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中國現代化艱難性的歷史思考

原標題：王家范：中國現代化艱難性的歷史思考

歷史探源

從歷史根源上去追溯中國現代化的艱難性，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題目，筆者絕無此野心包攬全局。這裡只想據個人思考所得，從歷史結構方面去檢討，試說它有四大難：「老、大、多、後。」

第一個難是難在「老」字上。

諸難之中，數千年歷史積澱形成的種種結構性習性，不經長時間磨損，勢難消融化解，故顯得特難。我曾開玩笑地說，長臂猿就因為「手」（上臂）發展過度，終究不能進化為人。大凡某一社會形態發展得過於成熟周密，就難以變革突破。新的變革最容易在薄弱的甚至荒野不毛之地創造奇蹟。

林語堂先生曾以其特有的調侃，幽默地說過：「中國向來稱為老大帝國。這老大兩字有深義存焉……無論這五千年如何混法，但這五千年的璀璨被我們混過去了。一個國家能混過上下五千年，無論如何是值得敬仰的。中國向來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麼可敬的呢？是敬他生理上的成功，抵抗力的堅強，別人都死了，而他偏活著。」

「文革」末期，我因一個偶然的機緣有幸去曲阜拜謁孔老夫子的故里。當步出東門，向孔陵走去，沿途的景象，真使我驚訝莫名。試看那些千年古樹，一排排一行行，有規則地向遠處延伸，是那樣的蒼老，傷痕纍纍，有的內囊全都蛀空，只剩一層枯黃的樹皮艱難地包裹著，垂垂老矣，氣息奄奄。然而抬頭一望，那枯樹的枝頭上，悠悠然地竟生長出好些翠綠的新葉，在空中隨風搖曳。奇哉，老樹枯藤。那時突發感觸，這不正是古老中國最逼真的寫照嗎？二十多年過去了，還始終忘不了那一刻。

中國歷史，現在已經可以確定有一萬年的農業、五千年的文明、兩千年的大一統。四大文明古國，唯有中國逃脫了滅國、分裂的厄運，文明未曾中斷。曆數千年的長期積累、完善，中國傳統社會，從其社會結構的整合而言，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它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長：

（一）結構簡單，整合容易，具有頑強的再生能力

中國傳統社會的內核是以一夫一妻為要素的父家長制家庭。這種父家長制家庭，形象地說，像是一種「負陰而抱陽」的特殊單細胞生命體，由此複製放大，逐級演變為氏族—部族—部族國家，再由成千上萬的部族國家經軍事兼并，像滾雪球似的逐步合併為龐大的軍事官僚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國家。在外延不斷擴展的同時，其社會結構的內涵卻像單細胞放大，仍保持同一性：由內向外看，它是「家」的圓周逐級放大；從下往上看，又是父權逐級上升，疊築起父權的金字塔。國以家為本，家以國為本，同質同構，故始皇帝稱之為「六合之內，天下一家」。天子或者皇帝就是普天之下最大、也是最至高無上的「父親」，君父御臨萬眾子民。父與子的關係，是所有各類社會關係的原始模板。由這一模板不斷複製出其餘的人際關係或社會角色，名雖異而實相同，如兄弟、夫婦、臣民、君臣，以至同僚、師生、親朋等等。以孝悌為本，邏輯外推為忠君愛民。儒家提倡的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也是循著這種社會單一整合的內在邏輯，去塑造精英人格的。因為社會整合建築在最直觀、最原始的家庭人倫基礎之上，簡潔明了，從孩提時代起，就可以在家庭中接受這種制度化的熏陶，很容易被理解、被習得。因此只要這種簡單的社會結構還建築在單一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沒有市場經濟的重大變遷，不產生急劇的社會分化，社會角色的分化，就很容易複製再生。中國古代王朝的一滅一興，嬗代更替，靠的都是「父家長制」這塊複製模板。它很像生物界中的蚯蚓，斬斷一段，又可以長出一段，生命力特別頑強。

（二）盛行「父權崇拜」，迷信個人魅力

建築在父家長制基礎上的社會，其治理方式究其根本都不脫家長制，一切應由「家長」說了算。這就是中國傳統統治根本的合法性資源。按馬克斯·韋伯的說法，它屬於由「情感正當性」支配的「情感型行動」，稱「卡里斯瑪崇拜」。因此中國特別盛行父權個人崇拜，迷信天才人物。

孟子即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入秦以後，二三百年間必有一雄才大略者出來革故鼎新，漢唐宋元明清是也。後來社會節奏加快，進入近世，大抵是四五十年一輪，必有一傑出人物驚天動地。不管怎樣，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國家的命運必須也只能系以一天才人物的拯救，稱之曰「聖君」、「國父」、「偉大的父親」等都可以。每當社會震蕩，必有造神運動出現。連那些不倫不類、七拼八湊的民間雜教，也都要捧出一個教主「君臨」教徒，教徒視之若「神靈」。人們總期盼有這樣一位非凡人物，能憑藉他特殊的人格魅力，汪洋恣肆而又任性地調度歷史舞台，「救民於水火」，重整綱紀，大亂後大治。幾年前有一本書很轟動，名叫《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不還在呼喚未來中國需要有一個「神」的復活嗎？

