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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現實與孤獨內心的女性書寫——東紫小說簡評

東紫,本名戚慧貞,山東莒縣人,1970年生,現供職于山東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九屆、第二十八屆學員。山東省簽約作家。

2004年始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十月》、《山花》等報刊雜誌發表作品,創作長篇《好日子就要來了》、《奶奶媽》及中短篇小說若干。作品曾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作家文摘》、《作品與爭鳴》、《中篇小說選刊》等及多家年度選本選載。出版兒童長篇《隱形的父親》和中短篇小說集《天涯近》(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被複習的愛情》、《白貓》、《在樓群中歌唱》(中國作協在台灣推介的「當代大陸新銳作家系列叢書」)、《逃離》、《紅領巾》等。作品曾入選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名家推薦中國原創小說年度排行榜。中篇《春茶》獲2009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學獎、中篇《樂樂》獲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杯新人獎、中篇《穿堂風》獲山東文學2005-2010年優秀作品獎、中篇《北京來人了》獲第五屆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獎、中篇《白貓》獲山東省第二屆泰山文藝獎、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提名等獎項。

另,發表大量散文,不少散文獲獎:《蘋果》獲山東省中國夢散文一等獎;《寫給老銀杏的信》獲省作協林業行一等獎;《遙遠的烏魯木齊》獲省作協鐵路行一等獎;《還原宗艷民》獲省作協科技行二等獎。

一 女性感覺中的荒誕現實與孤獨內心

東紫以女性敏感、細膩、縝密的筆法描繪城市荒誕現實與內心生活見長,作家對於生活的認知、反思以及努力追求的精神質量的提升,形成其作品最動人的部分。

其一,東紫的小說通過複雜的世態景象,揭示了生活的現代性與荒誕性。如獲得《人民文學》中篇小說獎的《春茶》,是東紫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說圍繞真情送茶,假意獻茶和最終意外退茶展開故事,在不長的篇幅里,把女性情感覺醒、內心苦悶,以及在世俗中的掙扎,表現得真切、透徹,並具有自然生髮的人文關懷意識。女人猶如春茶,時節對於她們來說,是讚美,同時也是一種威脅,極賦象徵意義的「一葉一芽」和隔冬假冒的「春茶」,則暗示了情感的模糊性和雙重價值及其荒誕性。梅雲是個眾人心目中愛情最完美,家庭最幸福,生活最安寧的女人,但一閃而逝的迷惘,才是她身上最富人性的節點。偏偏這樣一個女人,卻在臨近40歲的時候遭遇了情感糾葛,就連她自己也弄不清楚,旋風般的情感是如何著陸,又為何剎那間煙消雲散的。梅云為那真切而荒誕「一夜之愛」而驚喜,而痛苦,而懷疑自己,陷入欲罷不能的境地。在情感主題的引導下,世相被層層剝開,生活的細枝末節獲得有效的能量釋放。

《饑荒年間的肉》以一個被拐賣的女人的現世悲慘人生與夢中的桃花源世界的相副相應,形成一個現實世界與荒誕世界的完整對接。現實世界窮人家的女孩子被拐賣到遙遠又野蠻的鄉村,遭受著殘酷的虐待,跟小叔子阿福一同出逃來到另一片大山深處,在這裡女人患了一種奇怪的病,阿福為了養活並救治女人每天出去勞作,發現了水中的桃花源,造成轟動,女人才得到去醫院救治的條件,在醫院期間,她做了一個夢,夢中她是一個出生在窮苦鄉村又遭逢饑荒年代的女孩兒,名字叫飽兒,父親餓死之後,母親也氣息奄奄,她被賣到桃花源世界,這裡是富裕而且美麗,從外表看起來人人都很善良很溫厚,最重要也最讓飽兒滿意的是不僅寶兒能吃飽、能吃上肉,而且婆婆公公丈夫還對飽兒那在遠方忍飢挨餓的病勢懨懨的母親表示出關懷,並派人去接。家中婆婆每天會拿鑰匙去到一個大窖子割肉,過了一段日子飽兒得到婆婆的信任,就把鑰匙交給飽兒到地窖割肉, 到地窖之後,離奇的景觀出現:右眼看到的是豬肉,左眼看到的是人肉,原來她來到桃花源出嫁的那天,儀式有一項用一種藥水掃兩隻眼睛,結果在掃右眼的時候,她感覺疼痛,於是在掃左眼的時候,她把眼睛使勁閉上了,這種藥水就沒有改變她的左眼,因此左眼看到的就是真實的人肉。特別是她第二次到地窖,她分明看到母親的屍體,於是萌發了反抗最起碼逃跑的決心。最終在這個封閉的世界中所有人們的追捕之下她跳下了懸崖。這個荒誕故事隱喻很深:在現實世界表面光鮮亮麗的群體是在用一種特製的藥水改變了人們的眼光,然後吃著窮人的肉繼續保持著這種繁華與光亮。

