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的進化史
菊花的栽培養殖歷史，在我國至少已經有3000多年了。「季秋之月，鞠有黃華。」《禮記·月令》中的這個記載，可能是我國文獻中最早記錄菊花的一段文字。
元人陳澔註解說：「鞠（通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金自有五色，而黃為貴，故鞠色以黃為正也。」又可見至少在孔子或者孔子弟子整理《禮記》的時候，賞菊以黃為貴，已成風尚。
文人詠菊
此風尚的形成，歷來和文化的繁榮相系。宋明清三朝，文人階層的壯大和閑逸文化的發展，使賞菊成為一時風尚，記入了官方的正史和文人的筆記。「四君子」之謂，始於明人黃鳳池在《梅蘭竹菊四譜》中的記錄。菊雖列其四，但三君子之下，管領群芳，足夠殊榮，也名副其實。五代後蜀西昌令張翊在他的《花經》中提出了花的「九品九命」，將菊與蘭、牡丹、梅、蠟梅、水仙、滇茶（茶花）、瑞香、昌陽列為一品九命，可見菊的品級之高，甚至超出了竹。
但菊的花品，決定了她不「愛出風頭」、甘於寂寞的個性。有人統計，在歷代詩總集中，菊花出現的頻率並不太高，53000多首唐詩，菊在398個種類的植物花卉中，只被提及822次，居第十，而排第一的柳是3463次，是菊的4倍。到了明代，菊在明詩中的提及數是189首，居第七。這是菊在詩歌中提及數的最好排名。《全宋詞》中，菊以1024次的提及數，排名第六，這是菊在詞中提及數的最好排名，此外，菊在其他各個歷史時期，基本都穩定在第七位左右。元明清三代散曲中，菊的提及數也穩定在8、9位之間。
菊的原初價值，在於其藥用。作為我國最早的中藥學著作，秦和西漢時期陸續整理、東漢時期成書的《神農本草經》，對「鞠華」的價值記述如下：味苦平。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皮膚死肌，惡風濕痹。久服，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一名節華，生川澤及田野。名醫曰：正月采根，三月采葉，五月采莖，九月採花，十一月采實，皆陰乾。又說：菊花久服能輕身延年。此皆為首究其藥用價值的依據。
但在非常小眾的文人圈裡，菊的觀賞價值在它出現時即已形成。屈原在《九歌·禮魂》中這樣寫：「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王逸《楚辭章句》云：「言祠祀九（十）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菊花之用於祭祀，似出於此。在《離騷》中，舉凡香草名花無不親其筆下，但動情而餐的卻只有菊花：「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兩句不僅流露了屈原的愛菊賞菊之情，而且也把菊花的價值增加了兩個層次：一是祭祀，二是飲食。所以，到了屈原這個時代，關於菊花的價值進化，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總結：觀賞其上，祭祀次之，食用再次。
屈原之後，將菊花的觀賞價值提升到一個文化符號的，是陶淵明。觀察他所處的那個歷史時期，正是文人階層的壯大和閑逸文化發展的一個代表時期，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將「竹」的氣節文化提升到了歷史最高峰；而以陶淵明為代表的失意文人，則將「菊」的隱逸高潔文化樹立為傳諸後世的一個符號。
在陶淵明的詩文中，菊花成了出現頻率最高的花卉，《飲酒》中，他寫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後，東籬遂成菊之別稱，而此種「悠然意緒」，一開賞菊新面，傳頌千秋。《九日閑居》中，他寫道：「餘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持膠靡由，空服九華。」又說：「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賞菊佐以飲酒，風尚由斯也。」《歸去來兮辭》中，他寫道：「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又給菊花前置了一個更高潔的文化符號。陶的人格和菊花，在這諸多詩文中已經融合為一了。陶是菊，菊亦是陶，詩人自況，其實也是菊花花品在人世的寄託和再造。無疑，菊花之遇陶，與陶之寄菊花，成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典型的雙贏雙美之例。
陶淵明之後，菊花的觀賞價值遂為最高，葯食之用，在詩文中已經少有人提及。而對其花品的歌詠，也很少超出屈原和陶淵明所稱道的範圍——即使是杜甫這樣的詩聖。杜甫的《雲安九日》：「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說的還是陶淵明的意緒：飲酒賞菊。
然而，此中也有破局者。唐末黃巢寫菊花頗有「霸氣」，值得在菊花的進化史中留下一筆。此君有兩首詠菊詩傳世，其一名為《題不第詩》：「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菊花和桃花一處開，頗有武則天命牡丹花開的氣勢。而真正顯出「霸氣」的，是他另一首《題菊花》，今天人們已經耳熟能詳：「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詩品不高，但氣象宏大。菊花的避世、高潔，在他筆下，變成了「欺行霸市」的俗物。屈、陶地下聞之，必當攘臂而幹上一架方可解恨。
