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小崗村當初搞聯產承包，究竟冒了多大的風險？

原標題：（揭秘）小崗村當初搞聯產承包，究竟冒了多大的風險？

1978年歲末的一個寒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簽訂「秘密協議」，按下鮮紅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開啟了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改變了中國農村發展史。同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這並非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特意安排，而是中國農民的自發行動。然後在鄧小平、萬里等人的支持下，中國農村改革成了一場翻天覆地的關係中國發展和命運的大變革。

那麼，小崗村的18戶農民當時為何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私自簽下「秘密協議」？對於小崗村主動變革取得的成果，全國各地為何反應不一？一個普通幹部的一封信引起了怎樣的巨大波瀾？萬里為何敢於頂住壓力支持鳳陽縣的農村改革？誰的一句話一舉扭轉了乾坤？五年出了五個一號文件，說的都是什麼？本期節目，李涵為您講述：打響農村改革第一炮的小崗村

小崗村民在當年按紅手印的茅草前合影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大批農民背井離鄉外出乞討，鳳陽縣還成了有名的叫花子縣。這年夏收分麥子，鳳陽縣小崗村每個勞動力才分到3.5公斤。全隊18戶，只有2戶沒有要過飯。隊里嚴國昌等幾個老人找到生產隊長嚴俊昌商量：再這樣下去不行了，得想想辦法。大家合計出的辦法就是不再吃大鍋飯！

副隊長嚴宏昌再也不想出去要飯了，他聯合了18戶人家搞大包干，下決心干之前，他很悲壯地對自己的老婆說：「我豁出去了，要是我被抓了，村上人會養活你們娘兒幾個的。」

當年12月的一天夜裡，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18戶農民，聚在村民嚴立華家裡，他們神態極為嚴峻地寫下了一紙契約，全文如下：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們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隨後，在場的18人在契約上按了鮮紅的手印。

他們並不知道，這個小小的契約，卻預示著農村一場大變革的開始。對於冒著身家性命危險帶頭實行「大包干」的嚴宏昌來說：這是逼出來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這也正是鄧小平反覆告誡人們的話。

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代表聯名簽訂了分田和包產到戶的契約，由此揭開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而這份「紅手印包干書」後來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一份重要文件，被認為是全國第一份包干合同書。

冒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的紅手印

1979年，小崗生產隊大豐收，全年糧食產量由原來的1.5萬多公斤猛增到6萬多公斤。

這個自農業合作化以來從未向國家交過公糧的村莊，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這是他們做夢都不敢想的事。小崗的突破，產生了極大的示範效應，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怎麼看待這一突破性的實踐呢？這令各省乃至中央官員傷了腦筋。

1979年1月23日，中共陝西省委會議決定：「必須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這是肯定人民公社，反對包產到戶。山西省委也表態說：「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長起來的，山西是堅持學大寨的。」湖南省委隨即也表示：「要繼續堅持學習大寨的基本經驗。」

然而農民們卻受不了餓肚子，行動起來了，1979年春，全國各地不少農民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劃分，三家五戶結為小組，共同擁有那一份共同的土地。到春耕時，全國已有200萬個村的3億社員採取了這種行動。這也叫包產到組。

就在這時，一個人的一封信，卻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這個人叫張浩，甘肅檔案局的幹部，1979年，他回河南洛陽老家探親，看到那裡正在搞包產到組，分地分牲口。他以激烈的措詞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說：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搞了二十幾年，群眾已經習慣了。現在搞包產到組、包產到戶，是倒退，是脫離群眾不得人心，會搞亂幹部群眾的思想，給生產造成危害。

當時國務院主管全國農業的一位副總理從《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的送審樣上看到華國鋒的批示，批評農村中搶牲畜鬧分隊的現象。於是他立即於3月14日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寫了一封信，指出要穩定三級所有、以隊為基礎，決不能倒退回去，並且要《人民日報》站出來說話。

這年的3月15日，張浩的信和編者按一同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顯要位置。編者按要大家認真讀一讀張浩的信，不能從以隊為基礎退回去，已經出現包產到組和分田到組的地方，必須堅決糾正。

很多人都認為這是黨的農村政策的最新體現，而決不是一封普通來信。於是，有的縣把分田到組的人都合併起來。有的縣大批農民當即停止春耕，說：「報上又批評啦，算啦，不幹啦！」

對這一風向的改變，鳳陽縣更是人聲鼎沸。但縣委書記陳庭元頂住了，仍然堅持大包干。當時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叫秘書打電話給鳳陽，對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說：「《人民日報》能給你飯吃？」

3月12日至24日，國家農委請七省農村工作部門和安徽三縣負責人在京開會，會後形成紀要，經中央同意批轉全國，要求「不許包產到戶」。

同時，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批評萬里「好行小惠」、「變相單幹」，指責萬里不肯學大寨。萬里回敬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同時，他指示安徽省委給《人民日報》寫信，反駁張浩。

3月3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安徽省兩位農民的來信，題目是《正確看待聯繫產量的責任制》。來信尖銳批評張浩的信和編者按給農村造成了混亂，批評有人「把聯繫產量責任制看得一無是處」和視「包」字為洪水猛獸。來信指出，應當相信大多數群眾，不要硬要群眾只能這樣不能那樣。

《人民日報》為此文加的編者按承認3月15日張浩來信和編者按「有些提法不夠準確」，「今後應注意改正」。還說：各地情況不同，怎樣搞好責任制應和當地幹部群眾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