這種由「父權崇拜」引出的「天才崇拜」，經歷史長期的積澱，內涵變得非常厚重。中國傳統統治在反覆的「一治一亂」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積有極端豐富的閱歷，駕馭權力的技巧嫻熟而富彈性。論政治權謀之善變老練，中國恐怕當居世界之最。這一點，歷史學的貢獻最大。二十五史，說到底都是《資治通鑒》。歷代帝王之道都講究以前朝覆亡為鑒，善變、多變，但最後總不離「以不變應萬變，萬變不離其宗」的「根本大法」。

試以《周易》為例。八八六十四卦，頭一卦稱「乾卦」。全卦都用「龍」的形象設喻。前後有六期（六爻）變化：初期「潛龍勿用」，當「龍」還沒有露頭，位卑力微時，須韜光養晦，養精蓄銳，善於隱藏自己。據說「龍之為物，能飛能潛」。能潛能藏，唯龍能之。朱元璋初時擁戴「小明王」，甘心「作賊」（後來有人就因「為天作則」掉了腦袋），大概屬於此道。二是「見龍在田，利見大人」。陽剛漸增，頭角初露，開始邁出重要一步，但距最後成功尚遠。此時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大人」的標準（即帝王之道）塑造、充實自己。定縣李善長教他的，將來劉基到金陵，面授機宜的，大抵不出這類大學問的套路。三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是說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或地位，為著遠大的目標，必須時時警惕慎行，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地待人處世，一步步開拓。這就是朱元璋在金陵設計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四是「或躍在淵」，已經具有行動實力，就必須敢於面對一切，或進或退，或躍或沉，審時度勢，從容自在。從歷史經驗看，背後似還有不擇手段、不行「婦人之仁」的意思。西征陳友諒、南滅張士誠，北至大都而放元帝北歸，朱元璋這階段好不從容。五則為「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九五」之尊的地位終於獲得，也就是孟老夫子說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天才人物出現的時候。《周易》的注釋者就說：「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德備天下，為萬民所瞻仰。」六則以「亢龍有悔」最後作結，意味深長。《周易》講究事物的發展盛極必衰，「亢龍」忘乎所以，高飛窮極，勢必遭受挫折。故警戒「亢龍」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一定會後悔莫及。朱元璋大殺功臣，自以為可以為長孫排除繼位的阻礙，結果卻害得其左右無助，眼睜睜讓皇位被親叔奪走。《周易》這一卦，可以說把中國王朝歷史的興衰過程全說盡了。遍觀歷代開國君主，大抵不出這些路數。這裡僅以洪武為證。歷代王朝都跳不出最後「亢龍有悔」的結局。

遠的不說，再說較近的蔣介石，一生多變。蔣氏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人物。剛從四明溪口小鎮上走出來，還滿身鄉氣。來到上海，混跡於十里洋場，當過兵，也出入賭場、交易所，流氣、霸氣都學會了。湖州南潯的張靜江，恐怕算得上是蔣氏的「李善長」，是助蔣完成「見龍在田，利見大人」階段的一個關鍵性人物。後來蔣氏有負於張靜江，但比起朱元璋殺李善長，還不算太惡。此是後話。經張推薦到了黃埔，收斂流氣，矢志革命，連中山先生也不懷疑他是三民主義信徒，當上黃埔軍校校長。蔣氏一生對「校長」這一稱呼最看重。曾幾何時，軍權在手，一路兵進上海，就翻臉不認人。「4·12」大屠殺露出真容，接著既清「共黨」，也壓「本黨」異議人士。這一長段經歷，很像《周易》由「潛龍勿用」到「或躍在淵」。在黃埔還「如臨深淵」，到上海就「大動干戈」。因為他相信只有這樣，才能「飛龍在天」。在蔣氏身上儒家影響很深，也為史家所共識。《曾文正公集》常備於案頭，誦讀不輟，絕不虛假。手下又搜羅一大批留洋飽學之士，各有專長，更有與外國保持密切聯繫，生活完全洋化的宋孔兩氏與之攜手合作。既舊又新，色彩斑斕。但要蔣氏王朝真正實行歐美式的民主政治，那也是「南柯一夢」。即使宋美齡對蔣介石再有影響力，也不過規勸其皈依了基督教，跟著走進禮拜堂而已（據說到晚年越發虔誠）。生活方式淺表層面的變化，不足以搖撼千餘年歷史積澱注入其心靈深處的「集體無意識」。特別到了觸及傳統社會的要害——政治權力，這些人物都會堅如磐石，不為所動。蔣介石真正信仰的東西，恰如他對其親信私下坦言的：「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主義為用。」前者乃儒家之轉形，後者更是法家的變種。骨子裡仍不離中國本土的帝王之道、治國大經。但蔣氏還算是百年一遇的人物，慘然離開溪口，漂泊海上時，天良發現，說道：「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打敗了自己。」沒有這份「覺悟」，恐怕也就不會有後來的改革。到晚年，看其照片，似乎又返回到溪口，成了身著長袍，雙手插進袖管，蜷縮在屋檐下「孵太陽」的十足鄉下老頭。雖氣息奄奄，臉上卻顯出一絲過去從未有過的慈和與溫良。我想，這大概就是他所以還能容忍小蔣（經國）「改弦更轍」的緣由。