宋詞的婉約，為詞人借花抒情大開了方便之門。蘇軾寫《趙昌寒菊》，標明以金黃為上：「輕肌弱骨散幽葩，更將金蕊泛流霞。欲知卻老延齡葯，百草摧時始起花。」梅堯臣寫《殘菊》，頗有瀟湘妃子「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的情懷：「零落黃金蕊，雖枯不改香。深叢隱孤芳，猶得車清觴。」朱淑真這樣的婉約大家寫菊花，實也未能翻出多大的境界：「土花能白又能紅，晚節猶能愛此工。寧可抱香枝頭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其警策一句似從陸遊的《枯菊》「空餘殘蕊抱枝幹」一句中化出。
《東京夢華錄》「重陽」條對北宋晚期都城逢秋賞菊的風尚記之靡細。商戶酒家為迎合賞菊之需，在酒家的入門處，用菊花紮成了門洞。這種氛圍，和今天城市公園的菊花展幾無二致。宋人劉蒙泉的《菊譜》，記載菊花品種達163種，明代王象晉所著的《群芳譜》則將這一數據擴充到了270多種，這應該是截至於那個時代，菊花種植培育的全盛期。
明朝文人的賞菊風尚，較之宋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尤以江南之膏腴地為盛。文震亨在《長物志》「花木卷」中，單列一條，以記吳中當時賞菊之風。文震亨將賞菊之人分為附庸風雅的好事者和得花之性情的真能賞菊者，並提到了種養菊花的「六要」與「二防」，和對修剪勞作的不屑，其津津樂道者，全在文人的坐卧賞玩。
明詩人中寫菊堪記者，在沈周與唐伯虎師徒二人。沈周的《菊》還是承續了陶令的餘緒：「秋滿籬根始見花，卻從冷淡遇繁華。西風門徑含香在，除卻陶家到我家。」倒是唐伯虎的《菊花》，由己及人，意境開闊：「故園三徑吐幽叢，一夜玄霜墜碧空。多少天涯未歸客，盡借籬落看秋風。」
清代繼宋明餘緒，民間也大興賞菊之風，尤以京城和蘇州為盛。其「堆菊花山」之工，已近似今天園藝中的菊花造型。文人筆記同樣對此記載甚詳。顧祿在《清嘉錄·菊花山》中如此寫道：「畦菊乍放，虎阜花農已千盎百盂擔入城市。居人買為瓶洗供賞者，或五器、七器為一抬……或於廣庭大廈，堆疊千百盆為玩者，縐紙為山，號為菊花山，而茶肆尤盛。」這記的是蘇州虎丘賞菊的盛況。潘榮陛《帝京夢時紀勝·賞菊》則記京城賞菊之況：「秋日家家勝栽黃菊，采自丰台，品類極多。椎黃金帶、白玉團、舊玉團、舊朝衣、老僧衲為最雅。酒爐茶設，亦多栽黃菊，於街巷貼市招曰：某館肆新堆菊花山可觀。」
晚清文人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對北京歲時風俗的記載，也為我們觀察晚清時期民間賞菊盛況打開了一幅生動的畫卷。在《九花山子》一條中，富察敦崇如此寫道：「九花者，菊花也。每屆重陽，富貴之家以九花數百盆，架庋廣廈中，前軒後輊，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積者曰九花塔。」數百盆堆山成塔，望之蔚然。
清詩詠菊，可堪記者，首推曹雪芹。曹公托意於瀟湘妃子的《詠菊》《問菊》《菊夢》更在諸人之上。先看《詠菊》：「無賴詩魔昏曉侵，繞籬欹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警句在頸聯，托物抒怨，意在詩外。而尾聯也得眾人交口稱讚。而《問菊》則傷於沉鬱悲哀，所以列第二：「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鴻歸蛩病可相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紅樓夢》中所記的這次海棠詩社賞菊雅集，從側面證明了清代貴族大家庭秋季賞菊，也成尋常場面。賞菊盛況勾起曹公舊時王謝、不勝今昔之感，少年曹雪芹經此繁華，方能人淡如菊一般，在小說中娓娓道來。
畫菊與菊花的傳播
菊之入畫，大略始於五代。據畫史記載，五代徐熙、黃筌都畫過菊，惜乎沒有作品傳下來。宋時開始有小規模的畫菊風尚，如北宋趙昌《寫生蛺蝶圖》、南宋朱紹宗《菊叢飛蝶圖》等，此一時期入畫之菊，多為小雛菊，龍爪之品類還未多，且菊多為陪襯，如徽宗的小菊，也為配景者，也因此難以形成花鳥畫中的主流審美。真正畫菊而成風尚，實則始於明，而盛於清。陳淳、唐寅、徐渭、王榖祥、陳洪綬、惲壽平等大家，皆以菊入畫，菊漸漸成陪襯而至主角。
晚清至民國，畫菊更盛，菊花人人都畫，風貌各一。畫家趙夜白以為，陳半丁陳師曾樸茂、陳之佛素雅、於非廠濃烈、黃君璧端莊、齊白石古艷、潘天壽奇崛、黃賓虹古拗、李苦禪粗豪、謝稚柳陳佩秋伉儷典雅。北京湖社、松風畫會一撥人畫菊，一路典雅蘊藉，畫中有詩，甚切菊之風致。
和所有物種一樣，菊花從藥用植種開始，就有了飄洋過海的出國歷史。大約在公元386年前後，菊花就經由朝鮮傳到了日本。明晚期，經由荷蘭商人帶種，歐洲大陸開始了種植菊花的歷史。而英美的廣泛種植，則在19世紀以後。菊花的飄洋過海，其出自於中國傳統文化濡養的花品花性，並沒有完全一同移植。菊在日本，成為皇室的家徽，更象徵著日本溫和尚禮的國民精神特質，其和「刀」的野蠻殘忍對立，讓菊花在日本蒙上了一層冷酷而憂鬱的血腥之氣。
或因於屈原在《楚辭》中的祭祀之用，菊花在歐洲並不受人待見。菊花在歐洲專門用於喪葬，而菊花的種植，也多在墓地，而非公園、庭院之所，歐洲人也絕少賞菊。在拉丁美洲，菊花更有「妖花」之稱，這個文化指認，和中國這個視菊為「高潔」精神象徵的文化源頭，已經相去甚遠了。
（本文參考書籍：文震亨《長物志》、陳澔注《禮記集說》、張德謙《瓶花譜》、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潘富俊《草木緣情：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植物世界》、段書安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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