其他幾部作品,如《天涯近》《顯微鏡》《珍珠樹上的安全套》和《左左右右》等從題材來看均是當下流行的現實題材與荒誕意識有機融合的,包括採用了超現實主義手法寫作的《我被大鳥綁架》。在這些作品的主幹結構框架之下,匯聚了她為主題所選擇的複雜世態。在規律當中發現無常,在無事中剝離異象,充分揭示了生活的現代性,它是真實的,可體驗的,又是虛幻荒誕飄渺的。

其二,東紫的小說有著強烈的人性與心理探索意識,表現人類心靈的反叛、回歸與救贖。《天涯近》里的大寶和豐雨順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人生,大寶反叛的目的是改變現有的生活狀況,但建立什麼樣的秩序他並沒有明確的目標,他在金錢與生活、物質與精神的矛盾中痛苦扎掙。最終他選擇了豐雨順作為自己的榜樣,並一次次被他的真誠、樂觀、堅強和寬容所感動,真正體悟到了生命的意義。在富裕的家庭生活中,大寶曾經排斥一切人,討厭父親,討厭繼母馬麗,討厭侍女玉兒,只有「這個上面開滿了白色小的圓柱形枕頭是這個家裡唯一不讓我討厭的東西」;他有時還不討厭的一件事情是繼母的咒罵:「有的時候,我喜歡繼母馬麗的咒罵,她咒罵的時候,就是她痛苦的時候。我希望看見她的痛苦」,這種幸災樂禍的心情足以表達他的生活與心理狀態。他之所以如此苦悶,是因為擁有太富足的物質條件,他因此而感到自己成為物質的奴役,於是盼著有人找他打架,盼著能挨一頓揍,進而發出了「活著真沒意思」的哀嘆。正是在他百無聊賴的時候,他遇到了豐雨順,「常常問他為什麼這麼快樂?他經常反問我為什麼不快樂呢?」他便試圖「照著他的樣子找答案」。然而這種尋找並不容易,面對豐雨順並不「風調雨順」的生活,他感到了「一種離快樂很遠也離厭煩很遠的東西」。其實,豐雨順的快樂再簡單不過,在他的眼裡,「有錢並不見得快樂,也不見得高尚」,有奮鬥、能讀書、有愛情、有正義感、肯奉獻、重理想,這些都使他快樂。貧窮的他不為金錢所動,婚禮上靠自己堅實的後背將心上人背進簡陋的洞房,這些都給了大寶以心靈的震撼。特別是豐雨順的父親患了絕症,竟然讓兒子將錢用於救治同病房的血癌病人,深深地打動了大寶的心。即便是在父親病逝,兒子患了自閉症,妻子離家出走這樣家破人亡的敗局之中,豐雨順依舊很樂觀:「人在災難和挫折里可以哭泣但不能放棄,我相信安文文還會回來……」,這些,都是他快樂的原因,也成為大寶自我拯救的工具。小說中自始至終都是心靈反叛、回歸與救贖的交織。大寶反叛以物質和慾望為代表的現實生活,嚮往回歸到豐雨順那樣充滿奮鬥、純真、智慧、正義和寬容、樂觀的生活中。我們之所以將這種嚮往稱作「回歸」,是因為豐雨順的道路才是人類美好社會的走向。豐雨順遇到的困難在大寶看來已經走投無路,但豐雨順卻依舊對生活充滿熱情,大寶被感動的哭了,他的淚水激活了他的心靈,救贖了他的生命。小說另一個層面批判了時下物質主義者以慾望為導向的腐朽生活,揭示功利主義的意識形態給自己和他人的精神世界造成冷漠帶來災難,以此警示人們關注人本身、關注內心。

