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為什麼在西方受歡迎？

（羅青/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7月19日《南方周末》）

為什麼要騎青牛出關？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這段話是有關老子生平的最早記載，文字簡約，語焉不詳，留下的問題比答案多。至於老子如何「居周久之」，又為何「見周之衰」，就一定要離周而「去」，而且是出「函谷關」朝西方而「去」，司馬遷並未詳論。

漢劉向在《列仙傳》中說老子：「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說老子是「乘青牛車去」，所謂「青牛」，「青」者色「玄黑」，應該是指「水牛」。而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也引了《列仙傳》這段話，但卻說：「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並沒提到老子乘車。

後人據此，傳說老子「騎青牛出關」，有的還加油添醋，說老子是「倒騎青牛」出關。然而為什麼不是騎黃牛或騎馬出關？老子出關時，年歲已高，長途行旅，為何不乘坐牛車或效率較高的「馬車」出關？種種說法，既無確切的依據，更無合理的解釋。

關於老子出關「騎青牛」之說，在實際考據方面，歷代典籍中並無所見，只有一個小小的旁證，說明可能真有其事。這就是晚明諸葛羲所寫的小品文《青牛老樹記》（見劉大傑編《明人小品集》，上海北新書局，1934年9月，頁190。龔鵬程策劃主編兼導讀的周作人編《明人小品集》，台北金楓出版社，1987年1月，系偽書，張冠李戴，不確），諸葛羲乃諸葛亮第三十六世孫，崇禎元年（1628）進士，家學淵源，學術有一定的根底，其「證詞」，理應具有參考價值。

諸葛羲的文章開頭便說：「老子入函谷關，為令尹喜強著書，道德數千言，傳至今，獨青牛所系樹，世罕傳。余初過華陰，入西嶽廟。雨甚，踉蹌雨中，不知有青牛樹也。」後來他考上進士那年（戊辰九月），「再過華陰。……有道人指樹眂余。樹在鐘鼓亭左，高丈有餘，輪困蟠結，與他樹不類。相傳為老子系青牛其下。禿頂無梢，澤若紫芝，壁立若石丈爪膚，覷之色猶蒼然。自周至今，千百餘載矣。況前此又不知其幾千百年乎？」諸葛羲認定老子是騎青牛出的關，卻沒有說老子乘車。

老子與青牛，俱己往矣，渺不可考，然當初系青牛的老樹，仍然屹立不搖，或可作證。「物之至者，與天地相終始，蓋若斯也。」諸葛羲如此慨嘆道，認為此樹「不事隱藏，而能久視長生於見見聞聞之地，此所謂大奇也。且有至人，而後有至物，因為之記。」這篇文章，雖然沒有解決上述問題，但至少說明老子騎青牛出關這件事，在當地流傳已久，並非空穴來風。

電影《阿波卡獵逃》講述的故事

要解決老子青牛出關的問題，還要從美國著名演員和導演梅爾·吉布森2006年出品的電影《阿波卡獵逃》談起。該片原名Apocalypto，本是「文明的崩毀與重生」的意思。全片精彩刺激，好看叫座，近幾年經常在各電影台播出，可謂家喻戶曉。

該片依據近二十年來世界文化人類考古學新知，以墨西哥尤卡坦半島的古瑪雅文明為背景，講述半島中部幾個漁獵採集社會聚落，遭鄰近興起的強大農業社會侵略，而導致族滅人亡的悲慘故事。漁獵採集族人之一：黑豹爪（Jaguar Paw），不幸被瑪雅農業社會武士俘虜，押解回國為奴，在生死存亡之際，一路上他奮其智勇，驚險逃生，最後終於成功救援妻兒。

為了對照漁獵採集社會的純樸和諧與農業階級社會的鋪張繁華，片中刻意展現了瑪雅農業文明諸多奢華血腥的迷信與苛政，如造金字塔、奴隸買賣、活人祭祀、武士橫行等等，顯示兩種社會的巨大差異。（美國文化人類學教授Mary Weismantel與Cynthia Robin，在《芝加哥論壇報》2006年12月17日發表文章，譴責該片曲解污衊瑪雅文明。）

