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馬克夢八十年代留學生們的北京日常
編者按
1952年9月，「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的14名外國留學生成建制調整到北京大學，標誌著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大學來華留學工作的開始。60多年來，共有來自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萬多名留學生在北京大學完成學業。
面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是加強中外人文交流的有效途徑。北京大學國際校友的人生經歷和他們講述的中國故事，為理解中國的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的歷史提供了獨特的海外視角。
2015年，「北京大學新中國留華校友口述實錄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正式啟動，旨在收集和整理北京大學國際校友的成長記憶，重點講述他們與中國特別是北京大學的故事。考慮到口述者的特殊經歷、個人情感以及因時間久遠而造成的記憶模糊等因素，作者通過訪談第三方、查找資料等方式對口述內容進行考訂、補充，成稿後又請口述者進行了校正。
近日，這套叢書中的《夢，在路上：美國堪薩斯大學東亞系前主任馬克夢口述》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授權摘錄書中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口述者簡介：
馬克夢（Keith McMahon），美國堪薩斯大學東亞系前主任，曾在台灣、北京和上海等地學習、研究多年。1984年始任教於堪薩斯大學。研究領域涉及明清小說、中國文學中的男女人物類型、色情文學、鴉片吸食與現代主體性、文學與精神分析理論、歷代后妃及制度等。
1996年馬克夢在北大與李零（左一）、唐曉峰（左三）在一起
迄今每年去中國，去北京，都是令我振奮的一件事。20世紀80年代時每次到中國，還都會到上海去看看復旦大學的師友，但漸漸地，則幾乎都是在北京停留了。我到北京，主要是到北京大學，在美麗的燕園訪書訪友。這裡有我做研究所必須翻閱的明清小說，有馬隅卿的珍貴藏品，也有可以交換意見、談天說地的朋友。
我在北大的經歷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5—1986年，及至1991年，憑著美中文化交流委員會的基金做訪問學者；第二階段是1991年之後至今每年一次的美中往來。1986—1991年，我每年都會到北大待兩個月左右。1991年，我在北京認識了我的愛人，我們在北京開始戀愛。當時她已有兩個女兒。戀愛兩年後，我們於1993年結婚，她們於1995年從艾奧瓦州搬到堪薩斯同我一起住。因此，從1991年之後，因為要照顧家裡，我在中國的時間相對縮短，但每年也會待兩三個禮拜。
我於1985年秋第一次到北京大學做訪問學者。之前一年，1984年春，我拿到博士學位，開始在堪薩斯大學工作。生平頭一次給大學生上課，人生職業化的道路由此開始。因此，我1985年到北大時，身份及心理已跟以前來中國時很不一樣，這對我也是一個新的開始。當時我住在靠近北大西門的勺園，4號樓4層，最西邊的房間。剛搬進來時，還不懂4號樓跟1、2、3號諸樓的不同。4號樓看門的人絕對是晚上十一點準時關門，晚於十一點就得把他叫醒，而1、2、3號樓則可以隨時進出，比較開放。當時4號樓4層住的多半是美國人，都比我年輕，我是唯一的訪問學者。以後認識的最好的朋友，都是從歐洲來的，也有蘇聯的，他們都不住在4號樓，而是住1、2、3號樓。
我那時常常到他們那裡玩兒、閑聊。他們大部分是這麼一個樣子：剛到北京大學的外國留學生一般不懂中國的教育制度，對於高考，以及中國學生都必須考上某個系才能被錄取，甚至連高中都得考……像這些都根本不了解。這些制度在1979年剛恢復不久，之前工農兵學員的試驗已被放棄。當時外國學生中有一小部分是本科生，尤其是從南斯拉夫來的學生，我也認識不少，還有非洲國家派來念研究生的，我認識的一位，現在已是衣索比亞的總統。其他歐洲、北美，以及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留學生能到北大上課，一般則只有一個簡單條件：申請學習漢語，而課程也幾乎是專門給他們設計的，很少跟北大本科生一起上。當然他們還得有一定的水平，可是大部分肯定不如北大的學生那麼能幹，來北大之前絕對沒有過如北大學生那般長年苦讀的經歷，也沒有對未來做好準備。直到今天，這些現象也都一直如此，是一個特別的文化及社會現象。