其三,心靈與現實的危機以及造成危機的冷漠與殘酷,冷酷中提取出人性的堅韌與生命的樂觀,是東紫女性化敘事的重要核心,也是她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實及質量的體現。東紫小說通過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仇恨與感恩、報復與懺悔、反叛與救贖、冷漠與溫暖,始終緊扣「人如何選擇生活」這個心理型主題,其實質是如何使物質時代人類心靈矛盾體驗具體化,透過一系列複雜細碎的生活描述,我們可以發現,物質泛濫所引發的無節制的慾望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產生裂變,人類為抵禦自然所結成的群體正在被個人至上的利己主義推向絕境。

《白貓》通過主人公面對各式各樣的人物——作家、同事、朋友、前妻、兒子、情人、鄰居,心底一片空曠,內心極為孤獨;而一批白貓不僅在生活中給了主人公以溫暖,而且當自己不能繼續親自給主人送來溫暖的時候,又委託黑貓——它的情人來照顧主人,來揭示一個殘酷的現實——人類總體在功利主義與自我意識中人性缺失,表面熱情、溫暖實際虛偽、冷漠,而且已經對這種虛偽冷漠毫無羞恥感覺,甚至始終在自己虛構的虛幻光明中洋洋自得的荒誕狀態。

《北京來人了》以一個始終堅持革命精神的老革命及其家庭展開故事,著力寫他兒子的成長、工作及在各種關係中的比較和變異,寫老革命與兒子形成的差別——老一代英武勇敢、兒子卻是懦弱溫厚;寫兒子本分的行為與敏感多思的內心之間的差異;寫兒子讀了《福爾摩斯探案集》之後破案或者幫助破案的經歷;寫兒子為了實現對偉大祖國首都的憧憬與崇敬、也為了完成父輩們的期待,赴北京經歷的火車助人抓獲小偷,下火車被近似黑社會的便衣警察當成小偷嚴刑拷打,僥倖回來之後在朋友的鼓勵下寫信伸冤,等待半年之後終於等到北京來人處理問題,結果在老革命一番熱情洋溢的革命精神的膨脹(不管什麼情況不能給北京人添麻煩,一切問題全部自行化解)之後,兒子不僅沒有伸冤,反而落下了幻想症的定論;最終,兒子忍受不了這看似熱情卻充滿殘忍的現實與結果,在一個角落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結束了這場華麗當中隱藏著邪惡的夢幻,美好的理想遇到看似美好實際邪惡的目標是何等羞辱,在此時才感覺到。而生命的尊嚴與價值所在也在此得到了拷問。

《臘月往事(母雞小史)》則是在生活的殘酷面前樹立了人生的信念與溫暖的典型。浮來村的三嬸,丈夫早逝,兒女在外,孤身一人在家靠侍弄一群小雞,調節孤獨枯燥的生活,也想靠雞蛋來充實物質生活,但連續幾年每到母雞能夠生蛋的時候就會被全部偷走。三嬸悲傷憤怒絕望,最後想用農村傳統的巫術——炸面人來炸出那些偷雞的人,其實她只是想嚇唬一下這些人,終於有人自己找上門來承認作孽,並交代了同夥,三嬸對他們進行一番教育,並寬恕了他們。特別是本村的另一位中年女性遇到一場變故,想自殺的時候,三嬸以自己的經歷鼓勵她堅持活下去,日子總會好轉。這個小說與其他小說不同的是,在荒誕而又冷酷的現實中在悲涼的人生中提取出了人性的精華——對邪惡要抗爭,對不幸要抗爭,對殘酷要抗爭,這些抗爭不是靠以暴制暴、以惡制惡,而是靠堅韌、智慧和樂觀的心態。

東紫具有超乎常人的敏銳感覺,她以卓越的洞察力感受到生活中的真實形態,卻給人一種荒誕感的現實印記,并力圖通過作品喚起社會對人類回歸純樸本真和重建良好社會環境的重視,喚起人類救贖自己心靈的良知。


