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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圍場各鄉鎮地名由來

原標題:木蘭圍場各鄉鎮地名由來


木蘭圍場,這個名字,是清朝康熙皇帝設圍的產物。木蘭的滿語意為「哨鹿」。木蘭圍場是滿漢混合語地名。那麼,其他各鄉鎮的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圍場縣全稱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位於河北省的最北部,東經116°—118°,北緯41°35』—42°40』。全縣總面積9219平方公里,東鄰內蒙赤峰市,西北接多倫縣,北鄰克什克騰旗,西南與南部和豐寧、隆化縣相接。


木蘭圍場建圍前是蒙古民族的聚居地,圍名多是用蒙古語命名的,其含義反映了當時的自然環境概況。現根據「七十二圍名稱漢譯」及有關文獻核實,除五個圍名未確定其漢語意思外,其它地名的漢譯及地理意義,如:


我們可以看出圍名中反映的動物有老虎、蒼鷹、狍子、鹿、野豬、黃狗等。

反映的植物名稱有蘆葦、樹、楊樹、柳樹、樹林、椴樹、灌木林、灌木叢。反映地質地貌的更多,如大鐵山、饅頭山、山頭、山峰、山溝、草甸、河流、寬溝、峪、黑谷、白谷、甸子、白草甸子、沙子台地、岩峰、岩石、石挺、旱河、丘陵、盆地、沙漠、水泉、峽口。


圍場建圍後出現的第一批地名與軍事有關,如營房、卡倫和撥等,它們反映了圍場的管理制度。為了保護好木蘭圍場這一皇家獵苑,康熙發布了「蒙古,民人不得闌入」的禁令,並在木蘭圍場的四面,以樹柵為界區別內外,稱之為柳條邊。康熙四十五年(1706)設圍場總管大臣一員,並首次派駐圍場滿蒙八旗兵一百一十名,以後各朝屢有增加。為了便於管理和互相監督,八旗兵每旗設一個營房,統五卡倫,卡倫下設臨時哨所為撥。


八旗兵常駐地叫營房,是八旗兵丁家屬的住所和外理兵丁事務的地方。


營房設在木蘭圍場的周圍。營房初為通名,每一營房還有其所在地的蒙語或滿語名稱。這些名稱在《熱河志》和《承德府志》中均有記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蒙古族滿族的逐漸漢化,營房遂冠以旗分名稱作為專名,如XX旗營房。


而加在營房名稱之前的蒙語或滿語專名在生活中逐漸掏汰,只能從文獻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營房後來即演化為居民點的名稱。


八個營房中有五個名稱仍為營房。為便於區別,今天往往冠以XX鄉營房。有兩個保留原專名的營房,為黃旗營房和紅旗營房,另一個營房現名石片村。有三個在今圍場縣境內,三個在隆化縣境內,兩個在內蒙多倫縣境內。


營房既然設在圍場周圍,按其位置可以大體復原清朝設圍時的範圍。今圍場縣比之清朝圍場,在西南、西北方向均有收縮。


卡倫即哨所,大都設在主要路口,駐守兵丁,不準百姓進圍。


又在接近卡倫,深入圍內不遠的地方設有「撥」,作為八旗兵的臨時駐地。


根據《承德府志》記載,四十卡倫的名字基本上為蒙語或滿語,只有姜家營、東、西燕子窩三個卡倫是漢語名稱。駐兵按時輪換,每個兵丁每年到撥和卡倫值班時間為四個月,其餘時間在家耕牧。舊撥人多地狹住不下,就開設新撥,新撥鄉的地名就是由此得來的。

根據二十萬分之一地形圖不完全統計,僅今圍場縣境計有卡倫(拉)地名13處,與撥有關的地名13處。同時,歷史上圍場的面積比現在為大,其周圍出現卡倫與撥的地名應當出於同一原因。


清廷從保護圍場,優待駐守八旗兵丁的目的出發,每兵給地120畝,自己耕種,永作養贍,勿庸升課,以便使守軍安居樂業,忠於職守,但隨著兵丁家口的不斷增加,勢必要新墾荒地,另闢住處,舊撥、新撥即是一例。


到光緒年間,每旗兵丁達128名、總數超千人,如仍按每兵120畝計之,佔地超過120000畝。因此營房、卡倫和撥子地名,成為最初開發圍場的代名詞。


開圍後圍場地名的突出特點是聚落地名迅速增多。究其原因:一是鄉鎮聚落出現的時間斷續,大起大落;二是移民來自河北、內蒙、北京、天津、山東等多個省區。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地名資料,可以發現地名反映了聚落興起和土地開發的待征,這在圍場地區尤為典型。土地開發利用的過程也就是環境變遷的過程。


村落是居民定居的標誌。永久性的村落表示了人們對周圍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換句話來說,村落表示了人們對土地依賴性日益增強,對土地的利用方式日趨多樣;村落的逐步發展擴張也反映了對土地利用強度的增加。


圍場縣目前共有50個鄉鎮。其中有11個鄉鎮地名是歷史沿襲的,多為設圍時的圍名、營房、哨所等名稱,如藍旗卡倫、新地(營房新遷之地)、新撥、燕格柏(由「永安湃」圍名演化而來),這些鄉鎮聚落在開圍過程中多數一開始就變成了開發基地,只有一兩處大規模的開發較晚(如老窩鋪、腰站)。


開圍中湧現出來的39個鄉鎮,其命名方式可分為


①依姓氏加地貌,如×家灣,毛大壩等;


②商號,如裕泰豐、四合永等;


③物產,如碾子溝;

④地形,如棋盤山、龍頭山;


