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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日軍的戰俘政策

原標題:二戰時日軍的戰俘政策


「能不能請你告訴紅十字會我還活著?」雷洛伊·西格爾(Leroy Siegel)1945年4月7日在他的B-29轟炸機被日軍擊落在名古屋而遭俘獲的時候,這樣和日本兵說道。他當時20歲,是B-29轟炸機上的機槍手,當時被嚴重燒傷,在一個古老的城堡里,面對著審訊他的日本軍官,渾身發抖地請求道。他還想知道,他的機組成員們還有沒有倖存下來的。


「我們不承認紅十字會。」日本的翻譯官冷冰冰地答道。

這不該是一個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國家的軍官應該給出的回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強國的外交官齊聚日內瓦,決定強化戰時對待戰俘和使用戰俘的國際規則。1929年《日內瓦公約》被世界各國所承認,日本的代表小林仁(Hasahi Kobayashi)也簽了字,他後來成為日本帝國海軍的中將——他後來要為1944年發生的巴拉望島大屠殺事件負責,日軍在這場屠殺中殺害了139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官兵。在1929年的時候,他還是外交官的角色,他代表日本簽了字,《日內瓦公約》白紙黑字地寫著:戰俘應該受到國際法的保護。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LOGO)


不幸的是,日本政府的一些成員根本不承認他的簽字。日本國會在批准《日內瓦公約》的時候,只是部分地批准了《紅十字會公約》——這只是《日內瓦公約》當中的一個文件。在日本國會中非常流行這樣一種觀點,對於軍事人員,一些日本國會議員糾結於《日內瓦公約》中對待戰俘和使用戰俘的一些細節性條款,他們認為在日本這些條款毫無意義,因為日本的士兵(包括海軍和空軍的士兵)是不會不顧自己的榮譽向敵人投降的。死亡將是他們喜歡的結局。所以對於日本國會——這個強有力的立法者來說,《日內瓦公約》的這部分內容毫無意義,所以他們拒絕批准《日內瓦公約》。

日本政府在《日內瓦公約》上的「不作為」使得美國政府在日本成功突襲珍珠港之後的幾周內非常緊張,而且日軍隨後快速向東南亞進軍,包括向菲律賓發動進攻。在1941年12月中旬,已經有數千名美國軍事人員被日軍關進了戰俘營。美國駐柏林和瑞士的代表請求瑞士政府向日本政府傳達以下緊急訊息:


美國政府請求瑞士政府駐東京的代表就以下幾點與日本政府進行溝通:


美國政府是1929年7月27日通過的《日內瓦戰俘公約》和《日內瓦紅十字會公約》的成員國,美國政府現在要援引這些條款要求日本政府善待美國戰俘和平民。


此外,美國政府援引《日內瓦戰俘公約》,要求日本政府善待所有被日軍俘獲的美國平民,日本政府應該遵守《日內瓦公約》的這些條款。


日本政府是上述公約的簽字國,可是日本卻沒有批准《日內瓦戰俘公約》。美國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本著平等互惠的原則與美國政府同時遵守上述兩個公約的相關條款。

如果日本政府遵循上述公約,美國政府將表示欣賞和尊敬。



(時任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


這個「口信」有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 Hull)簽署。在經過7周漫長的焦急等待之後,美國國務院最終在1942年2月4日獲得了瑞士外交部長在柏林的回復:


貴國12月18日的第331號訊息已得到回復,供參考。瑞士駐東京大使在1月30日發來如下電報:

日本政府已經告知我:第一,日本作為簽字國將嚴格遵守《日內瓦紅十字會公約》;第二,儘管《日內瓦戰俘公約》對日本沒有約束力,但是日本政府將儘可能地遵守此公約的相關條款,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採取手段為美國戰俘提供必要之保護。


