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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藝復興比歐洲早了300年

《清明上河園》中所描繪的宋代發達的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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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東洋的文藝復興要比西洋的文藝復興早三個世紀,自然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即東洋的文藝復興是否對西洋的文藝復興產生過啟發和影響。

東洋和西洋在地理上遠隔萬里,但是,在東洋的文藝復興發生後不久,蒙古大帝國橫空出世,這一特殊的歷史現象,使得東洋和西洋之間的聯繫空前緊密。

介於東洋和西洋兩者之間的伊斯蘭勢力,在蒙古時期一時趨於崩潰,東西之間的交通障礙得以清除,東西交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暢通。當時旅行到達東洋最東端的西洋人並不止馬可·波羅一個人。

見證了元代中國經濟繁榮的馬可·波羅

考慮到當時的世界形勢,我們無法低估交通的重大作用,進而想像東洋的文藝復興對西洋的文藝復興產生了某種影響。這種影響在繪畫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

由於蒙古帝國的征服,中國的繪畫傳到了西亞的伊斯蘭世界,尤其是在佔有波斯的蒙古伊兒汗國,細密畫美術呈現出空前的發達。伊斯蘭教原本極度排斥偶像崇拜,因此,在西亞,不僅是人物,甚至連動物類的繪畫和雕刻也為人們所忌憚。

然而,蒙古的征服讓這些地區一時間擺脫了伊斯蘭教的重壓,以此為契機,中國畫的技法傳入了西亞,因此而產生的色彩艷麗的細密畫,作為一種裝飾出現在波斯的文學書籍之中。

由於長期受伊斯蘭教教義的影響,人們在壁畫或鏡框畫這樣大幅的繪畫面前猶豫躊躇,而通常不會展示在大庭廣眾之下的插圖或細密畫因此興起。這種新的美術形式,在後來的伊斯蘭教復興中也得到了默許,成為西亞、印度伊斯蘭文化圈內的一種特殊藝術,並長期繁榮。

在伊兒汗國的細密畫藝術達到鼎盛後不久,義大利的文藝復興繪畫進入了第一期。接著,在西亞帖木兒王朝的細密畫藝術達到鼎盛後不久,義大利的文藝復興繪畫進入素有黃金時期之稱的第二期。

Kamālud DīnBehzād是15世紀中亞細密畫的代表藝術家。他一生描繪了大量關於世俗題材和寓言故事的細密畫作品。

由此看來,我們無法否定西亞美術和義大利繪畫之間有著文化波動上的因果關係。在各種藝術門類中,繪畫是最尊重個性的,要想在題材或者筆法這些方面證明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是非常困難的,但從西洋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中,我們不難發現人物的服裝上有不少來自西亞的因素。

從諸如此類的現象上推測,可以想像兩者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而西亞的繪畫又是在東洋的影響下出現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西洋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是東洋繪畫向西方傳播過程中的一波。

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後出現的種種科學技術中,羅盤、火藥、印刷術等等,大多沒有一個明確的起源,而這些科學技術最早的歷史記載,基本上都在東洋或非歐洲文化圈中。

從當時大的世界形勢來看,這些新的科學技術以及美術等,都是以非常之勢從東方流向西方的。可見,世界絕不是分成東方和西方這兩個互不接觸的地域,人們也絕不是生活在彼此自閉的社會之中的。

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否定的是,在西洋的文藝復興中,有著各種東洋所不具有的進步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洋的科學性,這要比東洋勝出數籌。

朱子知道大地是球形的,但他卻沒有意識到要用學理去證明它,以為天是圍繞著地在旋轉。在這些問題上,他的想法遠不及伽利略的地動說準確。

這樣,具有進步意義的歐洲文藝復興,很快便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引導社會邁向了下一個發展階段,即工業革命。

十八世紀後半葉發生在西洋的工業革命,和以法國為中心的政治革命,使世界歷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東洋也好,西亞也好,雖然都產生了文藝復興,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社會改革(reform),但無論是工業上還是政治上,都沒有發生革命(revolution)。經過了革命的西洋文化,遠遠地將其他世界拋在了身後,獨自向前突飛猛進。

歐洲的工業革命絕不可能只是歐洲自己的歷史,工業革命也不單是機器的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其背後需要有資產階級的興起,需要有與東洋的貿易,從中實現資本的積累。機器要轉動,單有動力也不行,還必須有作為原料的棉花,更需要銷售產品的市場,而提供原料和市場的實際是東洋。沒有與東洋的交通,工業革命是難以發生的。