尤其是在故事一開始，黑豹爪與族人，長幼有序，親朋和樂，單純平靜，與世無爭，每日在自家聚落的能力或勢力範圍內，從事漁獵採集活動。一天，忽然遇到鄰近另一支漁獵採集族人，攜家帶眷，倉皇經過，似乎是因為逃難，才不得已前來借道，雙方會面，不交一語，充滿了疑惑與戒備。最後，對方手示保證，不會停留侵佔地盤，只求快速通過到達遠方，以便另覓棲地。

二族驟然相遇於深林之中，雙方言語不通，信息不暢，只能在警戒中友善互視，在禮貌中相互目送，此方毫無親善往來相互幫助之意，彼方也無求援求助通風報信之心。數日後，當黑豹爪一族，突遭雅瑪農業武士拂曉偷襲獵殺之時，方才恍然大悟，日前鄰居為何倉皇出奔喪亂逃難，現在夢醒驚覺，可惜為時已晚。

觀影至此，不由自主地讓人聯想起《道德經》第八十章中所說的：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阿波卡獵逃》故事情節的後來發展，雖然引起文化人類考古學者的非議，但影片開頭這一段「小國寡民」的樸素描寫及高級農業社會貪婪豪奪的刻畫，倒是十分精彩傳神。這種「慘劇」在《莊子·人間世》也提到過許多：「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令人慨嘆不已。

在《道德經》五千言中，老子對漁獵採集社會「小國寡民」的歷史與智慧傳承，著墨不多，但在《莊子》的《胠篋》篇中，則有補充說明：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在老子、莊子眼中，從容成氏至神農氏，代表了漁獵採集社會的發展史，相當於三皇時代與五帝早期時代，以結繩記事為主，是為「至德之世」。莊子形容這時——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莊子·繕性》）。

而五帝後期時代則屬於堯、舜、禹、湯所代表的農業社會，糧倉豐盈，發明多有，以陶文、金文、甲骨文為主，是為「聖人之世」。在莊子看來，這是一個道德漸衰，每下愈況的時代，他在《繕性》篇中寫出老子「見周之衰」的原因與過程：「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最後，弄得「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因此老子認為要「絕聖棄智」才能「民利百倍」，莊子也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胠篋》）。

老子決定放棄每下愈況的「農業社會」

如果我們以上引第八十章為核心，採取「賦比興」的「興」式對照法，來閱讀全文僅有八十一章的《道德經》，也就是從第一章到八十一章，逐一與核心的「小國寡民」一章，平行對照而讀，便可發現《道德經》全文的寫法，是以「小國寡民」一章為圓心，以漁獵採集社會的智慧及思考模式為基準，讓其他所有的章節，圍而繞之，不斷與圓心對照，反覆說明老子反對物慾橫流的農業社會的政治立場。

由是可知，老子出關的主要目的，是「見周之衰」後，決定放棄每下愈況的「農業社會」，毅然「騎青牛出關」，回歸到他認為充滿生機的「漁獵採集社會」，臨去留下的《道德經》五千言，明白表示反文字、反征戰、反科技、反交流的主張，是他最「激烈的政治宣言」，充滿了對精耕富裕農業社會的警告與預言。

《史記》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書·張蒼傳》則說：「老子為柱下史」。無論是「守藏史」或「柱下史」，都是周朝的史官，掌管周室歷史，對周朝農業社會發展史，當然了如指掌。

我們知道，從距今一萬年前新石器時代開始，農業文明開始在中東兩河流域急速發展，至公元前五千年到前兩千年之間，發展成熟。興起於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周代，雖然起步較兩河流域稍晚，但此時也正好處於農業社會發展興旺的階段。比起有長達三百萬年發展史的舊石器時代漁獵採集社會，僅有一萬多年歷史的農業社會，在生存經驗與人生智慧的累積上，可能要相形見絀。

生活於公元前六百年的老子（571？—500？），掌管歷代祖宗遺留下來的各種史料，對周朝前五六百年的農業社會發展史，當然知之甚詳，對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盤庚遷殷後，走向精耕的高級農業社會之變化，當有深刻的認識。通過與漁獵採集社會所遺留下的智慧經驗對照，老子看穿了擁有富裕糧倉的精耕高級農業社會之各種問題與弊病，並對回歸古代漁獵採集社會，有著無限嚮往。漁獵採集社會的生活方式是採集游牧混合的，其農業也是游耕法，從甲骨文中可知，牛的馴化，在公元前四千年就開始了，是漁獵採集社會中的主要家畜之一。而馬的使用，要到公元前二千年殷商時才開始普遍，而且是征戰殺戮利器，專門用於攻伐。老子不坐車，選擇騎牛而不騎馬，除了信念（「雖有舟輿無所乘」）與年齡的關係外，象徵意義當然也包括其中。

