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蘭之囚：普林斯頓華裔學者妻子的救夫之路

圖：曲樺和兒子少帆

王夕越本來是不用去伊朗的。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生，研究19世紀亞洲內陸地區政府間的相似之處。他的工作既不觸及美國的伊朗政策，也不涉及伊朗近一百年內的政治現實。他原本計劃使用土庫曼的檔案館，但土庫曼沒給他簽證。

他並不是沖著探險去的——他的妻子和兩歲的兒子剛從中國來到美國。與土庫曼比起來，伊朗的情況一目了然；跟另一個他考慮過的選項阿富汗比起來，伊朗更安全。此外，伊朗的檔案館裡有很多材料對他的研究很有用。為此，他需要學習波斯語，至少要了解有關伊朗的文獻資料。但這種事情對他來說並不難：他是一個如饑似渴的讀者，而且有語言天賦。

2016年1月下旬，他動身前往德黑蘭，就在那一個月，《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簡稱JCPOA），即眾所周知的伊朗核協議全面生效。出生在中國但已加入美國籍的王夕越毫無顧慮地出發了。德黑蘭的德胡達語言教學中心是他簽證的擔保方，伊朗的一個領事機構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介紹信上蓋章批准了他的簽證，表明其此行目的是進行文獻研究。他將使用兩處收藏：分別存放在伊朗外交部和伊朗國家檔案館的外交檔案。他在瓦納克廣場附近一對中國夫婦的家中租住，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中產階級社區，位於德黑蘭北部。他每天早上6點起床和妻兒視頻聊天，早餐吃完餅乾和牛奶，就坐計程車前往市中心以南的外交檔案館，他早上8點到達，一直待到關門。由於他所需要的許多文件都是用一種古波斯文手寫的，所以他請了一位當地的學者幫助他做翻譯。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顧問、歷史學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回憶，他對自己的研究「如痴如醉」。每周四天，他都在德胡達語言中心學習波斯語。

那是一段漫長且時常令人煩躁的時光。首先是波斯新年，檔案館好幾周都不開們。然後是交通問題。德黑蘭的計程車很便宜，但空氣污染很嚴重，堵起車來一個小時不挪窩。不知不覺，就到了6月份的齋月，出於對當地風俗習慣的尊重，他每天14個小時不吃不喝，晚上9點之後在公寓里狼吞虎咽地吞下稀飯和速食麵。在他的一個好友看來，那時的王夕越聽起來脾氣很壞。在回家之前，他需要去國家檔案館查資料。但與外交檔案館不同，對方一直不理睬他。

與王夕越一起工作的當地學者建議他們一起研究這份索引，之後由這位學者——國家檔案館的前僱員——以他的名義提交閱讀文件的申請。王夕越當時急著回家。他認為，讓這位學者獲取副本是一種變通方法。檔案館員給了那位學者一半的文件。但當他回來取後一半時，他們拒絕了，翌日，這位學者遭到警方審訊。

王夕越寫信給科特金，解釋了他收集的內容和尚未完成的內容。科特金表示支持他離開伊朗，下次返回時再獲取餘下的文件。王夕越告訴妻子，他要回家了。

這時候他開始接到許多電話——數量不明的陌生人將王夕越召到警察局接受訊問。審訊者拿走了他的護照和筆記本電腦。他們說他的簽證有問題，持有這類簽證，他不能進行這種研究。不管怎樣，為什麼要讓那個當地學者去申請他的文件？他打電話給自己的顧問，給代表美國在伊朗利益的瑞士大使館。所有人都告訴他不要擔心。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伊朗當局騷擾或恐嚇學者，特別是英美學者，告訴他們，他們的簽證失效了，並且最終把他們送走。但是除非他們歸還他的護照，否則他等於是被困在這裡。幾天過去，他的恐慌情緒加劇了。

8月7日，一個不知名的來電者讓他到一個酒店報到。他打電話給遠在新澤西的妻子曲樺說：如果在這次會面後沒有收到他的消息，就馬上通知普林斯頓。幾個小時後，他回電報告了好消息。他在自己的公寓收拾行李、支付租金。伊朗人要把他送回家了。一個在樓下等候的人會帶他去機場。她應該找個瑞士大使館的人到機場去給他送機票。

這位瑞士外交官在機場等了王夕越五個小時。那張機票的航班來了又走了。曲樺下一次聽到丈夫的聲音是在普林斯頓的燧石圖書館裡，當時已經到了8月底。她接到一個來自未知號碼的電話。那是王夕越從德黑蘭的伊溫監獄打來的，他泣不成聲。