當然我們不是否認個別突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也不是否認權威的作用。問題是中國傳統社會缺乏充分的社會分化，沒有足夠可靠的權力制衡機制。現代社會則迥然不同，它是在高度分化基礎上的高度整合，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稱之為「有機整合」。在有機整合的社會模式中，權威依然必須有，但這種權威首先是非人格的法理權威，法律至高無上，任何個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人格權威又呈現出多元和多樣性，各類權威間相互制約，形成動態平衡。沒有絕對權威，也不相信天才統治。「二戰」後，西方現代政治越來越顯示出世俗化傾向，就說明了這一點。

深入下去，就必須說到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第三個特點。

（三）「政治一體化」，缺乏經濟、文化子系統的相對獨立性

中國傳統社會的三大子系統，政治、經濟和文化，政治是居高臨下的，不僅居第一位，而且包容並支配著經濟和文化，造成了所謂「政治一體化」的特殊結構類型。經濟是大國政治的經濟，即著眼於大國專制集權體制的經濟，私人經濟沒有獨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倫理化的文化，著眼於大國專制一統為主旨的意識形態整合的功能，異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沒有，而卻總被遮蔽，了無光彩。政治高於一切，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為轉移。這種社會生態性的高度傾斜，造成了產生不出什麼別的力量去制衡、約束政治系統。政治系統出了問題，只能靠政治方式即權力鬥爭去解決，即所謂「以暴易暴」，大亂之後才能大治，和平的改革常流於失敗。

假若說現代社會的整合，仰賴充分的分化以及這種分化之間的制衡，那麼，中國傳統社會的整合，則主要是靠駕馭權力的謀略，即法家所說的「法、術、勢」一套控制手段。「制衡」是在一個立體模型中尋求各個多面體之間的平衡；「駕馭」則是在一個同心圓的平面上，謀求消弭離心因素，穩固眾星捧月的格局，權力圍繞著一個太陽——獨制的君主旋轉。中國傳統政治講究萬古不易的最高準則是「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在群雄並起、稱兄道弟的農民起義的後期，必會演出首領火併、血肉殘殺的慘劇；假若成功地坐穩江山，則多弒殺功臣，鞏固皇權，此即所謂「狡兔死，走狗烹」。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體制，其核心是保障皇權的絕對權威，確保中央的「大一統」。因此在不斷豐富的政治實踐中，製作出一套周密的制度設計，預防和制裁一切有害於上述目標的離心因素。除了君主深藏不露、寬猛恩惠相濟等等個人技巧外，細緻分析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演變的脈絡，其要領不外乎：一是制止官僚的集團化，絕對不允許政治反對派的存在；二是剝奪地方的自治權，制止一切可能遊離「大一統」、導致分裂割據的因素；三是誘之以利祿，籠絡社會精英，逼其走科舉制「華容道」，使之離開皇恩，一無所有，消解可能產生具煽動性的異己精神力量及其社會基礎。在這種政治體制下，不僅沒有獨立的人格，也沒有任何可以稱得上獨立的社會主體力量。以此言之，傳統體制「千年不變」，絕非偶然。

經濟系統的不獨立，這裡舉產權為例，試說明一二。從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黔首自實田」，耕地都必須登記在冊，看起來是歸佔有者經營，但必須承認「天下一家」，都是「皇帝之土」，都是為「國家」打工。因此中國傳統社會的產權狀況特別奇怪，不容易看得明白。說不存在某種形式的私有產權，也不合乎實際，平日里佔有者之間可以轉賣轉讓。說「私有」，什麼時候都可以宣布「土地國有」，像王莽時的「王田」、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南宋的變民田為「公田」，後來的「人民公社化」等等，究其實質都擺脫不了「國家主權是最高產權」（馬克思語）的陰影。這恐怕是世界上很少有的、中國所特具的一種歷史特徵。

無論農民還是地主，佔有的土地其實都不是完全獨立的。這種不獨立突出表現在收益權方面。國家硬性規定必須負擔各種賦稅勞役，還有地方政府的各種攤派。今人最不可理解的是，在整個兩千多年裡，農民產鹽都是由國家管理的，鹽戶（灶丁）是世襲的專業戶。鹽最初都實行官產、官收、官運、官銷，老百姓只准買官鹽。這種靠行政系統銷鹽的制度成本很高是可以想見的。弊端百出，官鹽質差、價高，老百姓寧願吃私鹽，鄉村更不願意跑到縣裡買官鹽。國家鹽的收入不保證，就想出一個辦法，強制按人口攤派，從夏季的田稅里加一筆「買鹽錢」，不管你吃不吃。後來改為官收、商運、商銷，就是「特許包銷制」，奇怪的是原來按人口收的「身丁鹽錢」卻不取消。有田就有稅，有屋就有稅。官商結合的鹽專賣制度，由於層層權力的盤剝，成為一種苛政，一直到清亡。國民黨時代也仍然不準販私鹽。宋明清三代國家靠鹽獲得的財政收入佔總收入的1/3—1/2。那為什麼鹽必須要由國家專賣？根據就是「六合之內，皆皇帝之土」。說任何私有都是不可靠的，一點也不誇張。順便說到，現在許多出版單位都忙著推出傳統商人的暢銷書，極力渲染他們的「輝煌」和「經商智慧」。其實在帝國時代，任何老實巴交、靠正道做生意的，都不可能大富，而那些暴富顯赫的大商人，無不是依仗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走歪門邪道的「識時務者」。因此，靠這些富商大賈，傳統中國從來沒有產生出像西歐那樣一代新的社會力量（「市民」），從獨立的城市走出來，由他們來摧毀中世紀「城堡」。