以「漁獵採集」對抗「精耕農業」

老子《道德經》從第二章開始，便逐章對精耕或富裕農業社會的各種現象，痛加針砭，認為這種農業社會，鼓勵區別「善惡」「美醜」「難易」「高下」「長

短」的觀念，不如漁獵採集社會「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老子痛切地認為，富裕農業社會大力提倡「難得之貨」「可欲」「富貴」「金玉滿堂」「五色」「五音」「五味」「馳騁畋獵」，會「令人心發狂」；更指出「多藏」「伎巧奇物」便會造成「法令滋彰」「大費」，同時孳生「自矜」「尚賢」「慧智」「仁義」之心，最後導致「利器」「佳兵」「爭伐」出現，直接把人民引導到盜賊戰亂上去。在《道德經》第五十三章中，老子乾脆直接開罵：「大道甚夷，而人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這使我想起1970年在美國留學時，遇到的「嬉皮反戰運動」（Hippies），當年美國社會在越戰中，達到發達資本主義的高峰，各種「令人心發狂」的事，層出不窮，引起年輕人的不滿，大家紛紛向東方尋求智慧解脫之道，於是英譯《老子》《莊子》的風氣大盛，甚至完全不懂中文的人，也千方百計尋找懂中文的人翻譯協助，設法弄出自己的譯本。我就親身遇到過好幾起這樣的例子。好奇的我問道，市面上已有很多譯本，為何非親自重譯不可？得到的答案，大同小異，都說在對照過各種譯本後，認為沒有傳達他們獨特的體悟，非重譯不可。

其中有一位告訴我，他之所以迷上《老子》完全是受了文化人類學家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那篇《原始富裕社會》（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1972）的影響。薩林斯是法國巴黎1968年學潮時代，最有名的美國年輕學者，而此文是有史以來最具廣泛影響力的文化人類學論文。他延伸法國文化人類學大師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的經典名著《野蠻思考》（La Pensée Sauvage，1962）的思路，認為富裕農耕糧倉社會，帶來的只是「工作、階級、戰爭」（work，inequality，and war），而原始野蠻的漁獵採集社會，每周只要工作21到35小時，人們能力有限，慾望不大，資源財產不多，卻不貧窮匱乏（poor），大家和樂相處，各采所需，是一理想大同社會，何野蠻之有？

事實上，這種推崇「野蠻人」的思潮，始於十九世紀的浪漫派。自1765年瓦特發明蒸汽機後，理性冰冷、貧困擁擠又烏煙瘴氣的工業城市興起，刺激了嚮往自然山林、注重直觀感性的浪漫思潮出現，「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一詞，不脛而走，鄉野老農、鄙俗民歌、乞丐瘋子……都成了文學寵兒。都市貴族、資本家與富豪，全成了批判諷刺的對象。

於是薩林斯筆鋒一轉，針對當時發達資本主義的富裕中產階級社會，猛力抨擊，認為他們所建立的消費社會是一座「永難滿足的消費慾望神廟」（a shrine to the Unattainable：Infinite Needs），陷人們一生捲入永無休止的非必要消費輪迴。如此立論，當然會令人想起《老子》「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的警告。這樣的文章，恰好為流行的「嬉皮反戰運動」，提供了最佳的哲學美學基礎，難怪甫一發表，便夾帶著《老子》《莊子》，一起大受歡迎了。

四十年後，根據地理文化人類考古學者的研究，進一步落實了薩林斯的說法。原來漁獵採集社會聚落的人口，之所以能長時間維持在數百人上下，是因為婦女哺育幼兒至四五歲，這樣長時間的哺乳，造成受孕困難，形成了一種自然避孕法，可以避免聚落人口過分膨脹，而無法靠互助採集養活。（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0，p.100）