東紫特具的女性敏感不僅對日常化的人事、庸常生活的瑣碎有著獨特的燭照,而且融入特有的敏銳與纖細描寫,在嘈雜的現實環境中守住寂寞,在荒誕的生活中尋求本真,而且以荒誕的筆法表現真實,讓文字在精神生活中紮根,又有著獨特的品位,形成東紫小說極鮮明的特色。

首先,在錯綜複雜的現代生活中,以多元的生活形態和多變多向的人物性格與命運,建立獨特的話語方式——以敏感而又荒誕的文字寫現實真實。從這個意義上,東紫在兩個層面上努力探索,呈現獨特的藝術世界:一是在生活的體驗與深度開掘上,展現了女性寫作的柔韌性;二是在藝術展現的領域裡,有著女性化、個人化的視覺。更為重要的是,作者的寫作雖然來自荒誕的現實,但卻不是浮在幻覺水面上的花葉,而是植入現實泥土的根脈,她以女性的敏感以荒誕的筆法去寫現實生活就有了一種超乎常規的感覺和張力。

《我被大鳥綁架》情節簡潔,實質上講述了兩個故事:彈弓的故事和「我」的故事。彈弓是環保局的一名職工,受領導知遇之恩,工作努力,常常加班加點,卻引來領導反感,令他困惑不解。有一天他才發現局長晚上要帶女孩來單位幽會。他向女同事小A求愛,夜裡卻發現她從辦公樓里狂奔而去,局長隨後出現。彈弓氣憤至極,他做了一個彈弓,傷了局長的下體後躲進女廁被當場抓獲。審訊多次之後,局長認定彈弓患有精神病,並隨後將之送到了安慰醫院。「我」的故事則是,在等情人電話的過程中,「我」被一隻大鳥綁架,看著它們井然有序的活動,「我」知道「我」遭到了智商極高的鳥精鳥怪的預謀迫害。鳥們像宙斯折磨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一樣折磨「我」,用人類的方式來戲弄「我」,傷害了「我」的貞潔。這本是一場夢,當「我」向院長講出時,卻被當作精神病人送到了安慰醫院。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兩個相對的故事,即報復的故事和懺悔的故事。彈弓用自己的方法報復心靈醜陋的人們,男女之間關係混亂,所謂的領導道貌岸然,當局長被擊傷,彈弓即將被法辦的時候,局長卻作證他是個精神病患者,使其免於刑罰。這看似荒唐的情節站在局長的角度又是多麼的合理:假使彈弓不是精神病患者,那麼他所供述的一切將成為事實,局長則無以為人。而在第二個故事中,「我」通過鳥用人類的方法折磨「我」的事件,替人類表達深深的懺悔,「人是動物世界裡最亂交最不重情又最自以為是的物種,並教會了與人類接觸最多的動物,比如豬、狗、牛、羊、驢等亂交」,這是對人類行為辛辣的諷刺。大鳥用嘴輪番拉「我」的乳頭的行為,與希臘神話中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和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所受的煉獄之苦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兩個故事並沒有成為毫無關係的獨立情節,而是合二為一表達著人類報復與懺悔的矛盾心情。彈弓仇恨自己鍾情的人被玷污,通過擊傷局長這樣的方式進行報復;「我」替人類的這種亂交行為感到羞愧,並以「我」的血肉之軀承載鳥類對人類的報復,即以這種煉獄的方式表達懺悔之情。作品中作者安排女生被大鳥綁架,男生用彈弓打擊男人亂交的根,都有著無限的隱喻空間,這就使超現實主義的荒誕氛圍恰到好處地為主題提供了良好的基調。