《人民日報》發表安徽反駁張浩的來信和編者按，極大地緩解了對包產到組的壓力，給了各地從事農業改革的官員和農民迴旋的餘地。當然，《人民日報》這樣做是冒了風險的。從圍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誕生的整個宣傳來看，這一出擊，反映了當時《人民日報》一貫的支持改革的立場。

1979年夏，安徽誕生一首討伐大包乾的詩：「集體干分掉了，人心乾死掉了，幹部干癱掉了，耕牛乾死掉了，農具干毀掉了，機械干銹掉了，公房干倒掉了，大田干小掉了，科學干停掉了，公活干歇掉了，教育干低掉了，貧富干大掉了。」由此看，當時的爭論和鬥爭仍然是很尖銳的。國務院農委主辦的頗具權威性的《農村工作通訊》，1980年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別發文批評分田單幹。於是，各種輿論紛起：

「萬里這傢伙到底要幹什麼？」

「什麼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亂！」

「三中全會以來的政策是復辟資本主義！」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正當雙方爭論激烈，形勢相持不下之時，鄧小平於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負責人就農村問題發表了重要談話。鄧小平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鄧小平在關鍵時刻發表談話，一下子扭轉了乾坤。

根據鄧小平談話的精神，中央於1980年9月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會後，中央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即「75號文件」）。這份《通知》終於公開接受用包產到戶的辦法解決中國農村的貧困。

《通知》下發之後，到1980年年底，實行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生產隊從1980年初的1%上升到15%。聯產承包最終成為定局。

1979年，鳳陽賣給政府大約4450萬公斤糧食。鳳陽縣縣委書記陳庭元給他的上級寫報告說，這個數字相當於過去26年鳳陽賣給國家的糧食的總和。而在人民公社體制下，鳳陽48萬公社社員生產的糧食還不能養活自己。

小崗村1979年賣給國家糧食12497公斤，超過政府計劃的7倍；賣給國家油料12466公斤，超過國家規定任務的80倍。另外，小崗農民還有了其他收入，該村農副產品收入47000元，平均每人400多元。

一篇報告文學《丹鳳朝陽》這樣描寫說：一隻鳳凰從天而降，落到鳳陽縣境內，亭亭玉立，金碧輝煌。鳳凰忽見一瞎眼老婦，於是展其光彩，老人立即重見光明，這是鳳陽老早的一個傳說了。這篇報告文學的作者說：實行大包干之後，「神話變成了現實」。

到1981年秋，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上升到總數的40%。大約有5%的生產隊還堅守在人民公社的陣營里，另外55%的生產隊在猶豫。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當年一號文件。這個文件名為《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它在「75號文件」的基礎上又大大向前跨了一步。文件的突破點，是這樣一段話：「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共產黨執政30餘年，還從來沒有在哪一個文件中承認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是「社會主義」的。現在承認了，這就給農村幹部和農民吃了「定心丸」。

1982年底，大體上有80%的農民實行了包干到戶。人民公社體制基本上土崩瓦解。當時，農民豐收後興高采烈的說：「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1982年的「一號文件」，正式確認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使存留在農民心裡的疑惑一掃而空，使包產和包干到戶的家庭生產責任制迅猛發展。

1982年這一年，農業又一次大豐收。當年國家農委改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同時成立國務院研究中心。該中心派人分赴各省調查研究，綜合分析，反覆認證，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14個問題，涉及農村改革各個方面，並提出一個驚人論點，認為家庭聯產承包制把土地公有與家庭經營相結合，是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當時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吳象，後來回憶說。「胡耀邦、萬里曾經擔心這些提法在書記處討論不容易通過，不料開會時，幾位曾經不贊成包產到戶的老同志，卻說原來自己擔心這擔心那，看來還是思想解放不夠，不了解農村的新變化。也有個別人不吭氣，可能心裡不以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顯，大家都贊成，也就不好說什麼了。還有位資深的老同志興奮地指出，家庭聯產承包實際是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長期沒有解決的大問題。」

198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隨著農業的逐年增產，人心所向日益明顯。據統計，到1983年，全國農村已經有98%的生產隊實行「雙包」生產責任制，12702個人民公社解體。

1984年第三個「一號文件」指出：「今年農村工作的重點：在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提高生產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生產。」並規定「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15年以上」。

1985年第四個「一號文件」，取消了30年來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對糧、棉等不少重要產品採取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

1986年第五個「一號文件」指出，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必須繼續貫徹執行。

中共中央連續五年五個「一號文件」，每年前進一步。

在評價1982年以及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農村改革時，吳象這樣說：「那個時期中國農村改革的特點是由『不準』變為『不要』，再變為『有條件的允許』，進而終於『完全開放』，這樣一步步鬆綁。五個『一號文件』沒有公開否定人民公社，但實際上，每次開會制定文件，都在消除『左』的影響，解除公社體制束縛農民的枷鎖。」

「從人民公社體制到恢復農民家庭經營，歷史繞了一個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吳象說，「其實這是螺旋形地上升了一個層次，通過漸進式的改革，對原來僵化的農業經濟體制實行了自我完善，使之變新型的農業體制，使億萬農民通過承包掌握了自主權，得到了實惠，得到了自由，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業勞動的生產率大大提高，中國經濟也由此開始出現快速增長的局面」。

由此，中國開始邁入一個新的天地。

節選自《中國民生60年》 武文勝 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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