國家對私有經濟的限制，指導思想是「平均」，「不患寡而患不均」。「抑豪強」、「抑富商」就是由這種指導思想產生的傳統國策。漢初、明初兩次打擊豪強規模極大，涉及數十萬以上人口，名之為「遷徙豪強」。那些數代土著於此、「發家致富」、沒有政治背景的「豪強地主」「富商大賈」及其家族，一朝令下，原有田產財寶悉化為烏有，能說他們擁有「私有產權」嗎？二是「抄家」。權勢財富再顯赫的官僚地主，一旦有罪被抄沒，所有動產和不動產，不只田宅、金銀珠寶、奴婢，女眷亦得盡數沒入官府。這種做法，現代人完全無法接受，一人做事一人當，怎麼可以這樣？即使貪污，那麼也應當扣除其正當收入部分以及家屬的正常收入。但上述的做法，古代視之當然，沒有看到誰提出過異議。因為一切的一切都是「皇帝」給的，給你是「皇恩浩蕩」，收回亦理所當然。聯想到「文革大抄家」，我們的銀行為配合「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不顧國際規則公開銀行私人存款，看起來也算是有歷史根據，古已有之。因此對私有產權沒有清晰的法律界定，公私含混不清，私有產權沒有制度化保障的環境，恰恰是以後中國難以走出「中世紀」的一個癥結。

第二個難字是「大」。

先說「大一統」，中國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實現了，這在世界上也是一種奇蹟，我們常為此自豪。然而當秦始皇為實現一統中國志得意滿，號稱「天下一家，皇帝之土」時，肯定沒有想到過：大固然有大的好處，但大也有大的難處。大了，必須「統」，不統就神散形亂；大了，就難「統」，統死就生氣全無。這「統」字，在兩千年里始終是一門高深的大學問，裡面有內外的應對、上下的應對，糾纏不清的華夷之爭、中央與地方之爭、集權與分權之爭，更深的還有秩序與自由之爭、人己之辯等等。各代人都在「摸著石頭過河」，一走就走了兩千來年。等到《紅樓夢》出來，一個頗有政治頭腦的女人王熙鳳才有所覺悟，說出了一句男人沒有說出的名言：「大有大的難處。」

我們通觀中國古代歷史，最容易感受到的首先是大的好處。它可以也有能力高度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無論何等壯觀宏偉的公共工程都能掘地三尺，突兀而起，令世人為之一震，長城、運河、阿房宮、兵馬俑……這是歐洲中世紀諸侯王國做夢也不敢想像的。然而，不顧國力、民力做的許多蠢事也因此特別多，秦速亡於長城，隋促命於運河，古代翻來覆去的災難，至今想來尚令後人為之黯然神傷。

「大」的第一個難處，就是發展高度不平衡。按照自然生態（地勢、氣溫、降水量等），中國南北、東西都不平衡，其中東西之間的懸殊尤其嚴重。古代中國大致經歷了由西至東、由北到南的政治重心轉移的演進軌跡。從宋朝起，經濟重心逐漸轉移到東部偏南的沿海地帶，形成政治重心在北、經濟重心在南的分離格局。傳統政治體制人為地加劇了這種不平衡。鑒於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必不可免地要實行財政上的「平調分肥」的國策。結果「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個別經濟先進地區率先發生社會變革的可能性被扼殺，而動亂卻常常從落後的西北地區爆發，「兩頭不討好」。

「大」的第二個難處，就是權力高度集中與地方失控的矛盾。

俗話說：「天高皇帝遠」。帝國幅員的遼闊決定了必須層層設置官僚機構，而要保證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又必須使中央擁有「日理萬機」、事事必統的龐大機構。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說，結果出了一個怪現象，與社會統治基礎呈金字塔形相反，管理機構卻是一個倒金字塔。上面是一個大平台，越到下面管理人員就越少。古代行政機構只設到縣一級，上面千條線，到這裡就變成綜合一切的「收發室」，窮於應付。中央政策由近及遠，其信息的準確性與執行的有效性，正好與距離成反比；距離愈遠，熵值越高，即通常說的「走樣」、失真。因此國外高明的漢學家早就看出，中國歷代王朝權力高度集中，世界罕見，但對地方的有效管理反不及中世紀歐洲的君主國。歷史上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策再好，例如「青苗法」猶如今之農業信貸，初意甚好，結果地方各級官府為「邀功表態」，競相爭標，然而圖操作上的方便，即按家按戶攤派（「抑配」）。結果地主、農民都怨聲載道，王安石後來也落了個「拗相公」的罵名。甚至極端的還說北宋亡國，王安石是禍首。