⑤植被,如羊草溝、艾林河、四棵樹等。


另外還有兩個「遷移」鄉鎮,一名黃土坎,是隆化縣黃土坎村周永源一家遷此,用故鄉地名命名的。另一個為殷家店,主人從濟南府德平縣殷家莊遷此。


根據統計,圍場開墾者來自今河北、北京地區、內蒙、天津、山東等省區,而以山東來的比例最高。


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是圍場地名增加最快的時期。錫良提出在平寬大川處,每十頃編為一號,山溝狹窄處隨地段多寡,每段另編一號的方法逐步實行。到何道台上任,基本上按每五頃四為一號,因此在圍場地名中出現了一些較為奇特的現象。


如(1)以溝的自然形狀命名,如頭道溝、然後按順序有二道溝、三道溝、四道溝等,每一條溝從溝頭開始為XX溝溝門,XX溝內,或者為頭號、二號、三號……。


(2)以字頭為名,然後編號。如大羅字溝、小羅字溝、代字型大小、對號、廷號、漢號、三義號、叉字型大小、隆字型大小、棋字型大小,順序編號按字又按自然地形,這樣有的號數就可以排得很長,後來成為聚落的名稱,如八十三號。有的成為鄉鎮駐地,如第三鄉駐地(六十二號)。


民國年間,當時的政府為了統調木材,設立了木局子,後來形成集市,因為往返人多,生意興隆,因而形成買賣街,該地名沿用至今。買賣街位於郊區鄉駐地偏南5公里處。地名中也有日偽時期的烙印。


1937年日偽為了修建牧場,把戰亂中四處逃散的老百姓遷回原處,稱為重新整建故鄉,按照遷民建場的順序,依次稱為一復興地、二復興地、三複興地等。


地名與它所標定的地理事物不相符合,往往說明了環境的變遷。松樹溝門、楊樹灣、葦子溝門、榆樹溝、樺木林等反映了命名時的植被狀況,對比地名含義與現在環境的相符程度,根據科學的方法,就可以推測環境植被要素乃至整個環境的變遷過程。當然,對任一地名不能望文生義地想當然,從點到面進行演繹。

例如「松樹圈」這個地名,是由戶主張景春於光緒二年(1876)遷入此地後,為了美化莊園,在院子後面的山坡上栽了椅子圈式的松樹,以後村莊形成,人們就命名該村為「松樹圈」。如果以為這裡是天然松林,而且成片分布,那就會得出不合實際的結論。


在進行地名研究的過程中,如果能應用植物地理學的知識,利用一些植物的指示作用,反映生境特徵,當會收到良好的效果。


例如柳塘子溝、柳條子溝反映的是柳灌叢,應該位於河谷或溝谷中並達到一定的海拔高度之上,在木蘭圍場位於1200米高度以上。楊樹溝門,即溝谷中的楊樹林與坡角的山楊林,海拔在1600米左右。紅松窪,指落葉松,海拔在1800米左右。扦松溝則是指之杉林。進一步的研究可以證明植物所處的演替階段,是退化還是良性循環。


50年代和60年代,圍場縣壩上出現了兩個新地名:——御道口和賽罕壩機械林場。


御道口牧場始建於1953年,現有職工2700人,總人口4706人。牧場抓種草,抓優良羊種的培育,抓造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目前有細毛羊4萬隻,品種有美利奴種、高加索種與斯達夫種。牧場總面積149萬畝,草場總面積達到105萬畝,根據預測,牧場達到9.9—10萬個羊單位時,草場才會達到飽和。因此,這裡大有潛力可挖。目前牧場有天然次生林14萬畝,82年起人工造林達7萬畝,並計劃在10年的時間內,建立沿邊防護林帶和沿壩防護林帶,把造林,天然牧場改良與牧草種植作為牧場的一項長期任務。


另一居民點機械林場,全稱河北省賽罕壩機械林場,1962年建場,面積144萬畝。


當時從全國24個省市抽調一批建設人才到壩上工作。這些拓荒者離開城市,住馬架,點白蠟,開始了艱苦創業。當年這裡只有殘存天然林30萬畝,蓄材45萬米,森林覆蓋率僅有19.6%,風沙土、白沙土地面上的蓋度僅及10%,沙化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他們以科學的態度開始了機械化造林,引種樟子松南移,已成功育樟子松林10萬多畝。而河北省人工所育樟子松林13萬畝,是以賽罕壩為基地推廣的。二十多年來,人工造林63萬畝,加上天然次生林,共有林地93萬畝,森林覆蓋率達到65%。62年以來國家投資5千萬元,現有固定資產4.5億元,自己創收2千萬元。


林場下屬6個分場,均有配套的行業生產。森林面積增加,生態環境走向良性循環,被林業部稱為北方林業的一面旗幟。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兩片中國人工林,南為黎州,北為賽罕壩。

牧場與林場兩個新地名的意義在於它們是人類致力於扭轉環境惡化趨勢的標誌。牧場和林場取得的成績是人類有意識地、積極主動地順應自然,尊重自然規律的實踐,促使環境良性循環的偉業。


縱觀木蘭圍場的地名演替過程:


初期72圍地名多已不存,反映圍場管理制度的營房、卡倫、撥的名稱逐漸演變為居民點的名稱,這就標誌著人類在這一地區的活動強度不斷增加。


開圍後聚落如雨後春筍般地增長,數字地名等是圍場土地開發的方法和見證。人類對環境的破壞已經自食其苦果。五、六十年代出現的牧場和林場兩個居民點,則給人類合理利用自然帶來一線生機。


本文引自《北京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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