，幾乎只停留在它出人意料的實驗結果和給人帶來的反思上。然而這一切背後的學問可遠遠不止這些，而且整個實驗中可以分析的角度非常多，例如實驗變數的控制，權威和去個人化效應在其中的應用，重複實驗等等。

本期推送會在簡單介紹斯坦福監獄實驗之後，從實驗中的兩個重點——去個人化和權威服從來進行介紹和簡析。

簡介

為研究社會環境對人行為和思想的影響，1971年暑假，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將斯坦福大學的心理系教學樓改造成了模擬監獄，以每個人每天15美元的報酬請了24名學生來分別扮演獄卒和犯人。這些被試都經過了篩選，以保證他們都是心理健康的正常人。起初所有人都以為這種模擬出來的場景不至於使被試們變成真正的獄卒和犯人的樣子。然而從第一天晚上開始，「獄卒」們強迫「犯人」用各種方式報數，實驗的走向就開始微妙起來。第二天的「犯人」叛亂是一個轉折點——「獄卒」的態度開始轉變，迅速進入角色，「犯人」也很快在壓迫之下漸漸崩潰，一些被試甚至情願放棄所有報酬以求提前退出。第六天，由於被試們的行為和情緒都已失控，實驗被就此叫停。

去個人化——不再是有名有姓的個體

「我希望他們開始思考，自己和其它人一樣是有編號的犯人，而不是有名有姓的一般人。」

這是津巴多教授在所著的講述實驗全過程的《路西法效應》一書里所寫的一句話。

在開始監獄生活時，「犯人」們被發放了印有號碼的統一囚服，此後的兩周（最終只有六天）里他們不再擁有自己原本的姓名，而是以統一編排的一串串號碼辨認。從第一天晚上就開始的「報數」環節，更是成為了他們最難熬的一段時間。在「獄卒」們一次次的要求下，「犯人」不得不一遍遍地報出自己的號碼、報出他人的號碼，一遍遍地被迫加強記憶。他們在此過程中接受異化，放棄原本的自我，逐漸把自己和同伴都看成那一串數字，從而陷入相同的掙扎與挫敗之中。為了模擬真實的監獄，「犯人」可以定期給家裡寫信。實驗人員發現，在許多家信中，「犯人」的落款都是他們的號碼，而非本名。

編號這種方式達成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去掉一個人的姓名並代之以一串號碼，這個舉措本身就可以造成一種屈辱感，集體編號又在無形中剝奪了他們作為個體所具有獨特的個性，賦予他們在新環境、新制度下的社會角色。這樣一來，他們便會漸漸融入「犯人」這個群體，為自己打上標籤，像入戲的演員一樣完美地扮演這個角色。只不過，到那時所有人都忘記了這個嚴苛的制度是人為構建出來的，監獄的環境也是模擬的，而是把它們都看成了既定的現實。

同時，「犯人」們被要求統一穿上肥大的囚服上衣，赤裸雙腿。「獄卒」對於他們也以「ladies」稱呼，好像他們的確是穿著連衣裙的女人。「這使他們在行動時產生一種怪異感（awkwardness），從著裝上使他們不適，……使他們女性化。」實驗最初的一篇論文里這樣寫道。「女性化」這個說法非常值得玩味。也許作者的意思更多是說，作為男性的被試此時體驗的生活方式與他們原有的性別認知和習慣相差甚遠，於是感到一種陌生與疏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實世界中女性相較於男性普遍處於偏低甚至從屬的地位。所以「女性化」處理是否也對於異化「犯人」並且降低他們的地位有一定作用呢？

不止是被分配為犯人的學生，成為獄卒的被試們也經歷了去個人化的改造。他們同樣穿上整齊的制服，佩戴反光太陽鏡。「這是為了營造一種他們屬於統一的權威的感覺。」這種效果同時作用於「獄卒」和「犯人」身上：「獄卒」感到自己屬於強權的一部分，從而肆意濫用權力；「犯人」則因此感到對方是一個強勢的整體，自動放低了身份。

雙方的去個人化使群體的界限變得十分分明，更加劇了高低地位的分化。

有趣的是，一些不願加入作惡的「獄卒」，在同僚折磨「犯人」時無動於衷地站在一旁，並摘下反光眼鏡。他們似乎在無意識地與去個人化抗爭，想要通過這種方式找回原本的自己。

權威服從——掌控-被掌控的角色模式

在實驗開始的前一天，主試和扮演獄卒的學生共同商討協定了監獄規則，規定了對「犯人」們的限制。津巴多教授特別提醒：「不能體罰他們（指犯人的扮演者），但可以製造厭倦、挫折感和恐懼。」結果，這些被試者超速超額地完成了任務。在第一天晚上，「獄卒」就開始了對「犯人」的捉弄：讓他們用各種方式報出自己和同伴的號碼，並強制記憶。而在同一天的早晨，他們還偷笑著，顯得十分生疏。之後「報數」成了每晚的例行環節，在其中「獄卒」們也越發變本加厲。並且在第二天的「犯人」叛亂之後，「獄卒」們腦海里「這些人是危險、低賤的」的意識加固了，這作為一個轉折點，使模擬監獄中兩個角色的懸殊顯著地拉開。

不僅是夜班時間，在其它的公共時段里「獄卒」也從未停止對於「犯人」的壓迫。監獄規則里關於吸煙的一條是，「犯人」可以在獄卒的監管下吸煙。而當一位「犯人」在午餐時間向一位「獄卒」提出要吸煙時，卻得到了「吸煙是特權」的答覆。顯然地，權威階層掌握了話語權，從而也掌握了發號施令、解讀規則的權力。

這些學生被隨機分配為獄卒和犯人，而這種地位分化使他們產生的轉變卻並非偶然。除了觀察實驗本身的過程外，還有一個方法可以佐證：在實驗結束後將兩組學生對調身份。雖然這只是個設想，不過試想一下，如果真的實施起來，曾經身為犯人的人會學會體諒新的「犯人」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的過程中，津巴多教授請來了曾經在監獄裡關了十多年的一位前犯人來做實驗顧問，而這位顧問在假釋聽證會上卻百般刁難「犯人」被試們。美國小學教師珍·艾略特在課堂上的實驗*2也能夠說明，被壓迫者翻身後會成為新的壓迫者。

最後，我們需要思考的又一個問題是，獄卒組的被試們其實並未像真正的監獄管理者那樣受過專門的訓練，他們又是怎麼在這樣短的時間裡習得壓迫的姿態的呢？犯人組的被試們也未曾觸犯法律，他們俯首認命的心態又從何而來？不難想像，被試們根據既往的生活經驗，從父母-子女、醫生-患者、老師-學生、老闆-僱員等模式中總結、模仿、改造，這便形成了監獄中的角色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