對於華盛頓來說，1979年11月的人質危機成了美伊關係中的重要一幕，當時革命學生襲擊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扣押52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員長達444天。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停止了外交手段，轉向營救行動，但執行者的人員不斷變化且不具備實權，最終行動直接在一場沙漠風暴中擱淺，給卡特的總統任期造成重挫。隨後人質危機令美國凍結了伊朗數十億美元的資產。它還留下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相互妖魔化的言論，兩國外交關係隨之破裂，並且成為惡性循環。

失去大使館並沒有阻止美國在1980年代同伊朗做交易，只不過交易對象是人質：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扣押了25名美國俘虜。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白宮違反武器禁運，秘密向德黑蘭運送導彈，以換取釋放一些人質的保證。喬治·H·W·布希(George H.W. Bush)上台後向伊朗承諾「善意」的姿態，這也同俘虜有關——其中一項措施是在1990年代初人質回國之前加快解凍5.67億美元的伊朗凍結資產。有人批評布希這是在提供某種贖金。

今天，根據調查數據推測，每年有10萬到40萬美國人前往伊朗。絕大多數人的通行沒有受到干擾。他們大都持有伊朗和美國的雙重國籍，其中許多人在原國家有家人。由於兩國之間的簽證限制，像王夕越這樣僅持美國護照的研究人員、記者乃至遊客很少。幾十年來，通常認為如果這樣的旅行者可以幸運地進入這個國家，他們就不太可能被拘留。王夕越入獄後，國務院已做出建議，警告人們這種想法並不是真的。但旅行建議很難阻止持有雙重國籍者看望家人。

訪問伊朗的伊朗裔美國人至少自2007年以來就一直處於危險之中，當時他們成了正在德黑蘭鞏固勢力的強硬派的目標。由於西方在前蘇聯集團國家支持顏色革命，以及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關於促進民主和政權更迭的言論，執政者認為美國特別可疑。2007年，兩名被關押的伊朗裔美國學者被迫出現在國家電視台上，顯然承認了自己代表美國煽動針對伊斯蘭共和國的「天鵝絨革命」。他們在九個月內獲釋，美國政府沒有做出任何已知的讓步。隨後又有其他雙重國籍人士遭到逮捕，顯然是為了打擊伊朗國內政治。

當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於2009年上台時，他決心就伊朗的核計劃問題向該國開放一個嚴肅外交渠道，同時實施嚴厲的制裁措施，這將極大地提高美國的議價能力，其後，對美國公民的扣押變成了接觸和撤退的舞步，成了雙邊關係的新主調。人們猜測，通過這些逮捕，伊朗強硬派是不是想建立伊朗的影響力，或者是想破壞外交。但到2015年底，伊朗至少關押了七名美國囚犯，奧巴馬政府為釋放他們所做的努力都遵循著自己的外交軌道，並涉及與伊朗秘密安全機構的首次直接會談。

左上起順時針：王夕越、西亞馬克·納馬齊、巴克爾·納馬齊目前都被伊朗關押

美國與伊朗就人質問題談判已有很長的歷史，對這類談判所面臨的無法解決的兩難問題也爭論已久。在伊朗釋放囚徒前，停止返回凍結的伊朗資產，可以視為是贖金嗎？用被判有罪的軍火走私商來交換美國政府認為是無辜的囚徒又怎麼說呢？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沒有一屆美國政府找到了一種妥協方案，這個方案既沒有獎勵不良行為的風險，也不會讓前往伊朗的美國人面臨危險。但是，我採訪過的所有前任或現任美國官員，哪怕只是一分鐘，都不支持就此打住，拒絕幫助下一個囚徒離開伊朗。

在唐納德·特朗普競選總統期間，他用典型的逞能方式描述這個問題，好像沒有什麼問題不能被他直接嚇跑。「哎，伊朗又下手了，」特朗普發推文說，他指的是2016年2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退休官員巴克爾·納馬奇(Baquer Namazi)被伊朗逮捕一事。「抓了我們兩個人，為釋放他們漫天要價。如果我是總統，這不會發生！」