對大多數統一大王朝來說，社會穩定的最大難題是農民。帝國政府的物質基礎，不說唯一，至少也是絕大部分來自農民有限的剩餘勞動，積少成多，支撐著社會的運作。龐然大物般的帝國，後來幾乎每十來個農民要養一個官吏士兵。口頭上「農為邦本」叫得最響，為了維持這龐大的財政，不可避免地要走到自毀經濟長城的絕路上去，更管不住不少地方官吏恣意刻剝小民。一旦王朝由盛轉衰，走向末運，吏治敗壞，越發不可收拾。一部以數千年計的中國傳統社會史，一再顯示出嚴酷的事實：失去了農民，就得垮台。

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悲劇，那就是「政治精英」們常把農民大眾遺忘在村野角落裡。平日，他們是最不起眼的芸芸眾生，不因被冷落而輒耕，背負青天，面朝黃土，為一家之生計終日牛馬般勞作。他們是如此的老實順從。殊不知他們是可以欺生卻絕不畏死。如若把他們置之死地，在生死必擇的關頭，鋌而走險，那破壞性的力量也著實可怕。中國歷史上就一再領教過了，從山村裡噴發出來的暴怒，會讓二三百年的物質積累毀於一旦。直至近世，多次現代化的嘗試，其失敗的原因之一，便是過分冷落了農村。晚清如此，蔣氏民國也是如此。

一般地說，中國的文化是最富人情味，倫理至上，政治也是被濃重地道德倫理化了的。關於理想人格的議論，也很精彩。可是，有正面必有負面。翻開正史、野史，迎面而來的不乏人與人的「窩裡斗」，君臣相鬥，臣臣相鬥，連帝王之家，骨肉相殘，也幾乎歷朝皆有。也免不了隔一段時間，小民與君臣大打出手。最可驚駭的是，每二三百年發生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常致生靈塗炭。我一度曾大惑不解，為什麼從「咸陽三月火」始作俑起，漢宮唐殿宋樓明園都非得付之一炬？為什麼不坐下來冷靜想一想，保存下來讓自己也消受「春華秋月」，何樂而不為？可見，中國文化乃至國民性也非「中庸和柔」。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常？這是對「皇恩浩蕩」的一種逆反。長時期由失落、失望到絕望，蓄積起來的情緒能量，必須尋求一種特別大的刺激方式才能宣洩——據心理學家說，「放火」刺激釋放量最高。

第三個難字是「多」，人口眾多。

中國的傳統農業有著與歐洲截然不同的特性。大約從春秋戰國起，我國的農業就走了一條勞動力密集、精耕細作的集約農業的道路，其增產的主要途徑不是擴大經營規模，而是通過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畝產）和耕地複種指數來實現。農具和農本投資長期停滯不前，農業生產力唯一的也是最活躍的變數即是人口增殖——添進勞動力。我們常常責怪國人「多子多福」的舊觀念，豈知彼時實有不得已的經濟動因。由唐入宋，往後隨著土地所有權的日益分散，耕地的經營更是畸零小塊，糧食的需求推動著人口的上升，開始了經濟—人口的惡性循環。宋已越過1億大關，明估計要到2億，鴉片戰爭前即已達到4億的高峰點。因此，在我國進入社會結構變革期，與歐洲大不相同，必須承受一個世界罕見的人口負荷過重的包袱。有的學者把它形容為「人口懸劍」。

人口負荷過重，無疑會對社會變革帶來某種長期而深遠的制約。在歷史上，歐洲的人口負荷狀況一向就比中國好。當進入「過渡時期」，它的人口增長几起幾落：1100—1350年增長，1350—1450年後退；1450—1650年呈W形增長態勢，特別是1550年前後一度因自然災變（瘟疫）而跌入低谷；1650—1750年又再次減速後退。西人信奉馬爾薩斯「人口論」，是因為對此他們有難以抹去的噩夢：歐洲在「過渡期」中多次遭遇到「黑死病」（即鼠疫）猖獗的恐怖災變，長達幾個世紀，不少城市損失慘烈（法國馬賽於1720年人口死亡近半）。據專家估算，這一災難總體上使整個歐洲人口較起始時期減少了1/5。人口的驟減直到1750年方被剎住，由此進入長期緩步上升的態勢。真可謂不幸中的僥倖，「天助西方」也。歐洲此時正值工業革命的關鍵時刻，人口負荷較輕（當時歐洲人口總量為1.5億左右，而與歐洲近乎同面積的中國，同期人口數已突破4億大關）顯然是一個有利因素。據《歐洲經濟史》所披露的史料，工業革命前期，英國除棉紡織行業外，當時多數行業普遍從業人員不足，像後來造成社會動蕩的失業危機那時卻並不突出。很明顯，人口壓力比較寬鬆的社會生態環境，對當時以機械化為特徵的技術革命的推進，初始阻力要小些。

在社會轉型期，社會各子系統之間的協調能力相對脆弱。城市化必不可免地要受到來自鄉村流動人口的衝擊，而人口負荷過重，無疑為人均經濟指數的優化帶來不利，更增加了就業、教育、衛生與治安等社會問題的壓力。不注意協調，稍一失控，難免會誘發震蕩，阻緩經濟發展進程。如果注意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就不難看到我國早期現代化遭遇到的這種人口負荷過重的困境，又沒有合適的應對，這是近代社會多次動蕩另一個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