20世紀80年代的北京，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有那個時代的獨特感受，只是今天的人不一定理解。例如，第一，洗衣服得自己手洗，每天都得洗，要不然臟衣服就會堆起來，到洗的時候無形中就增加了負擔。當時的洗手間有那種很大很長的水池子，得把衣服泡在臉盆里等一等，然後沖洗，回到屋子裡掛起來晾著。沒有空調，沒有電風扇，開著窗戶就好了，熱一點就用扇子。直到現在我還喜歡用東方式的扇子。
第二種享受是在食堂吃飯。勺園那時候的食堂現在已經拆了，又蓋了新的。當時的食堂屋頂很高，是一個大廳，沒有現在的二層。1985年時食堂師傅還有幾個是從以前的留學生食堂過來的。以前留學生住在25、26號樓，那個時代我常從復旦大學跑到北大，跟朋友擠住在留學生男生宿舍里，記得留學生食堂的菜尤其西餐還不錯，比復旦大學要好，1985年時仍然好吃。記得當時我跟一位勺園食堂的師傅說：「我還記得你。」他說：「那太遙遠了！」他性格豪爽，讓人喜歡，但已不記得我。我以前不是常住，他印象不深是自然的。那會兒的食堂是個好地方，也是時常聚會的地方，每天都會有朋友一起吃飯，尤其我認識的幾個義大利朋友，其中一位在義大利那不勒斯的一所大學任教，到現在都還保持聯繫。當時食堂中有幾個菜做得非常好，尤其是雞腿，那時我總要兩份。1991年跟我愛人開始談戀愛時，她還老是嘲笑我這麼吃，到現在她都還記得。
那時的第三種享受是騎自行車，全北京到處跑。我的一位復旦大學老同學住在東城區人民日報社附近，我有時會騎車去看他。我們都沒有電話，有過一兩次花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跨過幾乎整個北京，到了他的住處他卻不在的經歷，那時只好往回騎。4號樓當時只有一部電話，在樓長師傅那裡。一般來說，最好當作沒有電話一樣，不要依賴它。要約會就寫信，或者老早約好時間、地點，不見不散，最起碼到了約定的地方會在一小時以內死等。
這些對歐美留學生都是新鮮及要學的事，屬於另外一種非語言課的教育。我們都要學會如何在一個沒有洗衣機、沒有電風扇或空調、不通電話的地方生活。之外零零碎碎的享受還有：馬蹄的聲音、那種老的靠燒煤做運輸動力的火車頭的聲音（五道口就有）、未名湖周圍知了的叫聲、熱天時坐在勺園樓前看著蝙蝠高高低低飛來飛去。還有一次騎自行車，拐彎時突然看見一輛卡車，上面躺著許多駱駝，因為是冬天，它們呼吸的白氣飄流而上……
1979年到1981年那段時間，大家穿的都是中山裝，有色彩的衣服幾乎沒有。在美國穿紅色襯衫很正常，在中國則會引人注目，讓人覺得最好不穿。朋友會說：「噢，你穿得很花！」這意味著你有點不正常。但他們這麼說時，一點看不起的意思都沒有，只是表示你有點不一樣，而且一樣可能比不一樣好一點。到了1985年，雖然大多數人還是穿中山裝，但已有很多人穿帶花紋或文字的T恤衫、牛仔褲以及西裝。總之一切都在變。
1979年到1981年我在上海時，還未經歷過多少事情，是個毛頭小伙；1985年到北大時，我已開始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世事漸明。所有復旦大學的老同學都有了工作，並且都被分配到相當好的單位：報社、出版社、大學，等等。還有讓我更吃驚的，他們都結了婚，而那時結婚對我還是一個很遙遠、令我想不通的東西。有一位在復旦大學做研究生的同學曾暗示說我好像對人生不夠認真，不夠實際。他說了一句話：「馬克夢交朋友是為了感情。」
1985年我抵達北京後，隨即去成都看我之前在復旦大學的室友老何。在那些日子裡，無論我到哪裡，首先都會發一封電報給住在那個城市裡的朋友。這意味著我必須知道去哪裡找到郵局及如何編寫恰如其分的中文電報。對此，我頗有點小驕傲，儘管它並不難。老何當時在火車站接我時，見面的第一個問題，還是一如既往地問：「奢侈派，還是艱苦派？」這是我們老早以前發明的專門術語，意思是說你要住得舒服一點，跟外賓一樣；還是要跟我們普通人民一樣。很多年前我跟復旦大學同學一起吃飯時常開的一個玩笑是：「馬克夢來了，今天是艱苦派。」這是因為留學生樓有自己的食堂，菜豐盛一點，環境乾淨一點，人又少很多。到了成都，我還是非常願意住在老何的住處。他有一個雙層鋪，還有另外一個莫名其妙的人住在另一間。這樣就讓我覺得榮幸、真實，更能體會朋友的生活，更能和他坦白地交流。
勺園4號樓外是一片工地，塵土飛揚，現在早已沒有了。勺園當時是新蓋的，原先留學生住的25號樓、26號樓已讓給北大人自己住了。4號樓的5層給一些中國人住，好像是原來住在附近的人，因蓋勺園時得拆他們的房子，因此讓他們臨時住在這裡。其中有一個小男孩，經常找我玩，但之後找我找得有點頻繁，老纏著我，讓人有點煩。後來搬走了，不知去向。他曾說過一句讓我至今難忘的話，他的父親和他說，有些沒有道理的事情最好不要想得太多。小男孩回答說：「可是我還是會去想。」
1985年到1991年，我在北大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如來自法蘭西的學者魏立德（Fran?ois Wildt）、美國杜克大學馬克思主義思想家Frederic Jameson、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學教授唐曉峰（他那時還沒有去美國念學位），及當時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生的張旭東，以及中國人民大學性學專家潘綏銘。另外還有許多北京與上海的學者、作家，最有名的作家是三位「朦朧詩人」：芒克、多多、楊煉。