但是有時，美國與伊朗的關係就像一個「中國手指陷阱」(一種指套遊戲——譯註）：雙方互相拉開的力量越大，就越猛烈地連在一起。在特朗普政府的領導下，華盛頓對伊朗的態度從謹慎的緩和轉向猛烈的收緊，廢除了與伊朗簽署的核協議，用新的制裁措施以及一項格外針對伊朗人的移民禁令來懲罰伊朗。儘管如此，特朗普並沒有擺脫人質的難題。至少有五名美國公民和兩名美國永久居民仍被關押在伊朗的監獄裡，他們生命的好幾年就這樣陷入了殘酷的停滯。不管怎樣，把他們從伊朗弄出來都將意味著要做某種交易。

審訊王夕越的人堅持說，他必須承認自己是間諜。否則他們怎麼可能解決他的問題呢？在被單獨監禁了18天後，他被轉移到伊溫監獄的209監區，那裡由國家情報和安全局管理。這個監區非常擁擠，囚犯們身挨身在地板上睡覺和吃飯。王夕越知道自己是唯一的非穆斯林。一些犯人認為他不潔凈，問他中國人吃不吃貓和蟑螂。他擔心其中一名犯人會對他動手。

他被監禁的前景無限期地延伸到未來，他只能在夢中回到普林斯頓，重溫在過去的生活，從夢中醒來時，他感到很迷茫。牢房裡沒有傢具，囚犯們盤腿坐在地上。王夕越粗壯的大腿給膝蓋造成很大壓力，導致他因為關節炎走路一瘸一拐。無聊的感覺折磨著他，與兒子分離的痛苦無法形容。他每周被允許與曲樺通一次話，他告訴妻子，他有過用一個喝水的杯子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監獄方面給他開了抗抑鬱藥物。他感到疼痛，主要是頭痛，有一次監獄醫生曾在一天里給他打了八針止痛藥。

「這件事對我來說，實際上是兩個事情，」去年秋天我見到曲樺時，她這樣對我說。「一個是把他弄回來。另一個是確保他活下去。」

曲樺和王夕越2009年初識，那時兩人都在一家香港律師行工作，她是律師，上班時間長得不近人情，他是調查助理。他正準備去阿富汗，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當翻譯，同時磨鍊他的普什圖語。在出發去坎大哈之前，兩人在北京約會了一次，他們在紫禁城的老巷子里漫步了幾個小時，交談時的那種舒適，曲樺從未感受過。

她含蓄而嚴肅。他很外向，對世界有著抑制不住的巨大好奇。他的外祖父是政治漫畫家和某國有雜誌的法文版編輯，他在北京的大院長大，院里住的都是外交官和翻譯。就這樣他發現了自己對語言的喜好。王夕越會說俄語、烏茲別克語、滿語、普什圖語、印地語和烏爾都語。他的夢想是去普林斯頓師從科特金教授——全世界最傑出的現代歐亞政治學者之一。

2012年兩人結婚的那段時間他申請了普林斯頓大學，2013年3月，在他獲得錄取三個月後，曲樺生下了兒子少帆（音）。王夕越已是美國公民：在他十多歲時母親嫁給了一個美國人，他在華盛頓大學念本科以及在哈佛大學念碩士時也都居住在美國。曲樺的美國簽證和工作都還需要時間去安排，所以王夕越先走，儘可能多回國看她和孩子。

她不在身邊的日子裡，他交了一群朋友：同學、同事、同說那些鮮為人知的語言的人。日後，王夕越在普林斯頓的一些朋友會對王夕越身上所有他們還不了解的事情感到驚訝。他知道的語言總比你以為的多一種，他生活過的地方也一樣。他是這麼一個朋友，要是看到你生日時孤零零一個人就會給你做頓中國大餐，要是碰見你喝著刷鍋水一樣的便宜咖啡就會送你一台濃縮咖啡機。他是這麼一個學生，課後寫電子郵件向教授提問，不管需要讀的書已經是多沉重的負擔，仍然索要外圍閱讀書目。他還是個美食家，用攻克外語語法的態度去攻克一道食譜，辛苦地花一整天時間，用他研究的某個地區的方法做一頓豐盛的飯菜。

王夕越的家人在2014年秋天抵達美國，他的中國史教授陳怡君(Janet Chen)回憶，「他走路的樣子都不一樣了。容光煥發的。」曲樺每天通勤去一家華人律師行位於曼哈頓的辦公室，上班時間很長，所以有一段時間主要由王夕越帶孩子。當爸爸讓他很開心。陳怡君還記得有一次王夕越在傾盆大雨里馱著少帆走了一英里送他去日托，然後濕淋淋又喜洋洋地走進課堂。