第四個難字是「後」，落人之後的「後」。

時間具有不可逆性，歷史從來只有相似的重複，而沒有原模原樣的翻版。正像希臘名言：人不能走進同一條河流，由傳統走向現代也無法照抄別人的舊徑。其中除了空間（民族）的差異，也還有時間的變數——捷足先登，領天下風氣之先者，「上帝」似乎特別開恩於他們。後起者較之先行者，會在更為嚴苛的條件下經受考驗。後起者的難處很多。

依據對歐美市場經濟歷史的考察，先說兩種情境，是後來者特別是中國所不能比擬的。

第一，市場經濟拓展的國際環境。當代法國著名史學家布羅代爾在其《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三卷本中說道，歐洲人獨立地發現大西洋，是歐洲市場經濟發展中具有關鍵意義的偉大業績，「這一勝利為歐洲人打開了（通向）世界七大洋的大門和通道。從此，世界的整個海洋都為白人效勞。」此種論斷的背後，隱藏著一個冷酷卻又非常實在的經驗事實：從傳統的市場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過渡，仰賴於一個決定性的驅動力量，便是市場活動空間的最大限度的拓展。顯而易見，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市場購買力的增強，需要相當長的漸進過程。其發展初期、增長的限度必然受到原有的經濟結構、經濟實力的制約。因此，正像布氏所分析的，先行國家與落後國家由發展不平衡造成的空間上的「經濟壓差」（又稱「勢能差」）就成為市場經濟拓展最重要、也是資本積累最易見效的歷史前提。歐洲市場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落後」的亞洲、非洲、特別是當時美洲供其施展魔法、斷不能成功。布氏的這一結論並不新鮮。這就是早為我們所熟知，來自馬克思揭示的血與火交惡的海外殖民掠奪、「資本原始積累」的歷程。

當然，稍後一些，個別後來者如日本也仍有機會故伎重演。它的資本原始積累不就沾滿中國、東南人民的血汗嗎？當代中國面對的國際市場環境則已大不相同。從好的方面說，我們不必背負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坦蕩蕩面對世界而無罪疚感。從困難方面講，在日趨成熟、發達的國際市場面前，在諸多為別人捷足先登的領域，我們的拓展競爭，有時有點像輕量級與重量級「拳手」之間的較量。我們的資本積累也將比先行者更多地仰賴於自身的積聚，特別是國內公眾購買力的漸進增長。單從這一角度來考慮，我們寧願將市場經濟成長的過程看得困難些，時間上估算得長一些。

第二，在社會轉型期，社會各系統之間的協調能力相對脆弱。就以歐洲「過渡期」而論，雖然人口壓力相對要小，社會仍然長期震蕩不安。既有前述的天災，也夾雜著無以掩飾的人禍。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任憑私慾伴著貨幣跳舞，「少數人得利，多數人被捉弄」（布羅代爾語），並直到1750年前，商業、工業的發展繁榮多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黑死病的肆虐，並非純是天災，其中鄉村人口的貧窮，城市因人口過度密集，衛生狀況惡劣，以及因農業衰退而造成的糧食危機等等，都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某些西方正直的經濟學家不無辛酸地說：「英國工業革命犧牲了整整兩代人。」（見布羅代爾書）現在真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讀過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要知道直到19世紀後半葉，英國的市場經濟還混合著畸形與病態，公眾動蕩不安也不足為怪。我國當今的市場經濟既不可能遭遇歐洲那種誰也不願逢到的僥倖「機遇」（西方人權論者或許已經忘記，以飢餓和瘟疫減輕經濟的人口壓力，畢竟是最不人道的），當然更不能走犧牲公眾和農業利益的歧路（歐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所以要經歷如此長的歷程，與此也不無關係）。因此，後來者最難過的一關是心理關。必須直面現實，清醒地認識任何現代化模式在實際推行過程中，總是有利有弊，有善有惡，進步中包含有某種退步，利益也不可能一體均沾，穩定所必需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的建立，也有一個過程，有賴於經濟的增長。後來者期望完全避免先行者之「短」、之弊，雖然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但也應該意識到很難很難，有些是過程中所難以克服的，只有走到一定階段才能做到。先行者好處，當時沒有任何前例，他們的嘗試是一種自然演進，走到哪裡算哪裡，後起者往往就特別挑剔，容易產生一種不切實際的對變革完美性的期望，不懂得結果全在於過程之中。這也是中國近百年反反覆復，走了又重轉回來的一種心理根底，保守主義很有市場，在民眾中也很有影響力。

近代中國的當權者，如晚清政府，只望學到增強國力的「富強之本」，特別是堅船利炮之類，而對政治體制、思想文化的改革則諱之甚深。這是一道難過又必過的門檻。因此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不少有識之士，對西方近代化的後果有相當理解深度，不忍中國重罹「物質富裕，精神貧困」災變，面對變態的中國近代化痛心疾首，多持嚴峻的批判立場。在思想文化領域，他們甚至超前地對資本主義理性做了許多深刻有價值的批判，領20世紀世界「理性批判」風氣之先，顯示出特有的哲理智慧。這種心態的缺陷，就是不能正視社會變革的過程性和不完美性，否認經濟操作有別於道德，現代法理制度的最大特點只能制惡而不可能止惡。後起者在近代化問題上的爭論、糾葛不清，往往造成多歧，使各種社會力量消耗於內部摩擦，增加了變革成功的難度，近代化進程必曲曲折折，延以時日，呈現出特有的長期性和反覆性。

