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爆發，南下流亡
聚聚（張郁廉）生母的生命在匆忙和無奈中過早地結束，父親張日高無奈把聚聚送去寄養，俄國人阿里莫夫（Алимов）夫婦收養了幼小的聚聚。在她五六歲時，夫婦和平分手，此後，瓦娃搬到郊外懶漢屯獨立撫養聚聚（佐雅）。到了入學年齡，瓦娃堅持讓佐雅接受正規中國教育，並最終決定搬入「東順祥」大雜院，不久後聚聚進入「第十六小學校」就讀。在「東順祥」大雜院與玩伴度過快樂的童年並與主家孫家兩家關係密切，小學畢業後進入了好友桂雲就讀的哈爾濱市立女一中。
中學畢業後經過考試，張郁廉被錄取為天津南開女中高中一年級的正式學生,開學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張郁廉隨著同學轉移借住在北京趙二大爺家，新學期後轉讀北平私立慕貞女中，但和遠在哈爾濱的家人失去聯繫，幸而桂籍的母親領著桂雲和桂毓，由淪陷的哈爾濱遷居北平，張郁廉得以搬去和她們同住。和她互生好感的桂籍在畢業之際被家人騙回老家同指腹為婚的未婚妻成婚，張郁廉內心十分受挫，更讓她悲痛的是養母瓦娃的突然逝世。
高中畢業後，張郁廉順利進入燕京大學醫學系，無奈課業太重，生活來源也成為很大的問題，因此在大二時轉讀教育系。大三時，一二九運動爆發了，各個大學的學生紛紛參加遊行呼籲政府抵抗日本的侵略。大三暑期，我按照事先和父親的約定，由北平輾轉到老家朱由村同父親會合。
7月8日傍晚，平里店傳來消息：日軍在河北宛平縣盧溝橋製造事端，炮轟縣城。國人推定，這次日軍行動不是突發的「意外事件」，而是實施侵佔華北的計劃。7月下旬，煙濰公路上出現一批一批逃亡的年輕人和學生，他們由北方各地輾轉到大連、旅順、營口各港口，乘船到煙台，改搭煙濰公路的客運車，經掖縣平里店、濰縣到濟南，再乘平滬鐵路火車到首都南京。
由海路逃亡的人越來越多，從父親在平里店收集到的消息看，局勢越來越嚴重。北平於8月4日淪於敵手，政府不再忍讓，我軍奮起抵抗，全面抗戰一觸即發。我和父親再三商量，結論是：我既無法回北平，也不可能回哈爾濱，更不能留在朱由村，只有隨流亡學生去南京一途。到了那裡，再看情形，轉學讀完大學或找工作。決定做出，父親和我都極彷徨痛苦，但此外沒有可行的辦法。
戰爭爆發後，父親與我商議未來去向
好在父親對我應付惡劣環境的能力很有信心，他再三叮嚀：女孩子家絕對不要到前線工作，一定要完成大學教育。臨行前又囑咐我，若有機會到四川，別忘記去到成都張家鐵角灣看看。那裡是我們張家的根。常言道：「蜀道難於上青天」。誰想到，父親的期望我一一付諸現實，但迫於當時的形勢，「不到前線」這項承諾我未能遵守。抗戰八年，我都在四川。進成都燕大讀四年級時，沒忘遵父囑去找張家鐵角灣，但張家祖先之根已渺不可尋。
到了動身日期，父親送我到平里店，我手提由北平帶來的簡便行李，兩人心情異常沉重。沒有想到，在等候南下汽車時，遇見了桂毓。他也是利用暑假，由上海到麻渠村探望父親。見到暌違多年的父子倆，大家很是驚喜。「男大大」帶著期許的眼光對我說：「有桂毓和你結伴，我們都可以放心了。到南京找桂籍，他會替你們想辦法。」
在準備南下的車站喜遇桂毓父子
經過無比擁擠和慌亂的旅程，終於抵達南京。但不見桂籍的蹤影，原來他已被派往沿隴海、津浦、平漢鐵路的車站，參加國民黨中央黨部所編定的小組，組織培訓，並進行宣傳，在河南、山東、蘇北工作數月。在南京我遇到不少流亡的燕大同學，也見到家在南京的朱祥麟。大家紛紛到「流亡同學服務中心」報到，接受分到的食宿地方，並填寫個人志願。我參加了醫護訓練班，但不是和流亡的同學住，而是應周克太太康淑敏之邀，住在傅厚崗三號桂籍空出來的房間，白天外出參加各種活動。就在這個時候，我和周太太建立了良好友誼，此後維持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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