其次,意識流動與情感融入的敘述方法、情節構造,抽絲剝繭與情節疊放的格局,給作品提供節奏的變化和閱讀空間的回味,是東紫小說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東紫的小說很少採用傳統小說客觀的時序式的敘事方式,而是將客觀敘事與主觀感覺融為一體,按照意識流動和情感輻射的規律敘事,這也就打破了傳統小說的單一性和刻板性的缺陷,而形成了立體化多向度的結構特徵。《左左右右》講述了一個鐵路醫院護士姚遙的故事,姚遙因為赴一個已婚男人柚子的約會,誤了崗位調整的動員大會,被從南康市調到位處荒涼地帶的「爪哇」鐵路工務段衛生所。岳非是她的一個病人,會畫畫,艱苦的環境促成了他們的友誼。某天男廁的牆上被人畫上了一幅做愛圖,畫中的男女主角是段長和女工臧萍萍。此時恰逢單位競爭上崗,一個崗位卻有岳非和臧萍萍兩個人競爭。岳非自然成為大家心中的繪畫者,她的女友黃蕾也與他斷絕了關係。姚遙在南康的閨蜜麥樂樂成為她唯一可以傾訴的對象,她為她謀到了到院長家裡申請調回市裡的機會,可她卻只對院長說了工友藥費報銷的事。岳非的同事王小偉出了事故,他照顧他的妻兒,村裡人誤會了他的好心。他便約姚遙冒充自己的女友去消除誤會。麥樂樂發現了畫畫事件的真相,並說通黃蕾原諒岳非,此時岳非卻已經神經失常,摸電閘死了。姚遙與王小偉的家小一道在機關大門口靜坐,只要求有人能對岳非蒙冤死去說一聲「對不起」。

這部小說敘述融入情感、意識流動,情感與情節交融。同時這部小說在敘事方法上鮮明地呈現出抽絲剝繭和情節累加的特徵。作者開始並不交代事情的緣起,而是在姚遙給岳非看病打針過程中橫空直入,開篇就是「姚遙對著岳非的左半邊屁股突然發現自己的手在顫抖」。通過這樣的方式,將小說的兩個主要人物和盤托出。人物出場之後,故事便開始沿著人物過去的和現實的經歷交叉前進。連打針都不熟練的姚遙為什麼到了衛生所獨當一面?她為什麼會想到麥樂樂?她為什麼會對岳非充滿信任……猶如桑蠶結繭,繭里的核心是姚遙、岳非及其周圍形形色色的人物,蠶絲則是這一個個緊湊的故事。它們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飽滿的蠶繭。在結繭之後,作者的任務隨著問題的創設而漸漸加重,開始了從紛亂中抽絲剝繭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艱苦的,也最體現作者的創作功力。作者順著生活的進程通過多種多樣的敘述方法鋪陳線索,寫岳非與姚遙的出場是順序,寫姚遙到爪哇衛生所的過程以及她與柚子的相愛是補敘。尤其是岳非這個形象的塑造,作者將岳非蒙冤之後的內心焦灼隱藏起來,不重點寫他因被誣陷而奔走呼號,不寫他因大家的猜忌而意志消沉,作者重點寫他幫助姚遙和王小偉一家的過程。這種避重就輕和舉重若輕的寫法,讓岳非作為一個普通鐵路工人帶有仗義正直、珍視友誼、熱情勇敢的形象鮮活起來。作者最終揭示出事情的真相所造成的震撼力,讓讀者充分理解了這種步步為營、抽絲剝繭的寫作方法的巧妙所在。結局將圍繞在人物身上的故事全部給予終結,岳非的悲劇性結局、姚遙從柚子的荒誕愛情中解脫出來、臧萍萍與段長的齷齪秘聞被揭露、王小偉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在姚遙的引導下站出來為岳非討一個說法等等,附著在蠶繭上的「絲」被剝開,裸露出來的則是作者創作的終極目標:複雜的人性。

在抽絲剝繭的基礎上,東紫還以較為持久的耐力排布故事的進展,情節疊放之後呈現的效果非常明顯。所謂情節疊放,表面上是使故事曲折化,實質上是為塑造人物形象、表達主題思想起到更重要的支撐作用。《左左右右》中表現核心人物岳非的性格時,作者不僅安排了姚遙作為見證人,還將董漢民一家、郭武的前妻和孩子作為對照人物創造出來,更通過王小偉妻子為兩個孩子分別取名為「王念岳、王念非」這樣的情節來表達他對朋友的赤誠。這些情節被累加起來,形成了表達的合力。岳非完全取得了作為異性朋友的姚遙的信任,因此,她愛上一個已婚男子的荒唐行徑令岳非內心十分不安。當她被欺騙時,本來與此事無關的岳非鋌而走險,領著姚遙找上門來,通過近乎暴力的手段讓騙子說了一句「對不起」——小說的結尾是姚遙要為岳非討一句「對不起」,這種前後呼應的方法讓故事在經過大量情節變化之後回復到一個完整而圓潤的整體上來。

