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信札》與中國

最新 07-23

原標題：《波斯人信札》與中國

授權轉自：古典學研究（ID：researchinclassics）

《波斯人信札》與中國

劉小楓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本文為劉小楓教授為《女人、閹奴與政制：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講疏》中譯本撰寫的前言。本次刊發的版本經作者本人修訂。感謝作者授權刊發。

1965年冬至1966年春，施特勞斯連續開設了兩個學期的孟德斯鳩研讀課，講疏《論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全部課程共33講，第一個部分是《論法的精神》講疏（共26講），第二個部分是《波斯人信札》講疏（共7講），按錄音整理的記錄稿約60萬字，篇幅很大。為閱讀方便，我們將《波斯人信札》講疏單獨刊行。

以小說方式探究重大政治問題，是西方文史的傳統手法。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不僅是西方文學史上的名著，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佔有重要位置。在這部小說中，孟德斯鳩假託兩位波斯人離開祖國出遊歐洲後寫的書信以及與他們通信的各色人的書信，曲折地表達了啟蒙思想的基本訴求。兩位主人公之一郁斯貝斯在離開祖國前往歐洲的途中寫信給朋友說：

由於渴望增長知識，我跟里加離鄉背井，拋棄平靜生活的溫馨，辛辛苦苦出來尋求智慧，在波斯人中，我們可能是頭兩個。我們誕生於繁榮的王國，但是我們認為，我們王國的邊界並不就是我們知識的極限，不應只用東方的智慧來啟迪我們。

請告訴我別人怎麼議論我們的出遊，不要光說好聽的。我估計不會有很多人贊同。[1]

小說人物當然是虛構，但作家編故事往往會有現實原型。讓今天的我們難免有些驚訝的是：代表東方文明的阿拉伯人郁斯貝斯的原型竟然是個名叫黃嘉略（1679 - 1716）的中國人。此人出生福建莆田的一個富裕家庭，喜歡遊歷，結識了來華傳教的神父李斐理（La Blanc），被收為義子。

23歲那年（1702），黃嘉略隨一位名叫梁宏仁（Artus de Lionne）的法國傳教士航行8個月後到達巴黎，從此定居下來。黃嘉略在巴黎學習法語，十年後還結了婚（想必娶了個巴黎姑娘），後來進了王室圖書館當翻譯。[2]十多年前（1697），白晉神父從遠東帶了一批中文圖書回去，收藏在王室圖書館需要整理。

孟德斯鳩20多歲時到巴黎遊學（1709至1713年），多次到王室圖書館找黃嘉略攀談，了解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的方方面面，還在黃嘉略指引下閱讀傳教士所寫的關於中國的書籍。據說，在逗留巴黎期間，孟德斯鳩就開始為寫作《波斯人信札》做準備，記了不少筆記，包括與黃嘉略談話的筆記。[3]

也許由於水土不服，黃嘉略年僅37歲就去世了。這讓我們難免想到《波斯人信札》中與黃嘉略相關的另一個「八卦」。小說中的另一個遊歷歐洲的波斯人里加在信中寫到：

巴黎的居民好奇到荒誕的地步。我初到巴黎時，被視為天外來客：男女老幼無不以先睹為快。我一出門，所有的人都趴在窗戶上看我……我去看戲，立刻就發現千百把長柄眼鏡對著我……如此的殊榮不免成為一個負擔。我不認為自己是個如此稀奇、如此罕見的人，而且雖然我自視甚高，但我萬萬沒料到一個誰也不認識我的大城市居然被我鬧得雞犬不寧。於是我決定脫下波斯裝，穿上歐洲服，看看我改裝後的面貌究竟還有沒有什麼令人讚賞的東西。這一試驗使我認識到我的真正價值……我一下子落到可怕的毫無價值的境地……（《波斯人信札》，前揭，第30封信）

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712年，據史家記載，黃嘉略正是在這年年底脫下中國文人的褂子，換上了西裝。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沒過幾年就去世了。畢竟，他發現，脫下中式文人服後，自己在歐洲什麼都不是……

黃嘉略不正是因為不以東方的智慧為世上唯一的智慧才去歐洲遊歷的嗎？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黃嘉略是有福之人，令人羨艷。畢竟，早在18世紀的開紀第二年，他就幸運地無需簽證移民巴黎。他為何死得那麼早、那麼年輕，迄今還是個謎。在筆者看來，黃嘉略初到歐洲時很有可能不知道，當時的歐洲一如今天的中國，正在發生一場偉大的變革：商業化文明將讓人的自然慾望成為人的自然權利，古老的德性將變得一錢不值。

十多年後，當黃嘉略明白這一點時，他就身患不治。得出這一推測的憑據是，《波斯人信札》講的正是黃嘉略看到的當時歐洲正在發生的這場變革。

孟德斯鳩曾用如今所謂比較政治哲學的語式論證說，「在亞細亞的專制制度的和諧中」（dans l』accord du despotisme asiatique），由於「政府不溫和」，總是難免「實實在在的不和」（une division réelle，《論法的精神》頁51）。在這裡，孟德斯鳩用的「溫和」（modéré）一詞與「寬和」是同義詞。

讀到這句話時，我們難免會想到：按照儒家正統思想的自我宣稱，儒家始終致力打造的不就是「溫和」的政府嗎？倘若如此，中國傳統政制就不能說是孟德斯鳩意義上的「專制」啊！在為寫作《論法的精神》而準備的筆記中，孟德斯鳩曾這樣寫到：

中國的政體是一個混合政體，因其君主的廣泛權力而具有許多專制主義因素，因其監察制度和建立在父愛和敬老基礎之上的德性而具有一些共和政體因素，因其固定不變的法律和規範有序的法庭，視堅忍不拔和不顧風險說真話的精神為榮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體因素。這三種因素都不佔強勢地位，源自氣候條件的某些具體原因使中國得以長期存在。如果說，因疆域之大而使中國是一個專制政體國家，那麼，它或許就是所有專制政體國家中之最佳。（《論法的精神》，頁880）

今天有哪個中國學人說這樣的話，難免遭某些智識人圍毆。然而，中國的某些智識人理直氣壯地圍毆這樣的言論，又恰恰是因為孟德斯鳩並沒有發表上述觀點，而是發表了更為簡單明了的觀點：

中國是一個以畏懼為原則的專制國家。在最初那些王朝統治時期，疆域沒有現在那樣遼闊，專制精神可能略微遜色。可是，如今已非昔日可比了。（《論法的精神》，頁152）

通過訴諸「亘古不變的經驗」，孟德斯鳩成功打造了「反專制」的意識形態，造就出自由主義信仰的知識人和革命家，他們把實現孟德斯鳩的「普遍歷史」法則視為自己的普遍歷史使命。商業化的自由國家才是普遍有效的歷史判准，凡沒有進入這種政制的國家，都是落後（等於專制）的國家。如福山所說，一旦這些人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他們就會建立起一個新的政治制度來支配社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