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卡了國產創新葯的脖子

最近，電影《我不是葯神》大熱，甚至引得總理就抗癌藥相關問題專門作出批示。

可以說，這部電影喚醒了國人關於「看病難」「買葯貴」的記憶。

有人發問，針對癌症、心血管疾病、抑鬱症、阿爾茨海默氏症等疾病的國產葯在哪裡？

中國的年度研發投入已經超過1.75萬億元，僅次於美國；年度發明專利申請量已經超過130萬件，位居世界第一；年度發表的國際論文數量已連續八年位居世界第二。

但是，真正用來救命的國產創新葯為何依然難覓蹤影？

一個客觀原因是藥物研發成本巨大，但除此之外，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企業、研究機構和政府三個層面如何掣肘了國產創新葯的研發。

西方藥物研發的主體是醫藥企業。

直觀起見，我們只比較美國和中國最強的葯企。

2018年，美國市值最高的醫藥企業為輝瑞公司，而中國市值最高的醫藥企業是廣葯集團。

輝瑞公司在中國主要的盈利產品是法祿達（抗癌）、法瑪新（抗癌）、開普拓（抗癌）、希舒美（抗感染）、威凡（抗感染）、斯沃（抗感染）等近60種處方葯。

而廣葯集團在中國的主要盈利產品是消渴丸、華佗再造丸、頭孢拉定原料、復方丹參片、板藍根顆粒、阿莫西林膠囊、王老吉系列等，沒有一種是真正的「救命葯」。

從拳頭產品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中美葯企科研實力的差距。

再看看企業的科研投入，輝瑞公司常年將銷售額的15~20%用於新葯研發，而廣葯集團至今的研發投入尚不足營收的10%。

在科研實力本就與先發者有著巨大差距的同時，科研投入力度也難以與先發者相比，那麼要在醫藥創新方面追趕上先發者就更加困難。

由於中國市場過於龐大，企業不用靠研製「救命葯」就能生存，甚至活得很好。

在這種情況下，大量中國葯企選擇了一條與西方葯企「差異化競爭」的道路。那就是，不與西方葯企進行直接硬碰硬競爭，而是生產低端葯和保健葯。

在生物醫藥領域的科研方面，中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大國和強國。

中國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領域的論文與專利數量呈迅猛增長態勢，已連續8年名列全球第二。

與之不相稱的是中國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我們發現了很多活性化合物、靶點和致病基因，卻難以將這些成果轉化為創新葯。

科研機構的價值取向與企業不同。

科研機構需要瞄準國際前沿研究，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具有創新性的，而企業的運營卻是圍繞盈利展開的。

因此，連接企業與科研機構的一大基本條件就是，企業要通過創新產生巨額盈利。

但新葯開發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這是缺乏創新底蘊的後發國家葯企難以承受之重。

中國科研機構自身的成果轉化能力也普遍偏弱。

由於評價機制問題，多數科研人員對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並不積極。

同時，專利歸屬權模糊也成為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一大難題。

還有就是，科研經費充足、成果眾多的高校反倒缺乏與藥物研發有關的校辦產業，因為藥物產業鏈從研發到銷售都利益巨大，孕含著一定的腐敗空間，不缺乏經費的科研機構往往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不願觸碰這一領域。

從政府層面看，創新葯的開發是個系統性問題，政策環境也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今天中國創新葯難產的困局。

我國在藥品研發和仿製上走過很多彎路。

2007年以前，中國的藥品審批曾一度出現「大躍進」。為解決國內藥品供應不足的問題，當時的葯監局唯「快」至上，審批混亂。

在全球仿製葯以8%的速度增長時，中國的仿製葯增速達25%。

這場「大躍進」落幕後，中國的新葯審批開始變得異常嚴格，逐漸開始與國際接軌。

但更加嚴格的審批並沒有促進中國的新葯研發完全走上正軌，反倒加劇了部分葯企在科研方面的懈怠。

部分葯企開始在劑型等方面做文章，甚至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更易獲批的保健品上。

另一方面，為降低用藥成本，中國政府制定了《基本藥物目錄》，並對部分藥品的定價實施管制。

這主要是因為國內醫院的招標體系一度「唯低價中標」，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然而，由於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系仍不夠健全，致使一些葯企在藥品質量上做手腳，以在有限的定價內尋求更大的牟利空間。

還有，二級以上醫院執行的《處方管理規定》中有「一品兩規」之說，即同種藥物只使用兩個廠家用藥，一般是不受定價管制的進口葯和低價的國產葯。

既然在價格和信譽方面都難以與進口葯匹敵，本土葯企缺乏研發動力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藥物專利方面，中國較為嚴格地遵守了相關國際法規，只允許本土葯企生產專利到期或者已經購買了專利的仿製葯。這點與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區別很大。

然而，受專利保護的部分「救命葯」的定價對於發達國家的民眾而言也屬天價，這些藥物之所以在發達國家有市場是因為它們有相對完善的醫療保險體系。

由於中國在以第三世界的醫療投入執行第一世界的藥品專利法規，於是就出現了《我不是葯神》中的一幕。

如何破解國產創新葯「卡脖子」難題？專利保護目前仍是鼓勵藥品創新的最佳機制，長期看來也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讓患者獲得更好的治療。

但中國作為後發國家，要在保護藥品專利的同時大力發展專利未到期的仿製葯，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像印度一樣無視藥物專利，顯然無法營造研製創新葯的環境。

要力圖做一個比肩美日歐的藥物研發大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醫藥企業要把盈利重點放在創新葯上；醫藥科研機構要加大科技成果轉化力度；政府要建立更加完善嚴格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系，並加大全社會的醫療投入，制定更加合理的醫藥衛生政策。

顯然，這是一項巨大的系統性工程。

中國僅用GDP的6%就建立了一個相當高效的醫藥衛生體系。但要成為新葯研發大國，僅靠這點投入顯然不夠。

不能再靠壓低醫務人員待遇和葯企利潤空間來維持醫療秩序了，必須將生物醫藥產業作為重要的戰略性產業予以優先發展。

這不單純是一個科研問題，可以說沒有系統性改革，就很難有我們自己的新葯。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醫學人文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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