此時，人們已知發展養狗及耕牛等家畜，從事初級農業耕作，卻沒有糧倉的設立，顯示大家財富相當有限，沒有貧富不均的現象，更沒有盜竊或豪奪的問題。至於漁獵採集社會的聚落與聚落之間，也刻意保持距離，各有各的採集範圍，互不侵犯，老死不相往來，充分地實現了老子所嚮往的理想社會。

到了公元前一萬年，農業社會出現，漁獵採集社會的游牧燎荒式耕作，慢慢發展為定點擴張的精耕細作，糧食產量大增，大小糧倉不斷出現，造成了「高級富裕農業社會」的出現。目前世界上發掘出來最古老的「糧倉」，寬高各十英尺，出現在九千年前的約旦河谷，是財富權勢的象徵，此「糧倉」乃導致人們追求「難得之貨」「可欲」「富貴」「金玉滿堂」「五色」「五音」「五味」的直接源頭，也是「法令滋彰」「忌諱」及「爭伐」的間接原因，更是培養「聖賢」「仁義」「盜賊」「大偽」「寵辱」的最佳溫床。

為了獲得更多更大的財富權力，土地的開發與兼并，便越來越迅速密集，糧倉也越建越大，貴族富豪與僕人奴隸越來越多，無需耕作的專業武力隨之而起，社會階層的劃分也就越來越嚴密，婦女哺乳期不斷縮短，奶媽、多妻與奴僕的興起，導致人口快速增加。於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便成了治理「高級富裕農業社會」的首要任務。

為了控管日益複雜的國政，不得不加強文書的流通與政令的倡導，文字語言的普及教育，便隨之而來，教育越發達，智巧之設就越多，巧取豪奪一旦流行，戰禍自然就接連不斷。於是被視為戰爭利器的「馬匹」（出現於商代晚期）與「兵法」（《軍志》《軍政》等兵書出現於春秋戰國之前），便應運而生。戰略戰術、戰馬戰車的廣泛運用，擴大了戰爭的規模，名將、名臣、名主紛紛出來爭勝稱霸，造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局面，萬惡的高級富裕農業社會，在「秦將白起坑殺趙卒四十萬」（公元前262年）的哀哭中，以人間地獄的方式全面出現。老子理想中的漁獵採集社會，在中原遭到徹底的驅除與毀滅。

老子向西孔子向東

公元前516年周朝王室內亂，典籍散亂流失，老子受到牽連罷官。老子既然「居周（富裕農業社會）之久」，又「見周（富裕農業社會）之衰」，知道這是時代發展的大勢所趨，無法挽回，遂有去國（富裕農業社會）之行。孔子（前551—479）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認為大陸之上，農業社會無所不在，如不能實踐理想，則無所遁逃，只有向東，擺脫這一切，浮海而去，有向東方冒險探索新世界的雄心，成為「海洋導向文化」的契機。老子則認為，要西行出函谷關，要回到過去，理想中的漁獵採集社會，說不定還找得到。於是老邁卻又反對使用「舟輿」的他，當然只有騎著代表漁獵採集社會的「青牛」，毅然離開中原，離開高級富裕農業社會，走回過去，在回憶中尋找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成為「大陸導向文化」的種子。儒家進取，道家內斂的對照，明顯可見。

僅僅只寫了五千言的《道德經》，是老子出關前的「急就章」，也是他畢生思考所得，主張以「無為而無不為」的「道」為核心，勸人「見素抱樸，少私寡慾」，最後「復歸於嬰兒」，裡面充滿了漁獵採集社會所留下的智慧與美學。

老子所謂的「道」，從美學上來說，就是「隨機應變自由有機的生命力」，而這「生命力」是「無為而無不為」的。因為凡有生命力者，必能隨機應變，才能達到「無為而無不為」這種境界：時機未到，生命力尚未應變，一切都在「無為」狀態，也就是保持原來本質的純然狀態，完全不搞「畫蛇添足」式的刻意多餘之舉；而「恰當時機」一旦出現時，萬事萬物中，有生命力者，便會立刻把握應變而動，乘機發展而起，即可「無不為」。

老子騎青牛出關，是他一生信念的象徵，是他生命力最徹底的發揮：以具體行動，實踐自己在《道德經》中的主張。以經書而言，五千言未免太短，卻字字珠璣，句句精要，絕非徒託空言一紙，大話高頭講章，難怪歷久常青不衰，傳頌中外至今。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