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當一名宦官的誘惑在哪？為什麼讓那麼多的血性男兒趨之若鶩？
導讀：
一本書，讓你更懂明清兩朝。
文 / 范軍
摘自《坐龍椅：明清帝王的風雨人生》
該如何進一步描述成化朝呢？這實在是一個閹割的帝國，在帝國之內，自宮求進成為一時潮流。成化十一年（1475 年）十二月，禮部上奏說，該年度有自宮及弟、子、侄被宮者四五百人進宮當太監，以一條陽具的代價來換取錦繡前程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十年後，都察院的官員抱怨宦官數目已突破一萬人，已然成為帝國沉重的財政負擔。
那麼，做一名宦官的誘惑究竟在哪裡，讓成化朝如此多的血性男兒趨之若鶩呢？
一個叫汪直的太監為世人提供了完美的答案。這個出生於廣西桂平西北大藤峽的瑤族人因為祖先反對朝廷而被抄家，在命運觸底之後他自願閹為宦人。
從一個侍奉萬貴妃的小太監做起，逐步得到明憲宗的寵信而領西廠，兼職司禮監掌印太監，權勢遠超錦衣衛和東廠。
這可以說是一個宦官的人間傳奇了，也是其誘惑之所在；而西廠的誕生及其折騰史，則生動地表達了成化時期閹豎政治的生猛與麻辣，它對閣權的抑制以及明帝國官場文化的摧殘。
成化十三年（1477 年）二月，憲宗下令御馬監太監汪直提督錦衣衛校官百餘人設立西廠。在此之前的明永樂時期，朱棣已設東廠。作為性質相同的特務組織，西廠的人數和權勢都超越了東廠以及錦衣衛。
在當時的京師內外及各王府、邊鎮都滿布西廠的人，西廠的特務人數，據說要比東廠多出一倍，就連東廠太監頭子尚銘，也唯汪直馬首是瞻。
西廠成立伊始，刑部郎中武清、禮部郎中樂章、太醫院院判蔣宗武、行人張廷綱、浙江布政使劉福、左通政方賢就被逮捕下獄了。
這是汪直及其任用的錦衣衛百戶韋瑛的傑作。他們在逮捕這些三品乃至從二品高官時甚至未經奏請，很有克格勃的風格。由此內閣大學士商輅與劉詡、劉吉等人怒了。
五月，他們聯合上奏，彈劾汪直、韋瑛十二宗罪，稱其罪惡行徑已造成「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的嚴重後果。事實上在當時，西廠的權力半徑的確無限大，他們甚至連民間爭吵打架、偷雞摸狗之類的小事都要管，並且一上來就課以重刑，以為自身牟利。
一個王朝得以維繫的正常隱秩序就這樣被破壞了，內閣大學士商輅等人的彈劾可以說在公不在私。
但憲宗卻認為這裡頭有私心藏焉。他派司禮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到內閣去追查主使上奏本的人，試圖抓出幕後黑手。
幕後黑手沒抓到，兵部尚書項忠以及其他九卿卻跳了出來，一起彈劾汪直。憲宗這才知道，汪直破壞的是公道人心以及官場秩序。
如果汪直可以擅自逮捕三品以上京官並抄沒其家產的話，那麼帝國的權力平衡就被打破了，一種新的權力恐怖行為得以確立，而這是百官們絕對不能答應的。萬般無奈之下，憲宗宣布罷設西廠，汪直重回御馬監，一個王朝的秩序危機貌似被解除了。
不過誰都沒想到，僅僅一個月後，憲宗就宣布重設西廠。
表面原因是南京監察御史戴縉上疏說天有災異，要使「宿弊盡革」， 需太監汪直「緝捕奸惡，懲治貪贓，允協公論」，才能「警服眾人」，憲宗接到奏疏後馬上順勢而為，於成化十三年（1477 年）六月十五日下詔復設西廠。
但其深層原因還在於皇帝需要這樣的權力恐怖行徑，以再建一種新的權力平衡。而這樣的權力平衡是在他操控之下、基於宦權和閣權博弈基礎之上的。
對於帝王治術來說，這的確是個上佳的選擇。
重設西廠之後，兵部尚書項忠被拿下。這個曾經聯合九卿上奏彈劾汪直的官員試圖以養病為由回歸故里，卻到底不被許可，從而包括他兒子項經以及太監黃賜、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左都御史李賓在內的諸多人等被汪直打擊報復。
項忠被革官為民，其他人等也一一獲罪。大學士商輅見事不可為，汪直緊接著又要將矛頭對準他，便趕緊向皇帝打報告請求「致仕」，也就是離職退休所幸獲准。
他終於以一種黯然而不失體面的方式離開了成化權力場，從此不再過問政事。
這位宣德十年（1435 年）舉鄉試第一（解元）、正統十年（1445 年）會試第一（會元）繼而殿試第一（狀元）的連中「三元」者到底鬥不過宦官汪直，只能在老家塗塗寫寫，聊度餘生，成為官場失意者。
有失意便有得意，這是世事的辯證法。商輅離去後，汪直的追隨者王越被升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陳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而作為汪直本人，更是尋求權力的增值。
成化十三年（1477 年）十一月初三日，在具體的打擊目標都已經被動或自動消失之後，汪直向皇帝進言，稱：洪武永樂間，人臣沒有敢乘轎的，正統時文官年老的才可乘轎，自景泰以來兩京五品以上者無不乘轎。
他建議憲宗要嚴定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者方許乘轎，武臣則一概不許。憲宗同意了他的建議。
汪直的這個建議表面上看是溯本清源，在官員乘轎禮儀上嚴格規章制度，事實上卻向百官發出一個清晰的信號：吃穿住行，你們的規矩將由我汪直來制定。
汪直發出這個信號的目的就是要讓宦權壓倒一切，不斷強化自王振以來的宦官文化。
後來發生的事實果然如此。