餘論

我們不必為百年來的曲曲折折感到沮喪。假如說哲學使人聰明，文學催人產生激情，那麼史學教人冷峻。什麼叫「歷史感」？歷史感就是一種大時間感。胸中有了大時間格局，就能像斯賓諾莎說的：「不笑，不悲，也不怨，只是為了理解。」歷史的時間單元不同於生理時間，它往往以百年、千年為一單元。且看世界上較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成就今天令人羨慕的績效，至少也花費了四五百年。一百年，只相當於一個百歲老人的生命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只算得上一小段。有了這種宏觀的大時間觀，盡可以坦蕩蕩地看待過去百年的跌宕起伏，一局大戲才演了一半，好戲正在後頭。社會變革是一種不隨意認同於主觀設計的自然創造物，它有它自己的軌道，重要的是不要中斷，更不能倒退。

經歷許多挫折、失敗之後，直到最近，花了很長時間才弄清，我們進行的社會改革，從本質上說，不是以誰為師，而是人類歷史上各民族（除非中途消亡）都要經歷的一種社會轉型，一種歷史大轉折。它是要由原來的傳統農業社會轉變到現代工業社會，也就是美國托夫勒所說的由「第一次浪潮」進到「第二次浪潮」，一般簡稱之為「現代化」。

變革最初只是少數人的事業，慢慢才擴展開來。現代化真正成為中國全社會的主題，進入尋常百姓家，牽動億萬家庭的神經，從上層到下層，全民都跟著為之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我以為只有到了我們這個時期，改革開放的近二十年。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剛剛過去的二十年很不平常。它既是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改革進程中從未有過的最好時段，同時也是整個「現代化」歷史鏈條中的一環。瞻前顧後，後來還有後來者。現代化的長篇「連續劇」，雖然演過了一幕又一幕，跨過了兩個世紀的門檻，看來真正的好戲還在後頭。我們仍然處在社會轉型的「現代化」過程之中。

世界現代化運動的總結，上升為現代化理論，在西方也要到20世紀的後半葉。直到現在，西方的現代化理論也還流派紛紜，莫衷一是。關於現代化的目標體系，怎樣才算實現了現代化，至少有十幾種說法。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有許多參考書。但有一點越來越清楚，現代化沒有唯一的、標準化的模式，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原樣照搬別國模式，都必須走出符合自身特點的現代化道路，才有希望獲得成功。

最近一次現代化的重新驅動，最重要的特點，便是鮮明地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其實，市場經濟的歷史十分悠久。從文明時代一開始，市場就進入人類社會生活，承擔起產品—商品流轉的經濟角色。而市場經濟體制相對就年輕得多，但從其基本完善而言，至少也已經有一二百年的歷史。它是隨人類經濟變革的「第二次浪潮」應運而生，在現代工業文明時代才確立起來的。什麼叫做「市場經濟體制」？它是以流通領域在空間上極大的拓展（跨地區，跨國貿易）為先導，通過創建現代金融業的特殊手段，實現了用市場經濟特有的「遊戲法則」——通常所說的價值規律或價格法則（看不見的手）——將生產、消費、流通、分配等環節以市場為核心實現高度一體化，並進一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由此造就了像西方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遍及一切的社會」。這就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徵和主要功績。

從世界範圍來看，英美等國是屬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先行者」（一稱「早發內生型」），像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都屬於「後來者」（又稱「後發外生型」）。後來居上的國家和民族，歷史上不乏其例，我們完全有理由自信中華民族也有這種可能，但是，後來者的成功必定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首先必須能夠通盤熟悉先行者的全部歷史經歷（包括成功的和失敗的經歷），並且融會貫通，合理消化，然後依據自身的情況和特點，加以創造性的轉換，才有可能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功之路。

在奔向世界市場經濟大潮的當下，中國人的腳步是急促而匆忙的，對此，我以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欣慰的是我們終於擺脫了千年傳統的困擾，認識到了「歷史的必然」，代價雖辛酸苦澀，然畢竟匆匆上路了。憂慮的是因急促而無暇深思，浮躁中最易滋生淺薄，好像是第一次跑到別人的「超市」里，眼花繚亂，什麼都好，拿到籃里便是菜，不明是非。據說目前經濟類專業十分火暴，求學者門庭若市，然而求學者卻不耐煩聽講經濟史課程，以至連一些頗有知名度的經濟系科，也把這類課不斷從課程表上悄然畫去，實在令人為之驚訝。我們這個民族有時太講求「立竿見影」，吃過許多虧還不醒悟。恩格斯曾尖銳地告誡過，如若忘記了「歷史的啟示」，人們「就會陷在半昏睡狀態」，「仍在黑暗中摸索」。一個不善於站到歷史經驗巨人肩膀上，不斷提升自己理論水平、精神品位的民族，是不可能創造出後來居上的歷史奇蹟的。