日本外相東鄉茂德(Togo Shigenori)幾個星期之前已經通過西班牙駐華盛頓大使對美國做出過類似的保證。但是幾個月後,在1942年12月11日,日本政府又對上述表態進行了一個「不祥的澄清」,他們解釋了一下遵守公約的必要條件,用現在的話來講,他們的態度將隨著情況的變化而變化,類似於我們今天常說的「看情況」。為了抗議日本方面虐待在中國俘虜的美國戰俘和平民,美國政府在1942年12月11日給日本方面發去了如下的電報:


日本政府已經通知美國政府,日本政府決定儘可能地按照1929年7月27日的《日內瓦公約》給予美國戰俘和平民以必要之保護,但是現在日本政府虐待美國戰俘的行為毫無疑問是在違背日本政府的法律義務。


而且按照日本的政策,戰俘一旦被俘獲就應該儘快落實戰俘的待遇。在1941年12月27日,在日本軍隊攻佔威克島之後,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個官方的戰俘信息統計署,這個戰俘信息統計署也是遵照天皇敕令建立的。但是這個機構由日本的陸軍部負責,陸軍部以很快的速度建立了自己的戰俘管理機構,這個機構由日本最有權勢的、掌管戰爭機器的人來擔任首領:他就是陸相東條英機,他這個沒有攜帶陸相公事袋的虛職陸相,實際上在整個戰爭期間,主要職責還是擔任首相。1942年1月8日,東條用野戰部隊的密碼發布了一個命令,向每一個日本人——軍人和平民解釋日本對於戰俘的態度。「作為一個戰俘活著將不會獲得任何尊嚴。」東條宣稱。對於日本人來說,沒有尊嚴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所以,戰俘是沒有活著的價值的——是日本的負擔——不應該受到日本人任何的關照。正如歷史學家加萬·道斯(Gavan Daws)指出的那樣,在日本人眼中白人戰俘只不過是一個「日本的數字」。


(時任日本外相東鄉茂德,甲級戰犯,1950年病死於服刑期間)


儘管日本外相東鄉茂德做出過保證,可是日本的陸相已經把戰俘的管理權從日本外務省搶走了。在美國捲入二戰的第一個月內,落入日本人手中的美國戰俘的命運就變得黯淡無光。


直到1942年4月國際紅十字會才從日本戰俘信息統計署那裡得知差不多有1200名平民和379名海軍陸戰隊員落入日軍之手,他們是在1941年12月10日的關島戰役和12月23日的威克島戰役中被日軍俘獲的。為了恐嚇威克島的美軍戰俘,日本兵強迫他們把腰部以上的衣服全都脫光,坐在停機坪上兩天兩夜,直到當年的聖誕節來臨。在此期間,日軍只讓他們呷了幾口水,吃了一點點麵包。與此同時,日本的軍官們展開了爭論,有一派軍官主張殺光這些戰俘,另一派軍官主張要麼按照國際法來對待這些戰俘,並響應美國國務院的強烈要求把這些平民釋放了,然後讓他們自生自滅,要麼將這些有技術的建築工人運回日本「派上好用場」。所以很多威克島的平民建築工人發現他們被送到日本在藤永田造船所、敦賀船塢、川崎重工造船廠和日本變壓器公司充當勞工,這種都在大型企業工作的「巧合」不是偶然的。



(巴丹死亡行軍)


在菲律賓被俘的美國人的家屬在等待了令人心急如焚的8個月後,才在1942年的12月得到了他們的家人經歷過殘酷的1942年4月發生的65英里長的巴丹死亡行軍之後是否倖存的隻言片語。一些美國家庭甚至在他們的家人被俘一年之後,都沒有接收到關於他們的兒子、兄弟、丈夫是不是還尚在人世的任何正面消息。國際紅十字會的官員在1948年發表的一個戰後報告中,如此描述:「與日本戰俘信息統計署關於軍事人員成為戰俘的溝通……在整個戰爭期間都非常緩慢。國際紅十字會沒有獲得日本方面任何有關被俘人員傷亡、生病的數據。」日本戰俘信息統計署也沒有發送過來任何關於戰俘死亡的確切信息。國際紅十字會在這份報告的結語用經典的外交辭令做了總結:「這種情況遠遠不能讓人滿意。」


編輯:季我努學社張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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