汪直巡遼東邊——去遼東視察邊境戰備情況，已經出巡遼東的右副都御史陳鉞遠遠地跑到郊外去迎接，他拜伏在地，以迎接天子的規格來迎接汪直，並對其大肆行賄；汪直巡宣府、大同邊——去宣府、大同視察邊境戰備情況，史料記載：「所至傳供於百里外，都御史等偕下屬伏道迎謁，汪直等過去後才敢起身。至館，易服請見，唯唯諾諾。
其左右大肆索賄，邊儲為之一空。」這個權力的震懾力看起來真是非同尋常，「汪直等過去後才敢起身」說明宦權的鋒利無比，「邊儲為之一空」的說法則形象地說明權力佔有轉化為財富佔有時的殘酷與生猛。
汪直權傾一時，以至於成為一個權勢符號在民間得到重視甚至被利用。成化十四年（1478 年）七月，江西人楊福因為相貌酷似汪直，就假冒汪直本人，從蕪湖到蘇州、常州，再由杭州抵紹興、寧波，一路上以汪直的名頭招搖撞騙，竟無往而不勝。
他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原因基於兩點：一是相貌酷似汪直；二是無人敢疑。
特別是後一點，生動地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汪直恐懼症」。懷疑來人是否汪直是要付出代價的，一旦出錯這代價便是難以想像的巨大。
因此接待方明知有錯也寧可不疑或者錯上加錯，楊福也就一路通行無阻了。
史料記載楊福所到之處，「有市及市舶宦官皆小心侍候，不敢違命，威福大張」。
成化朝地方官場的荒誕感因為汪直的存在而顯得特別誇張。雖然到最後，楊福在福州被抓，但畢竟醜聞已經釀成，帝國的權力畸態不是懲罰一兩個楊福可以去除的。
因為在當時，宦官們在地方橫行無道已是常態，民間已經見怪不怪了。
成化十八年（1482 年）二月，太監郭文從南京經過沛縣，沛縣知縣馬時中雖然勉力款待，但見過大場面的郭文並不滿意。
為了發泄心中的不滿，郭文捆綁了馬時中的兒子進行拷打，令其自殺身亡。
更有甚者，郭文還脫下馬時中的官服，對其極盡凌辱之事。有沛縣百姓不滿郭文所作所為，與之理論，郭文竟指使家奴擊殺其中二人。隨後，馬時中被錦衣衛逮至京城，貶官至廣西。
這是宦權張揚的一個案例。宦權張揚之下，即便朝廷命官，也沒有人身安全，更談不上有什麼人格尊嚴。至於尋常百姓，更是命如草芥。成化朝尚膳監太監出行時，有退避稍緩者，太監們就下令將那些反應不快者懸綁於牆上，鞭打至死，而面對如此暴行，法司竟不追問，置若罔聞。
一方面宦官們自汪直以下人人牛氣衝天，另一方面憲宗皇帝冷眼旁觀，甚至在各個層面對外臣另眼相看，變相降低他們的待遇。這裡的待遇既包括經濟待遇也包括政治待遇。
成化二年（1466 年）三月初十日，憲宗下令折減在京文武官員的折俸鈔，一石俸米由原來折鈔二十五貫減為十貫，以此大幅度降低官員們的工資。
成化十六年，皇帝調整文武官吏俸糧折布的比率，規定粗布一匹可值銀三十兩，從而創造了史上最強的俸糧折布比率，再次變相降低大批官員的工資，在經濟待遇上直接打擊他們。
在另一方面來講，因為官員工資過低，帝國無法高薪養廉，此舉也助長了官場腐敗之風。
在政治待遇上皇帝厚此薄彼，對太監汪直、尚銘、錢能等委以重任的同時，還推行「傳奉官」制度。所謂「傳奉官」是指不經吏部推選，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員。
它的出台在制度層面上削弱了閣權，因為明初官制規定，授官必由內閣或吏部，現在皇帝直接插手官員推選制度，為滿足某個妃嬪或宦官的私人願望而安插一些來歷不明的人員進入帝國官員隊伍，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皇權粗暴，是對閣權的踐踏，也是對宦權的一種變相庇護。
因為很多「傳奉官」都是太監出身，這也是成化朝自宮求進者絡繹不絕的原因所在。
成化十九年（1483 年），御史張稷在一份奏疏中質疑說，自有傳奉官後，「文臣有不識一丁者，武臣有未挾一矢者；有父子並坐一堂者，有兄弟分踞各署者。
更其者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法，隱罪有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此之政令否？」只是張稷的質疑無人可以回答得了，因為一切都是既成事實。
憲宗在位23 年，只在成化七年召見過一次閣臣。這是他執政生涯中唯一的一次。這個結結巴巴的男人似乎不喜歡跟外臣直接溝通。他處理政事的方式是由「太監擇而奏聞」，隨後再做出批示。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跟太監在一起，就是跟萬貴妃在一起，要不就跟僧侶在一起。
這個皇帝的生命里，到底缺失陽剛之氣。不妨這麼說，成化朝那些詭異與荒誕氣質的形成，憲宗是始作俑者。
作者介紹：范軍，浙江人，1969年出生。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散文學會理事，麗水學院客座教授。《百家講壇》、《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曾為北京《衛視周刊》雜誌執行主編、北京新長安影視公司文學（劇本）策劃。2003年出版首部個人散文集《泡一代的灰皮書》，2005年出版首部個人長篇小說《不要突破我的底線》，後轉向歷史寫作，出版有《最三國》、《崇禎權力場》、《帝國殘局》、《下一個出局者——戰國七雄的狼性生存》等歷史類小說、散文10多本，計200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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