因為在1985年到1986年交了這麼多好朋友，所以我在之後每年的暑假都會到中國來，1987年、1988年、1989年、1990年，年年如此。當時幸虧魏立德還在，常常一起進城逛琉璃廠書店，在回來的路上則去人民飯店西餐館吃西餐聊天，之後返回北大。那時候有所謂的麵包車，一坐上去有時得等它坐滿了人才能走，但比普通公交車要快，現在那種車已經看不到了。
1987年在崑崙山脈的長途汽車站
1991年我兩度來到北大，3月至7月，10月至11月。3月至7月時我住在勺園1號樓二層單人間。我迄今都非常喜歡那樣的房間，每天用抹布、一盆水把地板擦洗得乾乾淨淨。隔著窗子可以看到5號樓一層的大門，每天一大早那裡的樓長師傅會出來掃地、擤鼻子，每天都是一樣的聲音。當時主要的計劃是看書，盡量看更多的明清小說與討論小說的學術著作。北大教授沈天佑先生幫我借到北大善本書閱覽室里的一個單獨的閱讀間，他當時已去了義大利，但還是幫我聯繫使用圖書室的事，對此我迄今都銘心感激。在那裡，我讀了許多版本罕見的明清小說，開始準備寫我的下一本書即後來的《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18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係》。此書1995年在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來李零幫我聯繫，有了中文版，於2001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手頭迄今還有一張我和李零在我的房間里聊天的照片。
1991年在勺園1號樓
1991年，對於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前面說過，我在這一年認識了我的愛人Deborah Peterson，我們一見如故，開始了漫長的戀愛。她是美國人，也生活在中西部，和我一樣是美中文化交流委員會的訪問學者，研究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她那時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的朋友一聽我和愛人是在北大認識的，都會問：「她是中國人嗎？」「不，她是芬蘭血統會講漢語的美國人。」我們於4月第一次見面，當時大家在一起討論關於他們研究成果的報道。但那時候彼此並沒有留下印象，散會後一點聯繫都沒有。直到7月時她搬到勺園，我們在食堂吃飯的時候碰到，開始一起聊天，很快就熟絡了起來，幾個星期內，就彼此認定是可以結婚的對象。那時候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一位西如谷教授（Steve West），和他當時的夫人住在北招。星期天我們常常和他們去香格里拉大飯店吃早餐。我和愛人經常一起騎自行車，騎自行車也是我們談戀愛的機會。也有好幾次我們騎到西直門地鐵站，乘地鐵進城逛街買東西，回來的路上有一家麵館，我們經常到那裡吃了午飯，然後再乘地鐵回西直門，再騎自行車回北大。
因為認識她以前已經計劃好了要去甘肅，於是我跟一個甘肅的朋友坐火車去了蘭州，坐了兩天硬卧（我還有坐車的照片）。可是在火車啟動的剎那，忽然有一種很後悔的感覺。當時覺得我這是怎麼了，一般來說，我非常喜歡這樣的旅遊，每次出門都很期待，但這次則完全被相思籠罩了。後來到了蘭州，就決定立即返回北京。我的朋友非常失望但也理解，於是他回了他的家，我趕快買票，發了電報給她，回北京。很有意思的是，車到北京，即看見她在車站接我。我們倆都生病發燒，她給香港的一個當醫生的朋友打電話問我應該吃什麼葯。那位醫生推薦了一種抗生素，於是我們一起到五道口當時還在的一家百貨商店去買。——這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抗生素按照法律只有醫院許可才能買，我們竟如此隨意買隨意吃，當然幾天之內即雙雙好了。
1991年我和愛人在北大認識
8月我回堪薩斯，她在北京繼續她的研究。那年秋天恰好沒有我要教的課，我一個人在堪薩斯看書、寫文章，每天花3—4小時在鄉下騎自行車，不時還在思考我到底是否要和她結婚。再三思考後，我終於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下決心再次去北京看她。母親、朋友都很吃驚，那年我39歲，一直單身，突然決定結婚，這對他們來說都非常驚訝。潘綏銘聽到後有點失望，他以為我會一直把單身的旗幟扛下去呢。
（本文摘自北京大學出版社《夢，在路上：美國堪薩斯大學東亞系前主任馬克夢口述》）
（孟繁之 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