王夕越不在了，曲樺和少帆還留在研究生宿舍，整潔的公寓里貼著曲樺空閑時畫的精緻水彩。她獨自一人展開了遊說行動，身兼律師、妻子、調查員、倡議人。她動力十足又極為聰慧，說一口短促的、帶中國口音的英語，彷彿有無窮無盡的辭彙量。

曲樺說，從王夕越第一次從伊溫監獄打來電話起，她就與美國國務院一名負責伊朗事務的官員頻繁聯繫。那是奧巴馬政府的最後一年，也是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第一年。與曲樺聯繫的官員向她保證，會在維也納舉行的JCPOA季度會議上提出王夕越被拘捕的問題。此外，國務院只承諾遞發外交照會敦促釋放王夕越。

所以在2016年，身為中國公民的曲樺將努力集中在自己國家的大使館。當審訊王夕越的人讓他簽署一份文件，說自己希望被送回中國，她還以為取得了進展。（中國和伊朗駐在美國的外交代表都沒有回復置評請求。）她回憶說，儘管他已放棄中國護照成為美國公民，中國仍同意接收他。但後來，曲樺說，伊朗人反悔了：他們告訴中國人，想拿他與美國政府交換利益。

最遲從2009年開始，伊朗人就暗示了這種交換，當時他們抓到三個正在蘇萊曼尼亞附近伊朗、伊拉克邊境地區徒步旅行的美國年輕人。三名徒步者因涉嫌非法越境進入伊朗被拘留，隨後轉移到伊溫監獄，被指控為間諜並關押，直到阿曼蘇丹國提出總計150萬美元的保釋金。伊朗還曾建議交換囚犯，據報道伊朗給了阿曼方面一份名單，上邊是因為與美國制裁有關的控罪而在押的伊朗人。有官員稱，美國拒絕了這項提議。但類似提議奧巴馬政府將來還會聽到。

2014年和2015年，華盛頓試圖與伊朗達成里程碑意義的核協議，談判人員認為一些在押美國人的釋放歸國也應納入討論。當時這些人包括基督教牧師薩義德·阿貝迪尼(Saeed Abedini)、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阿米爾·赫克邁提(Amir Hekmati)、《華盛頓郵報》德黑蘭分社社長傑森·禮薩安(Jason Rezaian)和他的妻子耶加內·薩利希（Yeganeh Salehi，薩利希後來得到保釋）。奧巴馬的人質事務特使詹姆斯·奧布賴恩(James O』Brien)回憶說：「從奧巴馬到下面的人都很清楚，每一項政策決定都要考慮如何讓我們的人回家。」然而也正如美國談判團隊的制裁專家理查德·內夫(Richard Nephew)所說，「我們不想造成拿離心機換美國人的印象。」

從2014年底開始，美國談判人員定期與伊朗安全機構的代表會面，商討交換囚犯的條件。他們始終將這一談判與同期進行的核談判以及另一項凍結資產的仲裁區分開。為打消政府內部的疑慮——尤其是司法部的疑慮——談判人員確定了美國不會釋放恐怖分子、暴力罪犯或任何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換囚的時機也決定了這是僅此一次而不是一個危險的先例，因為核協議為各方面的突破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機會。

仍然會有痛苦的得失取捨。第一個就是前聯邦調查局特工、偶爾為中央情報局工作的私家偵探羅伯特·萊文森(Robert Levinson)，他於2007年去了伊朗自由貿易區基什島，希望招募一個線人，結果失蹤了。無論美國人怎麼開價，伊朗人都不為所動，聲稱他們對萊文森的下落一無所知，或暗示他被非國家行為人帶到了巴基斯坦。在不談及萊文森的情況下，交換繼續向前推進，但是美國人規定，他案件的進展將成為未來任何囚犯交易的先決條件。這也是為了以免設下先例，他們解釋說：他的案件是特殊的，他同美國政府的關係使得他的交換具有某種合理性和道德上的迫切性。

圖：王夕越和曲樺在普林斯頓的家中貼著他和兒子少帆的照片

本文女作者 Laura Secor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為《紐約時報雜誌》和《紐約客》以及其他出版物撰寫關於伊朗的文章。她曾五次前往伊朗。她的著作《天堂之子：為伊朗的靈魂而奮鬥》(Children of Paradise: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Iran)是約翰?加爾布雷斯寫作獎(PEN/John Kenneth Galbraith Award）的決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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