法國革命的背景也不止在歐洲。成為革命原動力的法國資產階級,他們的興起也得力於來自荷蘭的、通過東洋貿易積蓄起來的資本。不僅如此,在革命中具有指導意義的人道主義思想中,也有來自東洋思想的影響。

革命思想家思考的烏托邦式的政治理念,是否真的存在於現實中的東洋社會,這一點並不重要,而新航路的發現,新大陸的發現,尤其是通過與中國社會的接觸,給歐洲人思想上的巨大轉變帶來的影響,則是難以估量的。

歐洲歷史的發展,一直以來是以其基督教思想與西亞伊斯蘭教思想的對立為契機的。與基督教世界對立的是伊斯蘭世界,兩者持久的對立似乎已成為一種宿命。不是同夥便是敵人,不是真神便是惡魔,在這樣的對立世界中,想產生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人道主義思想,當然是非常困難的。

米開朗基羅的雕塑作品《大衛》(局部)

然而,當歐洲人開闢了直接通向東洋的新航路後,在這裡發現了第三個世界。歐洲人發現,這個世界的人們,既不是基督教徒,也不屬伊斯蘭教,既不是同夥,也不是敵人;他們不是因為野蠻而中立的,他們有著高度發達的文明,擁有一個既沒有基督教也沒有伊斯蘭教的中立世界。這個世界的人們崇尚的儒家世界觀,令因宗教原因而長期苦惱無法解脫的歐洲人羨慕不已。於是,東洋儒家式的世界觀被空想化和理想化,在鼓吹革命、打破現狀的征途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並非不可思議的。當認識到了三個世界以後,一種新的人性意識開始出現。

兩個人是形成不了社會的,有了三個人才能形成社會,這一原理,在這種時候如實地反映了出來。法國革命不單是政治上的變革,也是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運動的結果,這也是沒有與東洋的交通便無法成功的人類發展史上的大事。

文藝復興時期以後,雖然以葡萄牙、西班牙為先頭的歐洲擴張勢力波及東洋,但其勢力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印度洋沿岸地區以及南洋,很容易就在他們面前屈服了。在印度洋、南洋人眼中,這樣的事件只不過是出現在亞洲邊緣地區的偶發事件,此前一百年左右,明朝的大艦隊不也同樣在印度洋上橫行過嗎,因此這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現象。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成功稱霸以後,繼續東進,但當他們遭遇到中國的巨大政治勢力後,便不再像在印度洋上那樣順利了。葡萄牙艦隊在廣東海面與明軍對陣,蒙受了巨大的打擊而不得不後退。已經經歷了文藝復興的中國社會,在剛剛抵達文藝復興階段的歐洲新勢力面前,依然具有充分的抵抗能力。

歐洲人對日本也採取了相同的做法,結果葡萄牙同樣引起了日本的反感而遭到驅逐。得到日本好感的只有荷蘭,在時不時地表示出屈辱的姿態後,得到的也只不過是准許其與日本進行貿易而已。

然而,在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發生以後,形勢為之一變。鴉片戰爭和亞羅號事件的兩次交鋒,證實了處於文藝復興階段的東洋,已經不是經歷革命以後的西洋的對手了。

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史,一般習慣上被稱為近世史,但若按照我們的看法,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與這之前的歐洲有著明顯的差異。

經過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其發展進入了一個任何世界都未曾經歷過的新階段。這不單是近世史的發展,稱之為近代史的發展更為恰當。

在文藝復興現象上東洋領先於西洋,然而,在革命方面,不得不承認西洋要比東洋先進得多。

東洋在宋代以後經歷了一千年的困擾,卻依然未能從文藝復興階段再進一步,跨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而西洋在進入文藝復興階段以後,只花了四五百年的時間,便很快地邁進了近代史的階段。

箇中原因,應該歸結為西洋文藝復興本身所具有的內發性的動力,而這股動力要遠勝於東洋。

不過,不應忽視的是,西洋的文藝復興受到了東洋的影響,而在日後的更進一步發展中,與東洋依然保持著不絕如縷的交往。

選自《東洋的近世》,楚塵文化出品

圖片來自網路

「宋代文藝復興論」開山之作

「漢學諾貝爾獎」儒蓮獎得主、史學泰斗宮崎市定學術代表作

《東洋的近世:中國的文藝復興》

[日]宮崎市定 著[日]礪波護 編

張學鋒、陸帥、張紫毫 譯

2018年7月

作者

宮崎市定

日本歷史學家,京都學派史學集大成者,東洋史京都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先後任京都大學教授,巴黎大學、哈佛大學、漢堡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曾榮獲有「漢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儒蓮獎、日本學士院獎和文化功勞者獎章。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科舉》《東洋的近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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