反觀20世紀後半葉許多發展中國家這方面的實踐，有一些現象很發人深省。在歐美本已行之有效，屢獲成功的「法門」，一經後來者移植，常常會變味走樣，不再靈驗，甚至變成討嫌的弊端。某些後來者「本土化」的結果，不是舊瓶裝新酒，便是新瓶裝舊酒，異化為傳統的替代物。探究其發生特殊畸變的原因當然很複雜，但其中有一點卻是共通的，便是忽略了先行者成功的「歷史情境」。後來者最容易犯的心理病症是「浮躁症」，或者叫做「壓縮餅乾心態」。此種心態具有兩大癥狀：一是期望值偏高，後來者大多幻想能僥倖地壓縮先行者經歷的過程，伸手就摘采果實，不耐煩培育土壤，耕耘不澆溉，睜大眼盯在別人最高「價位」上，只肯高攀不願低就，幻想「一步到位」。二是心理承受能力偏低，既幻想舍「過程」而收穫「果實」，當然對實施過程中必然出現的代價與難以避免的曲折缺乏心理準備，稍遇挫折，便怨天尤人，自卑自毀，最壞的還有可能亂了方寸，發瘋似的胡亂折騰。有感於此，我覺得學術界、理論界應儘快為公眾切實補上「歷史」一課。

在此之前，我想先說一說自己近年來經過思索得到的有關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正是出於這些方面認識的求索，才會回過頭去考量歷史上的現代化過程，並期望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

（一）對實現中國現代化，具有充分的自信心固然重要，但還必須賦予高度的理性。應該以冷靜、沉著的態度，直面變革，認識變革是一種「歷史性的運動」，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協調，過程很長，不可能一蹴而就。對中國而言，由於現代化帶有被動和後發的性質，內在缺乏現代化的理論資源和歷史資源，先天不足，後天又多次失調。因此，不能過分期望什麼都會「必然出現」。「上帝」（市場經濟、第三隻手）不會特別恩寵中國人，讓中國人走一條筆直又筆直的「康庄大道」。一路飆升，長期高速（高增長、低通貨），而沒有回落、衰退，乃至引爆危機，外國現代化歷史上沒有，中國人也不會有這種特別的福分。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從學理上探討，在現代化實現的可能性上，與其想得容易，還不如想得艱難些（不是所有人都必然自動成為「上帝」的「選民」，都可輕易登上「天國」）；在實現的時間上，與其想得短，還不如想得長些（西歐大約花了5個世紀）。現在權威的說法，是需要幾代乃至十幾代人（20—30年為一代）的努力，頭腦還算清醒。

（二）我們幾乎是在理論準備和心理準備都不甚充分的情況下，在中斷了近40年後（1937—1978年，間隔著戰時經濟、計劃經濟），突然驅動、突然起飛的。實踐中學習（摸著石頭過河），這是明智的選擇。我們不能再延誤時機了，否則，就有可能被開除「球籍」。對「摸著石頭過河」，正確的理解是，首先必須敢於實踐，同時也意味著學習這一任務的緊迫性，實踐再忙，也必須擠出一切可能有的業餘時間儘力補課：補有關世界各國現代化歷史的課，補市場經濟歷史經驗的課，補有關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制度環境的課，減少實踐的盲目性。目的是一個：讓我們能以充分健康的心態去應對現代化可能遇到的一切難題。

（三）不正常、不正確的心態的產生大概緣於以下幾個原因：

（1）對「國情」、「球情」是什麼缺乏深刻的了解；

（2）對社會轉型是什麼缺乏深刻的了解；

（3）對市場經濟是什麼缺乏深刻的了解；

（4）對社會發展或社會進步的真實內涵缺乏深刻的了解。

（四）需要打破以下幾種幼稚的觀念：

（1）可以照搬別人成功模式、依葫蘆畫瓢的觀念；

（2）社會轉型靠經濟「一馬當先」，就能萬馬奔騰的觀念；

（3）市場經濟沒有風險、不會出現危機的觀念；

（4）社會發展兩大準則公平與效率沒有衝突的觀念；

（5）社會全面發展十全十美的觀念（即只有正面效應、沒有負面效應的觀念；平均受益、人人滿足的觀念）

（五）應樹立以下幾個觀念：

（1）社會轉型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全面轉型的長過程，不可能很短、很快就完成。它要經歷許多發展階段（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每一發展階段都有其自身的特徵及其局限性。從總體上說，可以有先有後、有高有低，呈波浪形螺旋狀的上升態勢，其中有高峰和坦地，也有低潮和險谷，既不能盲目樂觀，也不必驚惶失措。但真正完成轉型必得是「全面轉型」，這一結論是毫無疑問的。

（2）從一個階段的巔峰狀態下落，即意味著新的一輪發展時機的到來，兩者之間稱做「瓶頸效應」，最容易產生危機，能否確立新的目標，敢於衝破、越過是一種考驗。

（3）市場經濟會有它自身的規則（遊戲法則），有不可捉摸、不可預測的方面，其中能否及時反省，不迴避矛盾，不諱疾忌醫、諱莫如深，非常重要（對東南亞模式的憂慮，最早產生於1994年李光耀與金大中就「文化能否決定命運」所展開的爭論，它是由美國《外交》雜誌挑起的。可惜當時未能引起世人的關注）。

（4）正確看待分化，適度控制分化，這是市場經濟下社會管理、社會控制的一門新的領導藝術，不容易，但非做好不可。

（5）社會發展從每一段落看都不完美，完美的追求存在於全部過程之中。一種發展趨勢，一經驅動，就會如危崖轉石，不達其地而不止。改革產生的問題只能通過改革的深化才能解決。

轉自歷史學考研與就業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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