再次,東紫還融匯現代性的表述方式,將莫言的超現實主義、荒誕派和張愛玲的心理型敘事控制遊刃有餘,展示生活的真實與荒誕之間的無縫對接。例如《饑荒年間的肉》荒誕現實的完美對接,《我被大鳥綁架》中的超現實主義元素、《天涯近》中用個人化敘事語言表達社會性主題的方式等,都是十分成功和有益的嘗試。《白貓》里的敘者「我」是某學院副教授,前妻則為醫學博士,兒子八歲前與「我」相依為命,八至十八歲期間則與前妻過活。小說起始於前妻將履行承諾,讓兒子在十八歲生日後也是高考結束後與「我」相聚的期待,東紫以細膩的感知寫這對父子的外顯行為與心理狀態,作者寫善感的父親在機場見到闊別十年的兒子以及碰到流浪貓之後的情感交流實質上是寫父親的孤獨:

我已是兒子的陌生人。兒子在機場見了我連激動的情緒都沒有。我孤獨地激動著,心酸著。我緊緊抱住他,他推我,沒推開。從機場回到家,他主動說的第一句話是——能上網嗎?

自此兒子一連三天坐在計算機前,將背影對著老子。他不喜歡聽到小時候愛吃菜、愛淋雨的回憶,進入青春期後不免耍酷,卻又無意間流露出稚氣,就這一點兒稚氣,已讓眼巴巴盼著交流的父親充滿了欣喜若狂的感動:

爸!它能聽懂你的話呢!我兒子八歲前的語調像強電流擊中我。我的腳步不由得停頓了一下。我不敢回頭看他,生怕一眼又把他看回了十八歲。我的兒子在我腳步短暫的停頓里一步跨過了十年,甩動著長長的胳膊表情冷漠地越過我,給白貓當嚮導。

同樣,2009年獲得人民文學獎的《春茶》,表面在寫春茶呈獻給消費者品嘗者的感覺,寫中年女性對婚外情的回味與對青春的自傷,實際呈現的卻是女性對生活就像春茶對飲者的難以自主的無奈,甚至於表面獨立實際毫無獨立人格與空間的悲涼:

一葉一芽。

女人和茶葉最好的時期。

她看著那個無法伸展成葉片的芽苞,那樹林一樣擁擠著拚命消散自身的色彩博取別人一聲喝採的短暫,想到那其實就是一個個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沒有兩隻水袖的女人。或許水袖是有兩隻的,但舞動的只能是一隻。另一隻必須是緊握著的,是永遠不能順應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拋撒舞動的。

東紫將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用自己的感覺和眼光提煉、升華,著力點在於人物性格、人物心理、人物精神世界的展開以及對時代病灶的診斷、揭示和時代精神的思考與建構。相對於秩序井然的自然世界,個人和群體的變異思維,在長期生活中逐漸形成一定的社會規則和人性法則,複雜成為我們描述當今人與世界的最簡單辭彙。文學的責任在於發現一個時代存在的問題,發掘一個時代及其未來可能需要的精神價值,任何手法和技術都應為此服務,或者說不能違背這一原則。東紫的作品常常在情感化敘事的引誘之下令你逐步深入,而發展趨勢往往令讀者難以預想,因為她的故事雖然在平凡生活中真實發生卻常常在你意料之外展開,因此閱讀過程也常常是一個綿延不斷的探索奇境的過程、咀嚼過程。

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在回答「知識分子的用處何?」的問題時指出,一個以知識分子自命的人,其首要責任是「把精神集中在他所選擇的道路上」(轉引自《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傳》,[法]德尼·貝多萊著,於秀英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北京)。東紫在這條道路上走的很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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