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祿堂先生對太極拳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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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祿堂先生為什麼重視太極拳

研究武術史及武術人物，最常出現的問題就是有意或無意的捕風捉影、以訛傳訛，甚至憑空杜撰。正確的認識歷史以及歷史人物，必須以史料為依據進行甄別，同時還要深入到相關人物的行為邏輯以及他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去看待，才可能得出相對正確的認識。

討論孫祿堂先生當年為何要去研究太極拳，也應本著這樣的態度去認識。我採取的方法是從孫祿堂先生所處事件的相關歷史背景出發，從相關人物與事件的邏輯與史料證據的統一中發現真相，認識事件與人物在其中的作用與意義。

那麼如何去甄別和擇取史料，其標準是什麼？

甄別和擇取一份史料，我認為需要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考量：

1）史實性，有可確認的當年實物（文字資料或物件）作為證據。

2）時間性，相關史料與所研究的對象具有同期性。

3）公信性，資料的公信性強弱分析與判別，如當年報刊、雜誌、個人的信譽的判別。

4）權威性，不是當年任何人寫的東西都可以一視同仁，還要看出處的權威性。

5）互證性，史料之間能否互相印證。

史料符合這五性的程度越高，史料的可靠性越高，可被認定和擇取的價值就越高。

我們從孫祿堂先生在民初時期（1915年——1927年）撰寫並出版的幾部武學著作中不難發現當時他著書出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彰顯武術的修身價值，這在他的《形意拳學》、《八卦拳學》和《太極拳學》這幾部拳著中開明宗義，表述的很明白，反映出孫祿堂先生寫這幾部書的主要目的是旨在對武術文化地位的確立與提升。

孫祿堂先生為什麼要從這個角度著書，而不以技擊制勝作為其著書宗旨？

這是當代研究者往往忽視的問題，也導致某些人根據自己的立場和想像對此常常做出完全錯誤的推斷。

想弄清這個問題就需要回到孫祿堂先生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並結合其史料記載來認識。

1900年庚子之亂，不僅加速了清朝的覆滅，也再一次給中國文化以巨大的衝擊，尤其是義和團運動的負面影響，社會上尤其是文化界對習武者普遍鄙夷，甚至認為拳與匪幾為同類，乃至對武術這種文化載體的排斥。孫祿堂先生感到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武術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發展。所以，他著書的目的首先是為了彰顯武術的修身價值，通過闡揚武術學理並與練拳實效之間的相互印證，使人們認識到武術具有與文一理、與道同符的至高文化地位。

（孫祿堂先生）

孫祿堂先生著書始於民初，但他的這種思考要早得多。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後，他重新思考武術的價值與功用，於是把修身定位為武術未來的主要社會功能，根據他的《八卦拳學》原自序，1901年他已開始重視研究太極拳。

有些人總喜歡把孫祿堂先生研究太極拳這件事說成為太極拳如何能「打」的證據，但這個說法只是反映了這些人自己的意願而已，並非事實。孫祿堂研究太極拳並不是因為太極拳多麼能「打」而要研究太極拳，實際上從一開始他就發現太極拳並不怎麼能「打」。因此，在1900年之前，他並沒有把太極拳作為自己研修的重點納入到自己的武學體系中。1900年後他開始重視研究太極拳，是因為他看到了太極拳背後所隱含的修身價值與道理，他後來宣揚太極拳也是因為這個。同時因為當時他就發現了原有的太極拳在技擊上存在結構性缺陷（後來1928年中央國術館首屆國術國考、1929年的浙江國術遊藝大會擂台賽及上海國術大賽擂台賽都一再證明了這一點），用孫祿堂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與自己所習各家之勁皆不能相合，所以孫祿堂從一開始就著重探究太極拳的所以然之理，以便改良當時的太極拳技術與法理，使之能夠經得起技擊實踐的印證，故由此促生了融合形意、八卦之意於一體的孫氏太極拳的創立。

毫無疑問，孫祿堂先生為了闡揚武術與文一理、與道同符這一宗旨，有意避免節外生枝，因此在他的著述中有意不提或迴避他所接觸的那些太極拳在技擊理法上的缺陷問題，反而對這些太極拳的代表人物給予了高度評價，於是有了他在《拳意述真》中把楊露禪、武禹襄與董海川、李能然並列的那段評述。孫祿堂先生是以舊瓶子裝新酒來的方式巧妙立新。這是他當時為了提升武術的文化地位所採取的一種策略。

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我們正確認識孫祿堂先生對太極拳的態度特別關鍵，也對我們正確的認識孫祿堂先生的武學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同時這也幫助我們認識到孫祿堂先生的五部武學著作並非包含了其武學體系的全部要義，尤其對其技擊體系的具體技法、練法介紹的十分簡略，而據我多年的考察，孫祿堂先生的技擊體系是一個極為高效且系統完備的體系。

孫祿堂先生著書的目的是通過揭示武學的根本性原理，即如何與道相合的原理，來提升武術的文化地位。所以，孫祿堂先生以《易經》為基礎為其武學立論，並進而揭示他的武學與儒釋道各家思想之間具有互為表裡的有機聯繫。正所謂「君子求其本，本立道生」。

在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全面衝擊之時，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時期，當時身在新文化運動中心北京的孫祿堂先生仍以《易經》為基礎為武學立論，表現出他那獨立的精神人格、極大的文化自信和思想勇氣。孫祿堂先生之所以如此，並非僅僅出自一種文化情懷，而是孫祿堂先生「因拳理悟透易理，及釋道正傳真諦、經史子集釋典道藏之精華，老宿所不能難也。旁及天文幾何與地理理化博物諸學，為新學家所樂聞焉。」（《近今北方健者傳》1923年出版）即因為有他的武學實踐為印證，而且他的武與文貫通一體已臻至境，所以他能認定真理之所在。

孫祿堂先生的凜然無畏、絕勇超拔，呈現於他獨立的精神中，表現出一種逆潮流而獨往的堅持真理的意志，以及為了這一目標對待原則問題的堅守和對於枝節問題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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